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六點多鐘，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開始從六部口東邊的新華北街拐上西長安街。新華北街路邊的居民住宅都是些老式四合院，居民人口比較密集，一見到學生隊伍過來，大家扶老攜幼出來觀看。

人群中有一位中年男子穿著短褲背心，抱著小孩站在家門口，只見他突然把懷中的孩子交給身旁的女人，走上前來，把自己腳上的拖鞋遞給了一位用布包腳的學生。一位年紀稍大些的男子見狀，也隨即跑回自家院子拿來一雙鞋子送給一位赤腳的學生。在整個過程中，他們倆人都默默的沒有說一句話。

發生在眼前的這一幕，讓我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這一夜我心中只有恨，這時才感覺到愛。

西長安街上到處血跡斑斑，路面被坦克、裝甲車碾壓得印痕纍纍，街道兩側商店的牆壁上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讓人感到觸目驚心的是，一些商店的玻璃櫥窗上用鮮血書寫著「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

回首向天安門廣場方向望去，在新華門一帶，仍有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堅持不走，與橫跨在長安街上的坦克、裝甲車及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方陣相抗衡，場面壯烈。市民和學生們不斷齊聲高呼著「打倒法西斯！」、「血債一定要用血來還！」等口號。

此時，我們中國政法大學大約二十餘名師生打著一面校旗，正處在西長安街上的郵電大樓（北京市西城區西長安街十三號）附近。長安街是中國目前最寬敞的馬路，寬達七、八十米，屬於雙行道，南北兩邊各分為快車道、慢車道、自行車道和人行道。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隔著一道高約一米二的綠色尖頭鐵欄柵。學生隊伍當時打著各自學校的旗幟，有秩序地由東往西走在北邊的自行車道上。

就在這個時候，三輛坦克從天安門廣場方向開過來，一邊發射著散發出淡黃色煙霧的軍用瓦斯彈（用毒性），一邊沿著正行走著數千名學生隊伍的自行車道快速地追輾過來。

一時間，長安大街上瀰漫著淡黃色的煙霧。這種淡黃色的煙霧不像是催淚瓦斯，因為儘管它極富刺激性，但並不催人淚下，而是一旦吸入之後，就會讓人當即感到胸悶氣短，透不過氣來。許多學生吸入淡黃色的煙霧後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乾嘔不止，其中有幾位女學生，這時候也根本顧不得女孩子應有的形象了。中國政法大學國際經濟法系的青年女教師張麗英因為過多吸入了這種淡黃色的煙霧，當場暈倒在路旁，被學生送往醫院急救。

一位曾經吸入淡黃色煙霧的學生談到感受：讓人掏心扯肺的，一個星期後症狀才完全消失。他覺得這種淡黃色煙霧的味道很熟悉，後來想起來這是中學時期做化學試驗時曾經嗅到過的氯氣。氯氣是強氧化劑，放在水中，可以置換出氧氣來，造成濃鹽酸，氯氣彈會給人體造成永久傷害、甚至死亡，應該屬於國際禁止的化學武器。

儘管在天安門廣場上經歷了血腥鎮壓，但是，善良天真的學生們還是料想不到中共當局會殘忍到動用坦克繼續追殺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並正處在返校途中的和平而有秩序的學生隊伍。慌亂之際，學生們紛紛翻越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的綠色尖頭鐵欄柵而躲避，不少人被綠色尖頭鐵欄柵刺傷或跌下來摔傷。最可憐的是那些柔弱無力的女學生，大多無法翻越高達一米二的綠色尖頭鐵欄柵，只能緊緊地貼在綠色尖頭鐵欄柵旁，驚恐之狀讓人心酸。

我和數百名學生在翻越綠色尖頭鐵欄柵後，欲進入郵電大樓的大院子暫時避難，逃避毒氣彈的傷害，而那些把門的武裝警察可恨之極，竟然緊閉大門，拒絕讓學生們入內避難。

當時，北京科技大學（原北京鋼鐵學院）碩士研究生王寬寶正與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著一輛自行車走在自行車道上，當周圍的學生開始奔逃，他倆不相信如此靠邊行走也會有危險，於是就沒有跟著一起奔逃。沒想到一念之差，兩個人頃刻之間便倒在坦克的履帶之下一死一傷。林仁富當場死亡，失去了寶貴的生命。王寬寶身負重傷，整個骨盆被軋成粉碎性骨折，數年中做了多次大手術，傷口多年後仍沒有癒合。因輸血染上「丙肝」病菌，無法再次做手術。受傷的部位可怕極了，整個臀部已無一處完好的地方。但他有著不屈的意志，幾年來強忍著傷痛的折磨，不僅完成了碩士研究生的學業和畢業論文，而且硬是考取了博士研究生。

待坦克過去，比我們所處位置稍後的學生們已慘遭不幸，有十一名學生當場慘死於坦克之下，另有許多學生受傷，其中有兩名學生被軋斷雙腿，雖然已被群眾迅即送往醫院，但因為受傷過重，估計已經沒有回生的可能。發生慘案的現場位置在六部口。

經過「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女士多年艱辛的查尋，目前已經尋找到六部口坦克軋人慘案的死難者五人、受傷者九人，一共十四人。其中十三人有姓名、年齡、所在單位以及受傷部位、致死原因；有十人已確知籍貫、家庭地址；有一人不願公布個人資料。

五位遇難的大學生是：

1)林仁富：男性，福建省莆田市人，生前是北京科技大學一九八九年應屆畢業博士生，遇難時年僅三十歲，已婚，無子女。

林仁富的父親是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林仁富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三兄一姐。在林家的眾多子女中，林仁富是唯一進入高等學府的，遇難時即將取得博士學位，且已聯繫好於當年十月赴日本深造。

林仁富在他的同齡人中本來是個幸運兒，也是林家的驕傲和希望，所有的一切卻頃刻之間在坦克的履帶下化成了灰燼。

2)董曉軍：男性，江蘇省鹽城縣人，生前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原中央團校）青年工作系一九八六級學生，遇難時年僅二十歲。

董曉軍與林仁富一樣，也是在沒有任何防備的情況下被那輛瘋狂的坦克軋死的，屍體被軋得血肉模糊，不成形狀。

董曉軍遇難後，他的父母將其骨灰盒抱回江蘇老家，掩埋在自己住家門前小溪對面的岸邊。往昔的一切都已成為夢幻，唯有那由母親的淚水匯成的溪流年復一年地嗚嚥著，控訴著那場發生在首都北京的慘無人道的殺戮。

3)王培文：男性，陝西省咸陽市人，生前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一九八六級學生，遇難時年僅二十一歲。（參見附錄照片）

王培文不幸遇難後，其家人迫於政治壓力，將悲傷深埋在心裏，一直不敢與外界聯絡。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丁子霖曾經按照友人提供的通訊位址給其家人寫過一封信，也曾經向他們轉交過來自海外中國留學生的人道捐款，但始終沒有收到對方的回信。以後丁子霖又曾經做過努力，但始終沒有結果。丁子霖想，這多半是出於恐懼吧。

4)田道民：男性，湖北省石首市人，生前是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一九八五級學生，遇難時年僅二十二歲。

田道民先被軍用毒瓦斯熏倒在地，隨後又被坦克軋掉了左邊的半個臉，其中一隻眼睛完全被軋掉。他當時被送往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但已無法救治，不治身亡。

田道民的父母都是農民，家境貧寒，家中兄弟姐妹多達八人，唯有他一人上了大學，他是這個貧寒家庭的唯一希望。

田道民遇難後，他的同班同學相約每人每年給他的父母寄十元人民幣作生活補貼。其家人把他的骨灰盒從北京抱回家鄉──石首市高陵鎮栗林嘴村安葬，他的父母至今一提起遇難的兒子仍痛苦萬分。

5) 龔紀芳：女性，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人。生前是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一九八八級學生，遇難時年僅十九歲。
受傷的九人是：

1)方政：男性，當時是北京體育學院（現為北京體育大學）理論系運動生物力學專業學生。

2)王寬寶：男性，當時是北京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

3) 權錫平：男性，當時是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

權錫平在躲避坦克追軋的時候被子彈擊中右大腿內側神經，右腿大動脈及坐骨神經分枝被打斷，如今右腿呈萎縮狀態。

4)劉華：男性，當時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

劉華與方政同時被坦克軋成重傷，後腦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性骨折，後來截肢。
5)北京某大學一名不願公布個人資料的女學生。

這名女學生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參加了一支自發組成的臨時救護隊，冒著生命危險在西長安街上搶救受傷者，這輛發了瘋的坦克竟然喪心病狂地壓向了這位善良的女學生，將她的一條大腿軋成粉碎性骨折。

俗話說，子彈不長眼睛，可是，駕駛坦克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難道也不長眼睛嗎？！連一個救死扶傷的女孩子都不放過，天底下還有比這更慘無人道的嗎？！

另外四名受傷者都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他們是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和單連軍。他們有的被軋成重傷，有的留下了終身殘疾。

在六部口坦克追殺學生撤離隊伍事件中，因為當時所處位置的關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隊伍首當其衝，所遭受到的傷害最為嚴重，除了上述名單中的傷亡者，還有一些受傷的學生並不在這份名單上。在整個撤退的學生隊伍中，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隊伍所處的位置比較靠後，跟隨著河北大學的學生隊伍。

一九九零年代初，我在美國洛杉磯主辦《新聞自由導報》的時候，結識了一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恕我尚不能透露他的姓名)，他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中也受了傷，幸運的是，他由於個子矮小（身高不到一百六十公分），當坦克從他的頭頂開過去的時候，他的身體正好處在坦克的兩條履帶之間，除了左手骨折、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之外，居然沒有受到重大的傷害。他後來寫了一篇題為《坦克追碾學生事件親歷記》的回憶文章，刊登於《新聞自由導報》。

他在回憶文章中敍述了當時的情景：

「我們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隊伍由三、四十名學生組成，處在整個學生撤離隊伍比較靠後的部分。我的同學王培文赤著腳（在撤離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由於匆促，加上人多擁擠，很多同學的鞋子都擠丟了），舉著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們學校隊伍的最前頭。

大約在清晨七時左右，正當我們隊伍從新華北街轉向西長安街的時候，突然有人驚呼：‘坦克來了！坦克來了！’我扭頭一看，只見三輛重型坦克並排行駛，從學生隊伍後面快速地衝過來。隨即又聽到一陣‘砰砰’的響聲，散開一片片嗆人的淡黃色煙霧，讓人感覺到呼吸困難。這是坦克在向學生隊伍發射毒氣彈……

同學們情急之下紛紛向路邊躲避，準備給坦克讓出一條通道。但是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隔著一道高逾一米的鐵欄柵，這道鐵欄柵又是尖頭的，一時無法翻越過去，同學們只好擠在鐵欄柵旁，無法退避到人行道上去。說時遲那時快，正當同學們在鐵欄柵旁擠成一團時，其中一輛坦克已經直接衝進鐵欄柵旁的人群中，頓時響起一陣驚恐而淒厲的叫喊聲。

一剎那間，我被一股強大無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種被軋死的感覺在腦中一閃而過，隨即失去了知覺。萬萬沒有想到，在坦克過去之後，甦醒過來的我發現自己居然還活著。我環顧四周，橫七豎八地躺著一片人，或死或傷，場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豎立的鐵欄柵也已被坦克擠倒了。於是我

在倉惶之中爬出死傷者的人堆，爬過倒塌在地的鐵欄柵，隨後被民眾送到積水潭醫院救治。……」

在上述這些遇難學生中，北京商學院的女學生龔紀芳是唯一一位不是死於坦克碾壓或撞擊的遇難者。她先是左胳膊中彈倒地，繼而因吸入大量的毒氣造成昏迷，被民眾送入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經搶救無效身亡。死亡證明書上載明：死因主要是由於吸入毒氣造成肺部糜爛。

龔紀芳左胳膊的傷口很大，看樣子像是中了俗稱「炸子」的開花彈（達姆彈），實際上應該是中了坦克上大口徑槍械（機槍或重機槍）所發射的子彈，因為當時在學生撤離隊伍的四周並沒有步行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槍彈應該是從坦克上發射出來的。

針對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憤怒地表示：

「我常常想，在戰爭年代兩軍交戰時，對敵方繳械的士兵尚且還得放他一條生路，為什麼對那些已經按命令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卻不能放過！何況他們都手無寸鐵，何況他們在撤退時沒有作任何抵抗。在和平時期竟如此殘忍地濫殺無辜，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下令把坦克開進北京城的人，就像那輛瘋狂的坦克一樣，已成了完全喪失理智的瘋子。人們難道能期望瘋子做出合乎人類理性的事情嗎？

多少年來，我總想弄清楚這輛坦克所屬的部隊，弄清楚這支部隊的現場指揮員。幾年前，我得到了那輛瘋狂坦克的番號，可惜，在我多次被迫轉移存放在家裡的資料時，竟把當時記錄下這個番號的一張紙片丟了。我期望有那麼一天，那輛坦克能重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作為那場血案的罪證。」

在上述受傷的學生中，失去雙腿的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的經歷最具典型意義，也最讓人感嘆。
當坦克向學生撤退隊伍快速追逐碾軋過來的時候，方政沒有只顧自己逃生，而是見義勇為，抱起一位因吸入毒氣和驚嚇過度而暈倒在地的同校女學生向路旁移動。一瞥眼，方政發現身後急速追逐碾軋過來的一輛坦克已經近在咫尺了，粗大的大炮筒子就在他的頭頂，他趕緊將懷抱中的同校女學生奮力推出去，自己卻躲避不及，只好就勢滾倒在地上，但是為時已晚，上半身被夾在坦克兩條履帶中間，兩腿不幸遭到坦克碾壓，履帶上的鏈條絞著他的腿及褲子，將他拖出了很長一段路，才掙紮著從坦克的履帶上掉下來滾落到了路邊，倚靠在尖頭鐵欄柵上，昏迷過去。（參見附錄照片）

方政被好心的民眾及時地包紮了傷口，快速送到北京積水潭醫院（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東街三十一號）救治。參與救治方政的醫生事後告訴他說，當時送到積水潭醫院搶救的受傷者很多，血庫非常緊張。方政由於失血過多，已經瀕臨死亡了，經過全力搶救，才保住了生命。方政雖然保住了生命，但雙腿卻失去了，右腿上部三分之一處高位截肢，左腿膝蓋下五公分處截肢。

方政的苦難並沒有就此結束，他出院返校之後遭遇到一連串殘酷的精神折磨。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的大清查運動中，重度傷殘的方政竟然被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列為重點清查對象。方政按照大清查運動的要求，照實寫出了自己在六部口被坦克碾壓的經過。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卻非要他改口說是被汽車或裝甲車碾壓，絕對不能提到坦克。（真想不明白裝甲車追軋學生和坦克追軋學生在本質上有什麼區別，正如想不明白在天安門廣場以外殺人與在天安門廣場殺人在本質上有什麼區別一樣。）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一再要求方政對坦克碾壓學生一事保持沉默，遭到他的堅決拒絕。

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始終懷疑方政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事件發生之時有暴力行為，否則為什麼會遭到坦克的碾壓。方政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堅決表示自己所說所寫的都是事實，不相信的話，可以去調查。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就去找那位被方政所救的同校女學生調查取證，令人意外的是，那位女學生既不願意為方政作證，也不承認當時與方政在一起。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抓住這一點，一直到一九九二年都沒有解決方政的問題，原先的畢業分配方案被取消，也不讓他再住在學校的宿舍裡。

北京科技大學的青年女教師吳蓓和一位姓曹的職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清晨一直堅守在天安門廣場，與數千名學生生死相依，後來跟隨學生隊伍一起撤離，她倆都是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的目擊者。當她倆得知那位北京體育學院的女學生不願意出面為方政作證的情況，非常氣憤，主動找到方政表示說，我們願意為你作證，於是就去找北京體育學院的領導反映情況。

一九九四年，在北京舉辦遠東及南太平洋地區殘疾人運動會，按照個人運動成績，方政理應在全國選拔名單之列並代表中國參加這一國際比賽，卻因為他的傷殘原因與六四血腥鎮壓事件有關，被以鄧小平的大兒子鄧樸方擔任主席的中國殘疾人協會無理地取消了參加比賽的資格。關於此事，美國《紐約時報》曾經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刊登過一篇詳細的採訪報導。其他的海外新聞媒體也有過報導。

方政身殘心不殘，雖然經歷了一連串的磨難，但仍然自強不息，後來作為個體戶到海南省海口市謀生，包括擺地攤賣東西。海口市公安部門一直把方政當做監控對象，正常生活常常受到騷擾，每隔一段時間公安人員就要上門盤問，給他在海口市的生活及事業造成了很大困難，迫使他離開海口市，回到老家安徽省合肥市。

方政截肢後必須依靠輪椅代步，由於久坐輪椅，腰背處有一些勞損，截肢的大腿神經也間歇地抽痛，非常痛苦。這一切，都給方政以及他的家庭其他成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和巨大的精神創傷。

六部口坦克追逐碾壓學生撤退隊伍事件太殘酷了！現場的情景太悲慘了！目睹者無不痛哭流涕，痛哭聲震天動地。從小就在書本上讀到「血腥」這兩個字，而只有站在六部口肝腦塗地、鮮血四濺的坦克追逐碾壓學生撤退隊伍事件的現場，我才真正明白了「血腥」這兩個字的含義。我深受震撼，死亡是如此之慘烈，生命是如此之脆弱，現實是如此之殘酷，而心情是如此之傷痛。

從此以後，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一瞬間，永遠銘刻在我的腦海中：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散亂地橫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遇難學生的遺體距離人行道兩米多遠，頭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腦袋中間開了一個大洞，像豆腐腦一樣的腦漿，攙雜著許多紅色的血絲向前噴射出一米多遠。另外四具遇難學生的遺體倒在離這具遇難學生遺體的東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兩具遇難學生的遺體被軋到了自行車上，與自行車粘到了一起。（參見附錄照片）

（當我從電報大樓門口重返六部口慘案現場的時候，部分受傷的學生和遇難學生的遺體已經被民眾運走了。）

一些極度悲傷的學生滯留在慘案現場，一邊哭一邊商量，是否應該將這些遇難學生的遺體運走，免得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搶去毀屍滅跡。於是，有幾個學生走到六部口郵電局西面的一個胡同裡，向一家住戶要了一塊約一米多長、半米多寬的木板，在一些現場民眾的幫助下，這幾位學生開始一具具地將遇難學生的遺體抬離現場。

雨源（化名）是這幾位學生中的一位，他後來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當時坦克就在旁邊轟鳴著，我們流著淚，也顧不得害怕了。我已經記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個腦漿被壓出來的學生。當時由於木板太短，他的頭頂在我的肚子上，腦袋已經空了，但我的襯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腦漿。抬另一個內穿紅背心的學生時，他的一隻右臂和上身只連了幾絲肉，基本上已經掉了下來，紅背心和肉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來，我拿著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後把他抬了出去。還有兩個學生已經和自行車碾到了一起，我們費了好大勁兒才將一個和自行車分開。而另一個被壓得自行車的腳蹬子刺進了胸腔，我們實在無法將屍體和車子分開，只好連同壓扁的自行車一起抬了出去。

記得我們抬最後一個屍體的時候，從長安街西面又開來一批坦克（應當就是先前由東往西追軋學生撤退隊伍的坦克，此時由原路返回。----作者注）。我當時正拿著木板朝東蹲著準備抬屍體，根本沒注意背後的事。突然間，許多市民和學生都衝著我喊叫起來。我回頭一看，一輛最邊上的坦克，馬上就要壓到我了，我條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轉眼這輛坦克已經駛過，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剛才的木板，約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壓得像麻片一樣，我被剛才的情形嚇出了一身冷汗。」

最後，這幾位學生終於把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抬到了西長安街後面的一個胡同裡。遇難學生的遺體雖然抬離了現場，但擺放在胡同裡總是不妥，這幾位學生正在為如何處理而發愁的時候，正巧來了一位見義勇為的個體戶司機，他流著淚建議把這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運送到中國政法大學去，以備作為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屠殺平民百姓的法律證據。學生們聽從了他的建議，把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其中一具遇難學生的遺體連著自行車）抬上了他的小卡車。雨源等幾位學生也上了小卡車，護送遇難學生的遺體。

由於擔心在大路上行駛會遇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搶奪遇難學生的遺體，個體戶司機特意駕駛小卡車沿著胡同開了很久，然後才拐上了二環路。

一路上，個體戶司機對雨源等幾位學生講述了他這一夜是如何搶運受傷者和遇難者遺體的所見所聞。

由於小卡車的容量有限，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是迭放上去的，車子只好開得很慢。這時候，車子前後已經跟隨了許多悲憤的民眾，騎自行車或步行。

小卡車拐上了二環路之後，許多民眾騎著自行車前後圍著小卡車，護送著小卡車駛向位於學院路的中國政法大學。一路上，騎自行車護送的民眾越聚越多。小卡車的前後左右還跟隨了許多步行的民眾，至少有上千人。

當小卡車到達中國政法大學的時候，已有數千名師生簇擁在學校東門口迎接。雨源剛剛跳下小卡車，一位教授模樣的老年人噙著淚水上前緊緊抱住了他。雨源就像一個出門在外受盡了委屈的小孩好不容易才回到家裡一樣，趴在教授模樣的老年人身上嚎啕大哭起來。當時整條大街上什麼聲音也聽不見，聽到的都是哭泣聲。

當時與雨源在西長安街上同行的還有一名王姓的同學，他與雨源跑散後，差一點被快速追來的坦克撞倒。當他跑到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現場的時候，看到一個受傷的學生躺在地上，一支臂膀幾乎被坦克的履帶碾壓下來，已經處於昏迷狀態。但令人吃驚的是，在王姓學生的慌亂攙扶下，這位受傷的學生竟然站了起來，並能坐上一輛自行車的後座，扶著自己受傷的那支胳膊離開現場，被載往醫院接受治療。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過了很久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雨源得知了這個胳膊受傷學生的下落。這時候，他已經永遠失去了那支胳膊，而且被迫離開了他所在的大學。

準確地說，部分死難的學生並不是被坦克碾死的，而是被坦克活活擠死的。在三輛坦克到達之前，他們已經緊急躲避，有的已經越過綠色尖頭鐵欄柵，有的雖然來不及或無力越過綠色尖頭鐵欄柵，但已經讓開道路，緊貼在綠色尖頭鐵欄柵旁邊。可是，其中一輛坦克並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頭擠倒路邊的綠色尖頭鐵欄柵，衝上人行道，把這些學生活活擠死在綠色尖頭鐵欄柵處，然後又猛地掉轉頭，甩倒幾名學生。從遇難學生遺體的狀況來看，也可證明部分死難的學生確實是被坦克活活擠死的。

製造了六部口追軋學生撤退隊伍慘案的三輛坦克，隸屬於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該坦克師當時奉命組成一支坦克車隊（共有八輛坦克），由團長羅剛上校（北京人）擔任指揮官，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緊急趕往新華門一帶驅趕集聚在那裡企圖進入天安門廣場聲援的學生和市民，然後又一路向前行駛，追逐碾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

《戒嚴一日》一書中有一篇題為《紅牆外的較量》的署名文章，作者就是親身參與並指揮上述三輛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行動的指揮官羅剛上校。

羅剛在該篇署名文章中寫道：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五時二十分，上級命令我帶領部分坦克立即去驅散正在衝擊圍攻新華門的歹徒及不明真相的群眾、學生，以保證中南海的絕對安全。軍令如山，責任重大，我立即向部隊傳達了上級的命令並作了簡要的動員，迅速按團的部署，八輛坦克一字排開，共四排向西長安街並駕齊驅，以形成威懾力。

坦克剛行進約兩華里，就遇到了一些暴徒的拚命抵抗。在他們的煽動下，十多米的路面上已橫躺了幾百名學生和群眾，以阻止坦克前進。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坦克離‘人障’越來越近了，速度不得不降下來。怎麼辦？當時如果停車，慢慢做疏導工作，就無法解救新華門，但繼續開進，又會誤傷大批群眾和學生。這時我坐在指揮車裡，頭上直冒汗，電臺不時
傳來‘新華門告急！’‘中南海告急’的呼叫，時間一分一秒也不能拖延了，我命令：迅速採取一、二、三號方案。……」

上校團長羅剛在署名文章中所描述的結果是，在沒有向群眾開一槍，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的情況下，他成功地帶領他的部下將坦克一路開往新華門，開往六部口，完成了上級所賦予的驅散群眾的緊急任務。上校團長羅剛所描述的結果太神奇了，有誰會相信呢？

我當時不在新華門前，所以不能斷言羅剛所率領指揮的這些坦克在新華門前是否曾經碾壓民眾，但是，我是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的目擊者，親眼目睹了上述三輛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的暴行，而且關於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又有那麼多的人證、物證，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 師的上校團長羅剛作為該行動的現場指揮官，不可能也休想以一篇充滿謊言的署名文章，輕易地逃脫他應有的責任。

根據上校團長羅剛在署名文章中的敍述，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副團長賈振祿上校也參與了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的血腥鎮壓行動。

讓歷史和我們都牢牢記住羅剛和賈振祿這兩個名字，直到有一天將他們送上審判臺為止，只有這樣，那些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中慘死的遇難者的在天之靈才能安息，遇難者的親屬以及受傷致殘學生長期受到傷害的心靈才能逐漸平復。

許多學生當場記下了那輛碾壓學生撤退隊伍的坦克的編號，一路上反覆放聲背誦著，提醒其他學生和沿路的民眾們千萬要記住。我當時也記住了這輛坦克的編號，一路上不斷地向聚集在街道兩邊的民眾宣講。

五具死難學生的遺體運送到中國政法大學之後，先是並排擺放在教學大樓前的幾張桌子上，後來又移進教學大樓大廳，設置了靈堂。在以後的幾天日子裡，先後曾有數以萬計的中國政法大學師生、其他大學的師生和北京市民親眼目睹了這些死於坦克的遇難學生遺體，他們都是中共當局動用坦克血腥屠殺學生的見證人，歷史必將做出公正的判決，給予屠殺事件的決策者和具體執行者以應有的懲罰。（參見附錄照片）

在這五名死難學生中，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兩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生各一名。其中北京科技大學的死難學生是一位博士研究生（應該就是林仁富），身上帶有一張全家福的照片。另外一位死難學生的校藉不明，很可能是外地赴京聲援的學生，他的遺體遲遲無人認領，在靈台上擱置了多日，遺體四周放置著冰塊，一直由中國政法大學的師生一日三餐定時祭供食品，並有學生和教師終日為之守靈。一位參與守靈的老教授憤怒地說：「這個政府瘋了，也快把我們給逼瘋了！」

動用坦克追軋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這確實是一件令人無法理解和接受的悲慘而殘酷的事情，真可謂天理不容，人神共憤。中共當局對於血腥屠殺在西長安街等處勸說阻擋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的學生和市民，可以強加以「反革命暴徒」的罪名，中共當局對於血腥鎮壓堅守在天安門廣場和平靜坐請願的學生，可以誣蔑為「學生佔據了偉大的社會主義首都北京的政治活動中心」。然而，中共當局對於動用坦克追殺已經和平而有秩序地行進在撤往校園途中的學生隊伍，又能作何解釋呢？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耍流氓手段，撒謊抵賴。

中共當局的確就是這麼做的。例如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事後曾刊登一篇署名「藍默」、題為《如此新聞道德----西方和香港新聞媒體扮演了什麼角色》的文章，文章中聲稱：「柴玲和數千名學生從天安門到北京大學，走了十幾公里，途中竟無一傷亡，這能證明血腥鎮壓民運學生嗎？」

中共當局企圖以所謂的「撤離途中的數千名學生竟無一人傷亡」來證明解放軍戒嚴部隊並未血腥鎮壓民運學生，那麼，我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現在事實已經證明解放軍戒嚴部隊動用坦克軋死十一名、軋傷許多名撤退途中的學生，中共當局是否應該就此而承認血腥鎮壓民運學生了呢？

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的慘劇發生之後，學生們群情激憤，許多人怒不可遏地揀起路旁的碎石磚塊，奮力拋向已經遠去的坦克，以泄心頭之恨。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這是自屠殺事件發生迄今為止，在天安門廣場上堅持和平請願行動的學生們所僅有的一起根本算不上暴行的暴行。

當時，我與所有身處六部口事件現場的學生一樣，震驚和憤怒無法以筆墨來形容，心中只有一個簡單而強烈的想法，如果手中有一顆原子彈，我願意與中南海裡的屠殺事件決策者以及解放軍戒嚴部隊那群畜生同歸於盡。

至此，即使再堅強的學生，也無法忍住悲痛的眼淚。沿途，我和許多學生紛紛向路旁的市民群眾哭訴坦克在六部口無情追殺學生撤退隊伍慘案的真相和經過，聽者無不傷心欲絕，淚如雨下。大家一路走，一路哭訴，反覆不斷地哭訴，聲音嘶啞了，眼淚也快流盡了，個個就像魯迅先生小說《祝福》中的主要人物祥林嫂一樣。大家當時的確是被坦克追殺事件氣瘋了。這就是中共當局事後所指責的「一些自稱是死裡逃生的目擊者，連哭帶喊地訴說裝甲車（應當是坦克，中共當局始終忌諱「坦克」 這個字眼----作者注）衝向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