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成千上萬的兒童成了孤兒。在內遷的1500萬難民中就有難童400萬，需要救濟的至少10萬。為了搶救這些難童，1938年3月10日，宋美齡與瀋鈞儒、蔡元培等人一起，在漢口成立了戰時兒童保育會，先後成立20餘個分會及數十所保育院，遍佈抗戰大後方(包括延安)。本文作者便是保育會收容的28900多名難童之一。
2006年8月，戰時兒童保育院在南京開會慶祝成立68週年紀念時，請到了保育院創辦領導者蔣夫人的孫媳蔣孝勇夫人方智怡女士演講。她對台下幾百位年逾花甲的保育生說：「你們還記得蔣夫人在重慶時，每天都到保育院和你們在一起吃飯嗎？」 她重複地問了兩三次，台下的聽眾既沒有人點頭，也沒有人搖頭。蔣方智怡1949年在高雄出生，她聽人說過1938年重慶保育院的情況，但我當時身在重慶保育院中，所知甚詳。
保育院生活
1937年至1938年冬，日軍在製造南京大屠殺後，到了我在皖北的故鄉。當時我才六歲，父母雙亡，姨媽帶著姐姐和我乘木船沿淮河逆水西逃。過了蒙城，因冬天水淺無法繼續行船，只好下船用馬車運行李，人跟著馬車走。由於路上有土匪，姨媽只好把行李埋在一個熟人的廚房的地下。我們走走停停了幾個月，直到1938年初夏才到河南信陽。當時己聽到日軍沿平漢鐵路南下的炮聲。我們爬上火車車頂，當夜碰上傾盆大雨，第二天清晨到漢口時，我們淋得和落湯雞一樣。大家先到難民收容所，每人每天發一個黃饅頭，第三天我就被送去戰時兒童保育院了。
1938年3月10日，戰時兒童保育院在兵荒馬亂的漢口成立後，先後共收容了16,000多個來自戰區的流離失所的難童，分二十八批，先送到宜昌，再換小船經三峽到重慶的萬壽宮，在那兒等待分發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
我是隨第十六批在當年七月底到重慶的。當時萬壽宮裡住進了幾百個難童，把大殿、走廊及天井擠得水泄不通。萬壽宮後面還有一個大殿，雙門緊閉。我從門縫一看，發現裡面放了上百具棺材，在等吉日下葬。天井裡只有一個水龍頭和一個露天廁所，牆角到處都是大小便，臭氣衝天。雖是炎夏，我們卻無法洗澡，幾乎每人都長疥瘡，流膿再互相傳染。每個孩子頭上都有虱子，所以男女童都被剃了光頭。我們每天兩餐，吃飯的時候，伙夫抬出兩個25加侖的軍用大鐵鍋，裡面只有濃稀飯。我們每人發了一個十二兩的瓷杯，大家蜂擁而上，就像非洲禿鷹搶食獸屍一樣。能搶到一杯稀飯不但不是易事，有時還會被稀飯燙傷。兩位年輕的女老師看著大家搶飯，愛莫能助，根本控制不了。我也從來沒有看到蔣夫人來和我們在一起吃飯。
幾天後， 一位女老師叫女童出來集合，說要上船去五通橋的四川第三保育院。我因萬壽宮的日子太困苦，又怕和十歲的姐姐分離，搶不到稀飯，所以就魚目混珠，和姐姐手牽手冒充女孩子，坐上木船，四天後到了五通橋。當時大家都是剃的光頭，穿的都是短袖衣褲，男女不分，沒有名冊，沒有人懷疑我是個男童。我跟一百多名女孩子到了第三保育院後，我學女童一樣蹲下去小便，晚上姐姐幫我沖澡，我們兩人睡一張床。好在兩三個月後，第三保育院開始接受男童。姐姐帶我去自首，校長瞭解重慶保育院的情況，也就沒有處罰我。
第三保育院的生活不錯，有新衣穿，三餐都有四菜，弦歌不輟。只是好景不常，抗日進入第四年，人窮財盡，物價上漲，政府無暇他顧，第三保育院就合併到自貢市的第六保育院了。
第六保育院是四川最大的一個保育院，有一千個兒童，聽說開始也辦得不錯，但當我1940年夏去時，很多兒童連褲子都沒有，三餐都是糙米飯、青菜及黃豆。因為營養不良，傳染病又多，結果有十分之一的兒童死去。因為吃不飽，大家就把衣服典當賣掉，換錢買吃的。我從川三院帶去的衣服，當夜就被偷光了，好在還有一條短褲蔽體。老師每天晚餐後帶大家去旭川河邊洗澡，大家把褲子脫下放在河邊。有一天，我的褲子在河邊也被偷了，此後我就無衣蔽體了。
不久，蔣夫人要路過成渝公路的中點內江，距自貢市只有四十公里，要求來保育院看看。但因為很多的孩子連褲子都沒有，不可見人，院長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最後不知用了什麼辦法才使蔣夫人未來成。在全國所有的保育院中，川六院辦得最壞。
有段時間川六院附近滿山遍野都是到處找吃食的孩子，把農民用大便做肥料種的花生、蕃薯等都拔出來生吃，因而都患了大便傳染的寄生蟲病。我看到一個孩子，一次吐出來二十多條蛔蟲。後來保育院實施軍訓維持秩序，有時把犯規的孩子打得半死，有一次孩子們在夜裡糾合起來去偷擊教官。
我在保育院患了兩次瘧疾，兩次痢疾，夜肓症時來時去，肚子裡還有蛔蟲，打出來後，仍時有隱痛，一直持續到我進入國防醫學院。我去醫務室及三軍總醫院驗查大便，都未找到寄生蟲。直到我在醫學院三年級學寄生蟲時，把自己的大便濃縮，用顯微鏡一看，原來是鉤蟲病，經教官證實開藥後而愈。
1940年夏，姐姐升學去四川萬縣的印川中學，她來信說有位親戚給她五塊錢。她寄了兩元郵政匯票給我。但郵局要我用圖章才能兌現。我去信告訴姐姐，她用她的兩元給我刻了一個圖章，另一塊錢為往返的郵費。我領到兩元前後，不捨得用，但赤身無口袋放，最後把那兩元塞在川六院所在的井神廟牆上一塊松磚下，後來再也找不到了。五十年後我舊地重遊，井神廟別來無恙，己改為糧倉，磚牆仍在，但那兩元老法幣仍末找到。
我與蔣媽媽
1960年，我在臺北空軍總醫院做內科住院總醫師。這年雙十節，蔣夫人要來院勞軍，院長令我準備招待蔣夫人去內科病房。我又喜又緊張，決定自我介紹，認個娘。因為在戰時兒童保育院時，提到蔣夫人，我們都稱為蔣媽媽。
當她的車到空軍總醫院的大門時，我正要迎上，卻被政治部主任一把推開，他和一位年輕漂亮的助理護士長把夫人帶去內科病房，安全人員圍在四周，我只好站在他們的外邊。近在咫尺，我終於見到蔣夫人了，但未能認娘問候她。
1979年我在紐約行醫，蔣夫人在紐約號召救濟越南難民，我投稿一日報響應，說明我是她四十一年前在漢口救助的難童，想知恩圖報。蔣夫人看到我的投稿後，給我一信：
「毓霖醫師惠鑒：來信閱悉。從你的信中知道，四十一年以前你是漢口數萬難童之一。現在你在美國已正式開業十年，而且被美籍同僚推選在一大醫院任內科主任。從一個難童奮鬥成為一位卓越的醫師，這是漫長的人生，所經過的艱辛和坎坷，是想像得到的。若非你有堅強的信心和勇往的毅力，恐怕不會獲致今天這樣重大的成果。你在事業上的成就，特別是在美國高度競爭之下，不僅替我們中國人爭氣，更可以說是為國爭光，實在值得大家為你慶幸，為你道賀。若說我對難童曾經盡過力，那更使我心裏感覺安慰。尤其值得稱讚的，那就是你所提到的‘飲水思源’的意義。在此道德日漸淪落的今天，在外國的中國人能有多少人還記得這句話，對國家、對領袖願作感恩圖報之想？但願你的奮鬥精神和‘飲水思源’的中國美德能夠為後起青年之嘉模，激發起他們更高度的向心力。專此作復並問近好。蔣宋美齡 九月廿六日。」
1995 年7月26日，蔣夫人由紐約去華盛頓美國國會接受數十位參眾議員的致敬。我擠在很多的華僑中夾道歡呼，看到了她，但警察要保持她和我們之間的距離。當時我距離她要比在空軍總醫院時遠得多了。
2003年蔣夫人去世。我從報上看到當年11月5日將在紐約市 Bartholomew 教堂舉行追掉會。沒有人邀請我，但我還是從賓州趕了過去。門口接待人要我出示請帖，問我代表哪個單位。我說代表戰時兒童保育院，他們就讓我進去了。
坐定後，前紐約市的市長 Giuliani坐在我的旁邊。他來參加追悼會使我很感動。他已從市長職位上下臺，與過世的蔣夫人再無利害關係，但他仍憑友情及尊重中國而來了。那個教堂有1,500 個坐位，那天坐無虛席，還有很多人站著。但我沒有碰到戰時兒童保育院的老同學。
抗日戰爭時，全國有53個保育院，分布在大陸各省和香港，教養了28,900多個難童。其中延安保育院的 370 名保育生裡出了如原國務院總理李鵬等人。其他的保育生，不少人在文革時被紅衛兵鬥個不休，說他們是宋美齡留下來的「潛伏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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