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皆變成殺人犯罪團夥的歷史與理論分析

南郭點評：我在1984年曾指出：「如果西方研究馬克思的水準是研究生的話，蘇聯僅有高中水平，而中國則只有小學水準」。因為當年我曾通讀過兩部專著：一部是蘇聯人寫的《政治法律思想史》，另一本是1983年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主義比較研究》英文原版。兩相比較優劣立見，此種情形迄今並無實質改變。本文令人信服地深刻揭示了當權共產黨無一例外皆演變成殺人犯罪集團的歷史與理論根源，作者是法國研究共產主義運動的專家，除了精通馬列原著外，對其他著名共產主義理論家的著作也相當精通，文中大量引證原著論證列寧及其他蘇共黨魁的蠻不講理，胡說八道；同時列舉了「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充滿智慧理性與遠見卓識的評論，值得每位關心中國前途與命運的國人一閱。

作者指出：列寧的恐怖卻是針對所有的政黨和社會各階層；貴族，資產階級，士兵，警察，憲政民主主義者，孟什維克，社會主義革命黨，及整個平民，包括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的待遇尤其壞。列寧創新之處在於不僅那些不與其同路者是反對我，而反對我的必須死！此外，列寧擴展這一原則到政治王國以外的全社會廣泛的領域。恐怖涉及雙重變異：對手被首先標籤為敵人，然後宣布其為罪犯，導致將他從社會上排除出去，排除社會很快又變成消滅。敵友之間的辯證關係不再能滿足解決極權主義的根本問題：尋找經淨化的不再含敵意的重新組合的人類，通過馬克思主義摩西式的計畫，將無產階級重新組合成新人類，並清除任何不符合新世界要求的分子。在一個相對短的時期內，社會從政治鬥爭邏輯進展到排它階段，然後進入清除意識形態階段，進而至消滅不純成員階段，最後便是對人類的犯罪。

列寧與所有的共產黨人一樣仇恨知識份子：「那些二流知識份子及其資產階級走狗，自認為他們是國家的大腦。他們不是國家的腦袋，而是狗屎！」 列寧說「在現實中，國家僅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因此他辯稱：專政的本質乃是：「專政是直接基於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使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並維護統治，該統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 列寧接著說「蘇維埃政府的無產階級民主是一種形式，已經發展和擴大了史無前例的民主，確切地說，它是最廣大的人民，被壓迫的勞動的人民的民主」。

托洛斯基在《為恐怖主義辯護》中稱：「革命暴力業已成為必要，是因為歷史的即時要求，無法找到一條通過議會民主機構的途徑」。他接著舉證說：「無產者是歷史上升階級。。。今日資產階級是落沒的階級。在生產中它已不再起著核心實質的作用，且用其帝國主義的掠奪方法，正在毀滅世界的經濟結構和一般的人類文化。儘管如此，資產階級的歷史執著性仍然是巨大的。它具有將整個社會拖回至深淵的威脅力量。我們被迫粉碎這個階級並將他們拋棄。紅色恐怖是一種武器，用於對付具有巨大破壞性，但又不願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階級。」 「它能且須解釋在內戰中我們擊潰白軍，以使他們不能毀滅工人。因此，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毀滅人的生命，而在於保護。。。必須使敵人變得無害，在戰時這意味著必須消滅之。對於戰爭中的革命問題，取決於摧毀敵人的意志，迫使其投降並接受征服者的條件。。。誰將統治國家的問題，亦即，有關資產階級的生與死，將取決於雙方，而不依賴於憲法條文，而是使用所有的暴力手段。」

內查也夫定義革命者「是一個已經丟失的人。他沒有特殊的利益，沒有私人的業務，沒有個人的牽掛，沒有財產，甚至沒有姓名；他的所有的一切都被一件事吸收而排除所有其他，一個單一的思想，一個獨特的熱情----革命。在深層的存在，而不僅是言語，而且他的行動，他已經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範中斷所有的聯繫。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做革命者」。「病態的社會應分成幾類：第一類是那些必須立即殺掉的。。。第二類是那些允許繼續活下去，以便其惡行僅是加速激起人民起義」。

巴古寧寫道：「在革命兄弟之間，我們行動的基礎應當是真實，誠信和信任，撒謊，欺詐，神秘，必要的暴力只能用於反對我們的敵人。。。而你陷入了馬基佛利的詭計，你用此種方法來營建組織。最終你用對付敵人的方式來對待你自已的朋友。」

考茨基認為：「兩種社會主義運動。。。是兩種基礎不同的方法的衝突：民主和專制獨裁的衝突。兩種運動看上去有相同的目標：通過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解放無產階級，但是其中之一採用的方法是錯誤的，極可能導致毀滅；通過充分的討論爭辯，我們堅定地選擇民主。獨裁專制並不要求反駁對方相反的觀點，而是強制壓制令對方閉嘴。因此，民主與專制在討論爭辯的開初更不可調和。一方要求的，便是另一方壓制的。」「少數人的專政，經常發現一支絕對服從的軍隊是其最強大的支持者；但是它越依賴武力取代多數人的支持，它就越走向反面，訴求暴力代替拒絕他們的投票；內戰成為調整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方法，在完全的政治冷漠或失望未佔上風之所，少數人的專政經常會受到武裝攻擊或持續的游擊戰爭。。。獨裁專制者就會陷入內戰，生活在被推翻的持續危險之中。。。在內戰中，各方均為生存而戰，失敗者面臨被滅絕的威脅。這一事實的意識正是為何內戰會如此殘酷的原因」。「確切地講，我們的目標不是此種社會主義，廢除每一種剝削和壓迫，直接反對一個階級，一個政黨，某種性別，某個種族。。。如果我們證明。。。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唯有基於毀滅私有財產基礎上才能取得，我們將拋棄社會主義而無損我們的目標。」 「共產黨用的詞彙都是極富彈性的，使當權者得隨心所欲隨時將任何他不喜歡的人，排除出人類之外加以消滅」

斯登伯格評論布黨使用的「國家恐怖的方法體系」時指出：限制革命中的暴力的中心問題：「推翻舊世界，代之以一個相同的舊的惡，留在其機體內的新生命，一個被相同的舊的原則污染了的生命，意味著社會主義被迫在決定性的鬥爭中，作出抉擇：使用舊模式的沙皇和資產階級的暴力還是選擇革命暴力。。。舊模式的暴力僅是為了保護奴隸制，而新暴力則是通向解放的痛苦歷程。。。這是我們應當作出的抉擇：我們應當控制暴力以便確保終止暴力。因為沒有其他手段制止暴力。這是傷害革命的道德空缺。這是中心難題，該衝突不可避免成為更多的衝突和苦難之源」。他接著說：「像恐怖，暴力，在影響勝利者和社會其他成員之前，將時常首先腐蝕征服者的靈魂。」

史利亞尼科夫當場質疑列寧：「你昨天確認，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按馬克思意義論，在俄國並不存在。請允許我祝賀您，代表了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階級管理和行使獨裁專制權力」！

托德洛夫論證：「敵人是為恐怖尋找的最大藉口，極權國家需要敵人才能生存。如果缺少敵人，它們就製造敵人。一旦被標籤為敵人，他們便受到無情的對待。。。成為敵人是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烙印。。。猶太人不是因為他們的行為，而是因其身份受迫害；共產主義迫害亦然。它要求迫害（或在危機時刻屠殺）資產階級，屬於該階級足夠；根本無需做任何事情」。他提及極權主義的起源時指出：「是科學主義而非人道主義幫助建立起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科學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關係並不限於通過所謂科學的必然性（生物或歷史的）賦予行為的正當性：一個人必須是科學主義的信徒，即使它是‘瘋狂’或‘狂暴’的科學主義，相信完美的社會改造，因此相信通過革命的手段，符合某種理想進行社會改造的可能性。」

布洛斯塞特對獸化人類的過程下如下結論：「極權主義的詩人和屠夫們，首先是從他們使用的語言暴露自已。莫斯科劊子手們的‘清洗’與納粹謀殺者們所使用的‘解決’密切相關，是蘇聯精神與文化災難全景不可分割的某種語言微觀現象。人類生命的價值崩潰，分類的思想（人民的敵人，叛徒，不可信賴的分子）取代道德思想，納粹屠夫的理論與實踐中，將他人獸化，淨化和防止傳染的念頭並無法與世隔絕，與種族觀念密切相關。它用超人和劣等種族來將社會人種等極化。但是，1937年蘇聯有關種族的理論，極權主義方式有所不同；它是將其他人完全獸化，因而在此種政策下任何事物均絕對化，從而付諸實際便成為可能。」

科拉斯基認為：「那種我們所見到的世界已腐敗透頂無可救藥，因此世界將按照某種意志變得完全，完美，最終徹底解放的觀念，乃是一種人類精神最瘋狂的變態。。。當然此種變態並非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發明，但我們應當承認，宗教思想，輕視所有的市俗價值，讓位於超自然空間的力量，要遠比那種教導我們能夠保證救贖，從地獄的深淵躍向輝煌的天堂的說教，遠不那麼荒唐。」

倫那在其《哲學對話》中指出：「在無神論社會確保自已擁有絕對權力者，不是對那些有神信仰者的威脅，而是創建了一個真實的地獄--集中營，以懲罰反抗者，並恐赫嚇唬所有其他人；喪失良知，完全忠於政權，完全拋棄道德的秘密警察，變成隨時準備實施各種殘暴行為的服從機器。」

馬列主義純屬禍國殃民的歪理邪說，共產主義者有如下共同特徵：共產黨政權全部蠻橫無理，唯我獨尊，妄自尊大，根本不敢也無法進行公開充分的討論爭辯，而只會濫用暴力恐怖欺騙謊言試圖強迫他人接受其觀念；共產黨政權全部是依賴秘密警察對全社會進行特務極權統治；共產黨政權全部從不敢進行公平競爭，從不遵守公平遊戲規則，皆不擇手段比賽厚黑流氓術；共產黨政權皆信奉暴力論，因而濫殺無辜幾成必然；當權共產黨人皆極度無知且極度狂妄，他們均仇恨真正的知識份子和社會精英；共產黨政權全部瘋狂迫害工人農民及平民大眾；共產黨暴政皆迫害宗教教會及其信徒；共產黨國體制皆強行國有化和集體化，導致經濟落後，製造大飢荒；共產暴政皆對其國民進行過至少一次公然大搶劫，即搶劫地主富農資本家的財產；共產黨國體制皆對各國傳統文化文明進行過毀滅性破壞；共產黨國家皆造成國民精神道德淪喪，官員貪污腐化墮落，全社會各行各業欺詐虛偽盛行。簡言之：徹底終結共產黨暴政是這個時代的最強音！

2010年3月14日第210個反中共極權專制暴政爭自由人權民主絕食爭權抗暴民權運動日

為什麼現代共產主義運動，自1917年始，幾乎立即成為一個體制性血腥殘暴專制獨裁的犯罪體制？個體暗殺和群體屠殺是所有共產黨政權犯罪的真實畫面。

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所有現代共產主義的搖藍。整個19世紀，基於法國革命的經驗，主導了暴力革命的理論。1793-1794年法國革命的極端暴力表現為三個顯著特點：最殘暴的是「九月屠殺」，在巴黎1000餘人被暴民殺死，既未受政府干預，也沒有任何政黨組織指揮。最著名的是由人民委員會監督,由革命法庭審判，在巴黎將2625人送上斷頭臺，在其他各省16600人被砍頭。長期被掩蓋的是由共和國旨在鎮壓起義的「最可惡的縱隊」實施的恐怖，共殺害了數萬名無的不知名的人。但是儘管有幾個月的血腥恐怖，其僅是法國革命悠久歷史中的一段插曲，最終的結果創建了一個憲政民主共和國，選舉產生的議會，真實的政治辯論。當羅伯斯比爾被罷免後，革命恐怖便終止了。

在許多方面，法國革命的恐怖預示了蘇聯共產黨的許多實際恐怖。羅伯斯比爾奠定了列寧恐怖的第一塊基石。法國大革命會議宣言稱：「懲罰祖國的敵人，我們必須分清誰是敵人：但我們不是要懲罰之，而是要消滅之」。

馬克思強調暴力，並為「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辯護，但他是從一般視角而非將暴力作為某種針對特定人民的制度性的計畫。馬克思有關恐怖作為暴力解決社會衝突手段的論述含糊不清；同時，馬克思嚴厲批評巴黎公社導致2萬餘名工人死亡的災難性的經驗。在第一國際早期的爭論中，馬克思反對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古寧（Mikhail Bakunin）。

議會民主的迅速發展，代表了社會主義者策略的一種新的和基礎的要素；1910年大選，國際工人黨法國支部獲得74個席位；另有30個獨立社會主義侯選人入選。德國社會主義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擁有100萬成員，110位眾議員，220省議會代表，12000市政議員，89名其他代表。英國勞工運動也組織良好。社會民主黨在斯康德納維亞北歐國家迅速發展。

19世紀末，一位最具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伯恩斯坦（Eduand Bernstein）與一位偉大的馬克思著作翻譯家考茨基（Karl Kautsky）皆指出資本主義並未出現馬克思預言的衰退跡象，因此應當採用漸進與和平的方式朝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工人階級應當學會公民與自由的進程；1872年馬克思曾表示期望在美國、英國和荷蘭可以採取和平方式革命。對馬克思這一觀點，恩格斯於1895年在馬克思的《法國階級鬥爭》第二版前言中作了進一步闡揚。

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和辛迪加主義者）和極左派仍強烈反對所有議會民主，而主張通過暴力手段奪權。但第二國際在一戰前夕，採納了一系列和平解決方案。

極左的列寧布爾什維克黨，雖源於歐洲馬克思主義傳統，但亦有沙俄土地運動革命之根。整個19世紀該革命運動與暴力活動密切相關。內查也夫（Sergei Nechaev）是其中最崇尚暴力者；首任契卡頭子多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即以他為樣板。內查也夫1869年在（Revolutionary Cutechism）定義革命者「是一個已經丟失的人。他沒有特殊的利益，沒有私人的業務，沒有個人的牽掛，沒有財產，甚至沒有姓名；他的所有的一切都被一件事吸收而排除所有其他，一個單一的思想，一個獨特的熱情----革命。在深層的存在，而不僅是言語，而且他的行動，他已經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範中斷所有的聯繫。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做革命者」。「病態的社會應分成幾類：第一類是那些必須立即殺掉的。。。第二類是那些允許繼續活下去，以便其惡行僅是加速激起人民起義」。

1887年3月1日暗殺亞歷山大沙皇三世失敗，列寧的長兄亞歷山大與其他四名同謀被絞死，種下了列寧仇恨沙皇體制的種子，1918年未經蘇共政治局知曉，列寧下令屠殺了沙皇一家人。按瑪利亞（Martin Malia）的說法，這一暴行是法國革命的瘋狂再現。首開政治恐怖主義（與孤立的暗殺行動比較），作為現代世界體制性計謀。因此，來自下層的群眾起義的大眾策略，與來自上層的精英恐怖相結合，在俄國對源自1789-1871年的西方革命傳統的政治暴力賦予合法化。這種在社會邊沿的政治暴力，受到幾個世紀以來在俄國社會常見的暴力特徵火上加油。俄國社會悠久的謀殺傳統，無疑創造了一種集體意識，使得一個和平的政治世界希望渺茫。

伊凡四世沙皇，年僅13歲時，於1543年將他的總理親王（Chuisk）殺死餵狗。1560年他的妻子之死，使他變成謀殺者般的狂怒；導致他懷疑每一個人均是潛在的背叛者，並在大範圍內清除真實的和想像的敵人；他創建了一個叫做（Oprichnina）的權力無邊的皇家衛隊，在大眾中製造恐怖；1572年他又殺掉了該衛隊的成員，然後殺了他自已的兒子和繼承人。彼得大帝對俄國的敵人，也心狠手賴，對貴族和人民也幾乎沒有更多的仁慈，他亦親自殺了自已的兒子。

從伊凡到彼得，奴役人民和精英的絕對權力，導致專制和恐怖的國家，有著牢固的傳統。沙皇與布爾什維克黨的暴力之間有不可分割的聯繫。農民暴動，群體屠殺貴族，本身亦野蠻殘暴。給俄國人的意識烙下了深印。1667-1670年斯登卡（Stenka Razin）暴動和1773-1775年普加喬夫（Pugachev）暴動迅速漫延，嚴重威脅凱斯琳娜大帝的政權；在伏爾加河流域留下了長期血腥的傷痕。普加喬夫被捕後，被以極殘暴的方式處死：肢解，朵成碎片餵狗。

高爾基（Maksim Gorky）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殘暴方法，1922年他寫道：「俄國人的殘忍似乎沒有任何進化：在受害人嘴裡塞入炸藥，然後點燃引信；還有在肛門塞入炸藥引暴的。在婦女的乳房處挖孔，用繩子穿越傷口並牽引。」1918年和1919年，在Don和烏拉爾（Ural）地區用同樣的酷刑，在男人屁股下放炸彈然後引爆。這種殘忍無法用精神病或變態形容，也非個別現象，我是以他們將人類受難作為群體娛樂來考慮的。」

1861年亞歷山大三世沙皇廢除了農奴制，建立了地方權力中心；1864年他批准司法獨立，作為實施法治的第一步。大學，藝術，媒體均得以繁榮。公民浪潮在全社會湧動，暴力在全國消退。即使1905年失敗的革命，結果仍激發了社會民主熱。可惜這一進化進程被1914年8月1日暴發的歐洲歷史上最壞的群體暴力所打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群體暴力，超過歷史之最。萬士兵戰死，平民亦傷亡慘重，暴力達到史無前例。

考茨基是德國社會主義理論家和主要領導人，於1920年指出：習慣於戰爭的殘酷，退伍士兵回家後，大多心態與情感大變，即便在和平時期處理與家人之間的關係及主張利益時動輒訴諸暴力和血腥。

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沒有一人曾參戰：（列寧Lenin, 托洛斯基Trotsky,季諾維也夫 Zinoviev, 斯大林Stalin, 卡門內夫Kamenev,）絕大多數長於行政官僚機構或群眾大會上演說，但均沒有軍事經驗，從未真正體驗戰爭滅亡的殘酷。直到他們奪取政權，他們僅知道意識形態和政治鬥爭的詞彙；僅有死亡，群體屠殺和人類災難的抽象概念。這種個人對戰爭恐怖的無知，或許是它本身更加殘忍的一個因素。

「軍隊在戰爭中是一種社會命令，個體已不復存在，其非人道性創造了一種幾乎不可能打破的慣性」。「戰爭是從正常的公民生活走得最遠的政治國家」。戰爭賦予了暴力某種新的合理性，並降低人的生命的價值。戰爭削弱了先前急速發展的民主文化，並將新生活置於奴役文化之下。

20世紀初，俄國業已進入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社會也變得日益自治化。一戰打斷了這一進程，突顯了舊體制的問題；1917年2月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創建了議會憲政選舉民主制，伴隨而來的工農社會革命；世界大戰與俄國傳統的暴力，是布爾什維克黨能夠奪權的重要原因。但無法解釋布黨的絕對殘暴。這種暴力顯然是外來因素所致，較之二月革命的和平性質，這種暴力是由列寧通過布黨奪權後親自強加給俄國的。

列寧創建的專制獨裁體制，迅速地賦予它血腥和恐怖的性質。官方正式啟動紅色恐怖始於1919年9月2日，但實踐中早在1917年11月即已存在；例如1918年1月4日列寧下令強行解散民選議會；並公開槍殺任何在街上抗議的人。孟什維克領導人馬托夫（Yuri Martov）立即對此種暴力進行了公開賽強烈的譴責。
自它奪權第一日始，蘇共便開始殺人。殺在內戰中俘獲的俘虜；殺那些基於保證活命為前提投降的敵人；這些由布黨組織和指導的謀殺，在未經任何審判暗殺了數萬名無辜後，布黨才開始組建最高革命法庭，來定蘇維埃體制敵人的罪。

獸類喜歡人類的熱血。殺人機器開始運轉，最高革命法庭5位法官捲起袖子，像屠夫一樣工作，但是以血還血，整個俄羅斯大地籠罩在一片血腥霧氣之中。構成社會主義教義基礎的真正人道的最大原則被拋至九霄雲外。

法國革命的暴力限於一小部分人。列寧的恐怖卻是針對所有的政黨和社會各階層；貴族，資產階級，士兵，警察，憲政民主主義者，孟什維克，社會主義革命黨，及整個平民，包括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的待遇尤其壞。1919年9月6日，在逮捕了幾十名公共知識份子後，高爾基給列寧發了一封義憤的信：

「我認為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力量應當以知識發展來衡量，革命僅在有利於此種發展時才有意義。學者應當受到慎重對待和尊重。但是試圖拯救我們的皮膚，我們正在毀滅我們自已的大腦，砍掉人民的腦袋！」列寧殘暴的回答與高爾基簡明的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將人民的智慧力量與資產階級公共知識份子的力量等同，我們就要犯錯誤。。。工人和農民的知識力量，是在推翻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輔助者的鬥爭過程中成長起來的；那些二流知識份子及其資產階級走狗，自認為他們是國家的大腦。他們不是國家的腦袋，而是狗屎！」

這是列寧首次對知識份子表示深切的蔑視，很快他便從蔑視發展成謀殺。列寧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儘可能長久維持權力。之所以不擇手段，拋棄一切基本道德奪權維權，是因為這是列寧將其意見觀念付諸實施，建設社會主義的唯一途徑。列寧當然也用了好些馬克思主義教條，諸如：階級鬥爭，暴力在歷史過程中的必要性，無產者作為階級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1902年列寧在《怎麼辦？》中提出了新的革命黨概念，按軍事紀律組織嚴密的職業黨，他採用內查也夫的模式併發展出與英國，德國各大社會主義組織不同的布爾什維克黨。提出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成階級鬥爭的內戰。1920年托洛斯基指出：

「非常清楚，如果我們的問題在於廢除生產方式的財產私有制，解決的唯一途逕取決於通過將國家權力全部集中於無產階級手中，設立一個特殊體制的過渡時期；獨裁專製成為必要，因為這並非部分改變的問題，而是資產階級的生存問題。在此基礎上不可能協議。唯有暴力才能成為決定因素。任何人為了達到目的，不可能拒絕手段。」

1917以前，列寧已證明他的堅定信念：他是唯一真正理解了社會主義理論，也是能夠解答歷史的真正意義的人。而十月革命布黨奪取政權，更使列寧相信他的意識形態和分析是正確無誤的。1917年革命奪權後，他的政策和理論解釋變成了革命聖經。意識形態轉化成教條和絕對的普適真理。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的這種轉變成絕對「科學」真理，便是共產主義極權的基礎。

列寧宣稱他自已是數量仍極弱小的俄國無產階級的代表，儘管每當工人起義時他都毫不留情地殘酷鎮壓，來確認他的意識形態的正確。這種代表無產階級的說教，是列寧主義最大的欺騙之一。1922年史利亞尼科夫（Aleksandr Shlyapnikov），一位極少數出身於無產階級的布黨領導人之一，在布黨11次代表大會上直接問列寧：「伏拉基米爾伊里奇昨天確認，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按馬克思意義論，在俄國並不存在。請允許我祝賀您，代表了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階級管理和行使獨裁專制權力」！這種代表虛擬無產階級行使專政權力，在東歐所有共產黨國家及第三世界，中國和古巴，是共同現象。

玩弄文字遊戲是列寧主義的一個最顯著特徵。將具體的人抽象化，意識形態化，是誕生恐怖的另一因素。他們殺的不是人，而是資產階級，資本家，人民的敵人，尼古拉二世沙皇全家是封建主義的代表，他們是吸血鬼、蝗蟲、螞蝗。

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布黨建立起一個稱做無產階級專政的絕對和任意荒唐至極的權力體系。1918年廈，在布黨僅撐權6個月，群體屠殺剛開始不久，考茨基便在他的《論無產階級專政》書中預見：

「兩種社會主義運動。。。是兩種基礎不同的方法的衝突：民主和專制獨裁的衝突。兩種運動看上去有相同的目標：通過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解放無產階級，但是其中之一採用的方法是錯誤的，極可能導致毀滅；通過充分的討論爭辯，我們堅定地選擇民主。獨裁專制並不要求反駁對方相反的觀點，而是強制壓制令對方閉嘴。因此，民主與專制在討論爭辯的開初更不可調和。一方要求的，便是另一方壓制的。」

「少數人的專政，經常發現一支絕對服從的軍隊是其最強大的支持者；但是它越依賴武力取代多數人的支持，它就越走向反面，訴求暴力代替拒絕他們的投票；內戰成為調整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方法，在完全的政治冷漠或失望未佔上風之所，少數人的專政經常會受到武裝攻擊或持續的游擊戰爭。。。獨裁專制者就會陷入內戰，生活在被推翻的持續危險之中。。。在內戰中，各方均為生存而戰，失敗者面臨被滅絕的威脅。這一事實的意識正是為何內戰會如此殘酷的原因」。

列寧憤怒地以《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斯基》作為回應，拒絕討論爭辯。他引恩格斯的話說：「在現實中，國家僅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因此他辯稱：專政的本質乃是：「專政是直接基於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使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並維護統治，該統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 列寧接著說「蘇維埃政府的無產階級民主是一種形式，已經發展和擴大了史無前例的民主，確切地說，它是最廣大的人民，被壓迫的勞動的人民的民主」。 正是在「無產階級民主」的美妙包裝下，蘇聯幾十年來幹下了無數恐怖罪惡的勾當。

托洛斯基提出「永久革命」論（permanent revolution）他相信世界已進入「政治鬥爭迅速轉變成內戰」的時代，是在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將軍和海軍上將為首腦的資產階級民主之間的內戰。然而，他的預測錯誤明顯；一方面代議制民主日益成為全球現象，1991年甚至俄國亦採用之；另一方面，托洛斯基與列寧一樣，有基於俄國經驗（在任何情況下，他時常過渡誇張）歸納出一般結論的強烈傾向。布黨相信，一旦內戰在俄國展開，它將擴展到歐洲和全世界。托洛斯基下結論道：

「它能且須解釋在內戰中我們擊潰白軍，以使他們不能毀滅工人。因此，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毀滅人的生命，而在於保護。。。必須使敵人變得無害，在戰時這意味著必須消滅之。對於戰爭中的革命問題，取決於摧毀敵人的意志，迫使其投降並接受征服者的條件。。。誰將統治國家的問題，亦即，有關資產階級的生與死，將取決於雙方，而不依賴於憲法條文，而是使用所有的暴力手段。」托氏的用語很多與魯登道夫（Ludendorff）描述全面戰爭的表述相同。這表明布黨其實是高度軍事化時代的產物。

布黨不是唯一起內戰者，但它是唯一公開從理論論上證內戰必要性的。內戰成為他們政治鬥爭的永久形式。實質上是布黨與大多數工人和絕大多數農民（他們1918年廈以後，開始起義反抗布黨暴政）之間的戰爭，不是傳統的兩個政治集團之間，而是政府與大多數人民之間的戰爭。在斯大林時期則是黨國針對整個社會的戰爭。這只有在體系是基於大規模的恐怖，全面控制社會活動的極權體制下才有可能。

近年來基於新開放的檔案研究表明：1918-1921年的「骯髒戰爭」（Nicolas Werth語）布黨源於列寧主義誇張的理想主義，憤世嫉俗主義和反人道的殘忍，期望內戰將擴展到全世界，持續到社會主義征服整個星球。該內戰植入殘忍作為人民相互之間解決爭端的通常手段。它打破了傳統限制界線，代之以絕對和根本的暴力。

斯登伯格（Isaac Steinberg），是個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人，1917年12月至1918年5月任蘇聯司法人民委員，於1923年評論布黨使用的「國家恐怖的方法體系」時指出：限制革命中的暴力的中心問題：

「推翻舊世界，代之以一個相同的舊的惡，留在其機體內的新生命，一個被相同的舊的原則污染了的生命，意味著社會主義被迫在決定性的鬥爭中，作出抉擇：使用舊模式的沙皇和資產階級的暴力還是選擇革命暴力…舊模式的暴力僅是為了保護奴隸制，而新暴力則是通向解放的痛苦歷程…這是我們應當作出的抉擇：我們應當控制暴力以便確保終止暴力。因為沒有其他手段制止暴力。這是傷害革命的道德空缺。這是中心難題，該衝突不可避免成為更多的衝突和苦難之源」。他接著說：「像恐怖，暴力，在影響勝利者和社會其他成員之前，將時常首先腐蝕征服者的靈魂。」

高爾基1930年11月2日至羅曼羅蘭的信中寫道：「蘇聯以階級戰爭對付公共知識份子，他們試圖回到資產階級政體。內戰僅僅是殺虐。」

蘇共以全面恐怖為特徵，高峰是1937-1938年的大清洗。蘇共不僅向全社會開戰，而且向黨國體制內部宣戰。希特勒極少親自作為迫害者的角色，而是委派其親信為之。斯大林則赤膊上陣，往往親自成為迫害主角。他親自簽署了數千人的死刑名單，並強迫其他政治局委員也這麼幹。14個月內180萬人被捕，分別關入42個巨大的集中營；其中69萬人被殺害。階級戰爭時常取代階級鬥爭。政敵不是一個反對派的名字，甚至一個敵對階級，而是整個社會。在列寧統治下，主要敵人時常是非黨人士；在斯大林統治下，黨員本身成為潛在敵人。彼得堡蘇共黨委書記基洛夫（Kirov）被暗殺事件，使斯大林在黨內大開殺誡有了藉口。他日益採納內查也夫的主張。迫害的執行者最終也均成受害者。巴古寧(Bakunin)指出：

「在革命兄弟之間，我們行動的基礎應當是真實，誠信和信任，撒謊，欺詐，神秘，必要的暴力只能用於反對我們的敵人。。。而你陷入了馬基佛利的詭計，你用此種方法來營建組織。最終你用對付敵人的方式來對待你自已的朋友。」

布哈林在他的黨內老同志季諾維也夫（Zinoviev）和卡門內夫（Kamenev）被處死後公開說：「我是如此幸福，他們已被像狗一樣槍決了」 。不到兩年後，他自已也像狗一樣被殺。這種斯大林式的黨內清除異已的殘暴殘殺現象，在整個共產黨世界非常普遍。

公開作秀審判是列寧於1922年首先引入用於審判社會主義革命黨人。斯大林在消滅其政敵前時常舉行公開作秀審判。斯大林另用神秘於仇恨教育：逮捕，審判和受害者的命運完全秘密化。秘密與恐怖密切相關，蘇共將恐怖帶入全社會。布黨不擇手段消滅競爭對手，敵人已不再是舊體制的貴族，資產階級，軍官，而是任何反對布黨政策的人。在布黨眼裡，那些成為布黨絕對權力的障礙的任何人均是敵人，而不論其社會類別。這種現象甚至比恐怖還早出現。

敵人一詞的極大彈性與隨政治需要即時變化無窮，成為共產黨人的思想與實踐的一大關健要素。正如托德洛夫（Todorov）指出：

「敵人是為恐怖尋找的最大藉口，極權國家需要敵人才能生存。如果缺少敵人，它們就製造敵人。一旦被標籤為敵人，他們便受到無情的對待…成為敵人是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烙印…猶太人不是因為他們的行為，而是因其身份受迫害；共產主義迫害亦然。它要求迫害（或在危機時刻屠殺）資產階級，屬於該階級足夠；根本無需做任何事情」。

共產黨為何要消滅敵人？傳統的迫害作用，用福科（Foucault）的術語乃是：訓練和懲處。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證明共產黨對普通刑事犯比對政治犯體制性優待。蘇聯體制的目標之一是創造新人，暗含對最頑固不化的犯人的再教育。但為何共產黨要殺害敵人？確認敵人在政治中時常至關重要。「何不佔在我一邊者即是反對我」（He who is not with me is against me）列寧創新之處在於不僅那些不與其同路者是反對我，而反對我的必須死！此外，他擴展這一原則到政治王國以外的全社會廣泛的領域。

恐怖涉及雙重變異：對手被首先標籤為敵人，然後宣布其為罪犯，導致將他從社會上排除出去，排除社會很快又變成消滅。敵友之間的辯證關係不再能滿足解決極權主義的根本問題：尋找經淨化的不再含敵意的重新組合的人類，通過馬克思主義摩西式的計畫，將無產階級重新組合成新人類，並清除任何不符合新世界要求的分子。在一個相對短的時期內，社會從政治鬥爭邏輯進展到排它階段，然後進入清除意識形態階段，進而至消滅不純成員階段，最後便是對人類的犯罪。

由於儒學的傳統影響，似乎留有再教育改造的更廣空間。但是中共勞改勞教實質上比直接謀殺更虛偽。強迫敵人改變他們的信仰道路，屈服於殺人犯，可能比直接殺了他們更糟。

紅色高棉相信對整個階級再教育改造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敵人已經腐化墮落無可救藥），因此他們群體屠殺知識份子和城市居民。在精神心理上摧毀敵人，因而強迫他們沒完沒了的自我批評。

極權政權的領導們自視為社會的道德指導者，並為他們選定任何人須處死的至高無上的權力感到驕傲。其基本假定相同：基於科學基礎的必要性。托德洛夫（Tzvetan Todorov ）提及極權主義的起源時指出：

「是科學主義而非人道主義幫助建立起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科學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關係並不限於通過所謂科學的必然性（生物或歷史的）賦予行為的正當性：一個人必須是科學主義的信徒，即使它是‘瘋狂’或‘狂暴’的科學主義，相信完美的社會改造，因此相信通過革命的手段，符合某種理想進行社會改造的可能性。」

托洛斯基對科學的方法作了明確說明確規定1919年他在《為恐怖主義辯護》中稱：「革命暴力業已成為必要，是因為歷史的即時要求，無法找到一條通過議會民主機構的途徑」。為支持此論他接著舉證說：「無產者是歷史上升階級…今日資產階級是落沒的階級。在生產中它已不再起著核心實質的作用，且用其帝國主義的掠奪方法，正在毀滅世界的經濟結構和一般的人類文化。儘管如此，資產階級的歷史執著性仍然是巨大的。它具有將整個社會拖回至深淵的威脅力量。我們被迫粉碎這個階級並將他們拋棄。紅色恐怖是一種武器，用於對付具有巨大破壞性，但又不願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階級。」

托洛斯基將歷史變成某種必須犧牲一切的神聖力量，他對革命表現出無可救藥的天真無知，想像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將會經由一個辯證的過程而得以形成，儘管使用犯罪性質的方法。

「革命藍色眼睛燃燒著殘忍的必須之火」。Aragon的詩歌頌著殘忍

「如果敵人不投降，我們當然得消滅他們」。高爾基如是說

考茨基 1918年對此問題勇敢而誠實地說：「確切地講，我們的目標不是此種社會主義，廢除每一種剝削和壓迫，直接反對一個階級，一個政黨，某種性別，某個種族…如果我們證明…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唯有基於毀滅私有財產基礎上才能取得，我們將拋棄社會主義而無損我們的目標。」

考茨基雖然作為一個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辯護士，將人道主義置於馬克思科學信仰之上。要殺人最有效的手段乃是通過非人化的過程將受害者非人化。檢察官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歇斯底里惡狠狠地說：

「槍決這些瘋狗！將這些藏著殘的齒和鷹爪的匪幫殺光！打倒壓榨者托洛斯基，他的咀裡流著毒血，腐化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觀念！讓我們永遠清除這些騙子，摟著腐爛的殭屍跳舞的可憐的朱孺！讓他們可怕的尖叫徹底結束！讓我們徹底消滅資產階級瘋狗！他們想將我們新蘇維埃國家的鮮花撕成碎片！讓我們將他們對我們的領袖的獸性仇恨堵回他們的喉嚨！

法國作家薩特（Jean-Paul Sartre）1952年稱：「任何反共的人都是一條狗！」（南郭註：不獨有偶，紅色高棉的主要領導人全部是在法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法國思想家蘆梭，法農，薩特等人的信徒）
斯大林是第一個大規模使用這種將人類獸化，體制性殺人者。但是這並非斯大林的發明，而是列寧首創。在布黨奪權後，列寧時常形容他的政敵為「害蟲，螞蝗，吸血蟲」。

高爾基回應一封由愛因斯坦和托馬斯曼等人簽署的呼籲書時寫道：「我認為處死這些人完全合法。很自然，工農政權將像清除螞蝗一樣消滅其敵人。」

布洛斯塞特（Brossat）對獸化人類的過程下如下結論：「極權主義的詩人和屠夫們，首先是從他們使用的語言暴露自已。莫斯科劊子手們的‘清洗’與納粹謀殺者們所使用的‘解決’密切相關，是蘇聯精神與文化災難全景不可分割的某種語言微觀現象。人類生命的價值崩潰，分類的思想（人民的敵人，叛徒，不可信賴的分子）取代道德思想，納粹屠夫的理論與實踐中，將他人獸化，淨化和防止傳染的念頭並無法與世隔絕，與種族觀念密切相關。它用超人和劣等種族來將社會人種等極化。但是，1937年蘇聯有關種族的理論，極權主義方式有所不同；它是將其他人完全獸化，因而在此種政策下任何事物均絕對化，從而付諸實際便成為可能。」

1932年高爾基（他是特務頭子雅哥達的私友，他的兒子在GPU秘密警察局工作）在一信中說道：「階級仇恨應當根植於對敵人的某種原始的嫌惡反感。敵人必須被視為劣等的，我堅信敵人是比我們劣等的，他們不僅在肉體上而且在道德意義上均是劣等的」。

社會歷史科學主義最壞的一面與生物科學主義結合產生了共產主義怪胎。這種動物或生物思維，使我們更易理解為何這麼多共產主義犯罪會對人類犯下深重罪孽，以及馬列意識形態是怎麼為其追隨者們的犯罪行為合法化的。

在共產主義中存在著一種社會政治（Eugenics），某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富有社會分類進化知識的列寧，根據應當被拋進歷史垃圾箱的理由決定誰應當消滅。根據馬列政治歷史「科學」基礎，資產階級代表了沒落衰亡的過去的階級，因此消滅其階級和個體就有了合法性。

馬列主義神聖化體制本身，因而階級劃分和抽象歸類遠比任何人類的實際重要。個體和團體均視作某種原始的社會與脫離肉體的原型。這就使得犯罪變得容易得多。線人，酷刑犯，劊子手殺人不會受到譴責，他們僅是消滅某些對社會公共利益無益的抽象物。該理論通過否定一個基本事實：人類，人類大家庭，而成為犯罪意識形態。

馬列主義的根源或許根本無法從馬克思本人身上找到，反而易於從變異達爾文主義找到原型，當將達爾文主義適用於種族問題時，運用於社會問題時，均發生相似的災難性後果。有一點可以肯定：反人類罪是否定人類的普世性，而歸因於某種特定條件，基於生物，人種或社會歷史的觀念的產物。

通過反覆強制洗腦宣傳，共產黨人迫使人們相信，他們的作為具有普世性，與整個人類相關。評論家們不時試圖將納粹與共產主義區分開，辯稱納粹計畫有其特殊性，是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產物；而列寧的計畫則具有普世性。這完全是錯誤的！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列寧及其繼承者，將資本家，資產階級，反革命及其他人，排除出人類範疇；並在他們的社會生物學與政治說教中，將他們變成絕對的敵人。考茨基早在1918年便指出：「共產黨用的詞彙都是極富彈性的，使當權者得隨心所欲隨時將任何他不喜歡的人，排除出人類之外加以消滅」。這些詞彙直接導致了反人類罪行。

生物學家阿特蘭（Henri Atlan）指出：「人類的觀念延及生特學領域時，生物學對於人類幾乎無關。」蘇聯科學家來森科（Trofim Lysenko）試圖創造新西紅柿，玉米品種，而且曾試圖創造新人種。

1870年特卡契夫（Pyotr Tkachev）俄國革命者，內查也夫的繼承者，建議將25歲以上的沙俄國人全部消滅，他認為他們不能實踐他的革命理想。在一封至內查也夫的信中，巴古寧對這種瘋狂的想法：「我們的人民並不是一張白紙，得任由任何秘密社會，隨心所欲在上面塗寫，比如像你的共產主義計畫」。

斯大林無疑是20世紀世界最大的罪犯之一。特洛斯基經常認為斯大林是個病態的瘋子。斯大林是個超級狂熱的有特殊才幹的政治家，他不信民主。斯大林是列寧開創，內查也夫夢想的運動的邏輯結果：用極端的手段實施極端的政策。斯大林是個高加索土生土長，從小受崇尚誓死報仇雪恨的行俠好漢。他用的匿名「科巴」（Koba）即是個助寡婦和孤兒的俄國版羅濱漢。

巴古寧在一封至內查也夫的信中寫道：「這種殘忍的重組和絕對瘋狂主義，如今你居然要將它作為一般原則適用於整個社會。你想要瘋狂的東西，不可能的事情，完全否定自然、人和社會！」 早在1870年巴古寧便已理解即使革命行動也必須受一些基本道德規範的制約。共產主義恐怖時常被與天主教宗教法庭相比較。不過小說家遠比歷史學家更熱衷於此。

馬克思對人類的命運有某種拯救的信仰，這是暗夜之摩賽亞之夢。科拉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那種我們所見到的世界已腐敗透頂無可救藥，因此世界將按照某種意志變得完全，完美，最終徹底解放的觀念，乃是一種人類精神最瘋狂的變態…當然此種變態並非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發明，但我們應當承認，宗教思想，輕視所有的市俗價值，讓位於超自然空間的力量，要遠比那種教導我們能夠保證救贖，從地獄的深淵躍向輝煌的天堂的說教，遠不那麼荒唐。」

倫那（Ernest Renan）在其《哲學對話》中指出：「在無神論社會確保自已擁有絕對權力者，不是對那些有神信仰者的威脅，而是創建了一個真實的地獄--集中營，以懲罰反抗者，並恐赫嚇唬所有其他人；喪失良知，完全忠於政權，完全拋棄道德的秘密警察，變成隨時準備實施各種殘暴行為的服從機器。」
黑格爾之「任何真實的皆是合理的」 （everything real is rational）（南郭點評：中共克意將其譯成「存在即是合理」恐怕有故意誤導之嫌。因為「real 」雖然也含有‘存在’之意，但其本意乃是「真實的」；我不知道德文原文使用何詞。但依黑格爾的本意應指‘真實的’才更確切也更合理）。無論如何指導世界歷史的原則應當是「任何非人道的事情皆是毫無意義和沒有價值的」。
 

本系列編譯主要參考資料：（1）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Jean Louis Panne, Andrzej Pacx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 Louis Margolin,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Stephane Courtois, Why? 《共產黨政權為什麼皆成為殘暴的犯罪組織？Stephane Courtois is a director of research at th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sherche Scientifique in Paris；（2）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作者是哈佛大學歷史教授；(3)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作者是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政治學教授；(4)Robert Harvey, A Short History of Communism,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4.作者是英國下議院議員，專攔作家，〈經濟學人〉雜誌副主編；（5）R.J.Crampton, Eastern Europ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fter,2ed,(London 1997); 作者是牛津大學東歐歷史系教授。（6）Geoffrey Hosking, The Awakening of the Soviet Udition, enlarge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作者是倫敦大學東歐研究所教授；（7）Michael Harrington, Socialism Past and Future,(New York 1989)作者美國當代主要思想家之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