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的必然性 「六四」二十一週年的思考

早在二十年前，被中共宣傳為改革不成功的前蘇聯公布了卡廷慘案的真相，隨著蘇聯檔案的陸續解密，一個大國從崛起到崩潰各個時期真實的歷史也逐漸呈現在世人面前。中國自詡為是改革最成功的國家，六四屠城二十一週年了，對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既沒有具有公信力的調查，也沒有對無辜被屠殺者，對全國各地被迫害者做一個應有的交代，而且迫害一直延續到現在。中共到底要隱瞞什麼？

今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懷念前總書記胡耀邦的文章《再回興義憶耀邦》，立刻引發了國內外輿論的熱潮。二十一年了，中共高層總算有人正面觸及了四月十五日這個敏感的日子。據悉，平時沒人買的人民日報都因為這篇文章而脫銷了，胡耀邦今天的影響可低估嗎？六四早已成為橫在中國人心中的卡廷事件了。

五月九日，溫家寶掀起的輿論熱潮就被蓋過去了，因為胡耀邦親自為中共選擇的中宣部部長朱厚澤病逝了。一九八五年七月他從貴州省委書記任上被胡耀邦選中接替被免職的鄧力群，擔任中宣部部長。朱厚澤深知其利害，不願意赴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去貴州把他接到北京的。「半生蹉跎成千古，一言不朽是三寬」（李洪林悼詞）。朱厚澤不但因為胡耀邦下臺而下臺，也因為六四受處分而賦閑。他在胡耀邦身後，成為中共黨內推動政治改革的旗手，他留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著作：《關於近現代中國改革路徑的思考》、《全面改革的宣言書》以及同友人的大量思想交談，對今天官方推出的「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否定，都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要與世界文明相匯合的重要政治資源和思想資源。

在六四慘案二十一週年之際，在緬懷胡耀邦、趙紫陽、朱厚澤的同時，再一次破除官方蓄意製造的改革迷信，成為不得不做的一件事。

改革開放應該從何時開始

前年八月，中共前主席華國鋒在奧運的喧鬧聲中去世，我寫了一篇《華國鋒的下臺和胡耀邦的上臺──結束舊時代和開創新時代的兩位中共領袖》，對官方定位 「兩個凡是」的兩年──七六年十月「粉粹四人幫」至官方認定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_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認為正是這兩年，華國鋒和胡耀邦開創了中國全面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胡耀邦作為政治家，做出最重要的功績都發生在華國鋒擔黨政軍一把手的時候，說明被黨史排除在改革開放之外的兩年，的確像胡耀邦說的是「扭轉乾坤的兩年」。

時隔不久鄭仲兵和李宇峰組織了一次《華國鋒歷史作用座談會》，朱厚澤先生也蒞會。會上中共黨史著名教授韓鋼以翔實的史料論證和胡耀邦、趙紫陽一起被從黨史上抹掉，擔任過黨政軍最高職位的中共一代領導人華國鋒是真正改寫中國歷史的人。後來取名《還原華國鋒──關於華國鋒的若干史實》的史學著作，發表。韓鋼運用大量史料推翻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華國鋒做的極為不公正的決定。

更早在二○○六年六月十五日，美國哈佛大學東方研究中心教授、準備要寫鄧小平傳的著名漢學家傅高義訪問了曾經在中宣部工作十年，經歷了五任部長胡耀邦、王任重、鄧力群、朱厚澤、王忍之的鄭仲兵，他們的長篇談話記錄堪稱中國前十年一部內容翔實的改革內參，這部史料發表在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韓鋼論證：抓捕「四人幫」和華國鋒繼位，是中共歷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權力更替。執政以後，中共高層權力的變更從來都由毛澤東決策，毛做出的決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欽定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雖然有向華交班的意圖，但從無解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職務的打算。

鄭仲兵認為：毛澤東最喜歡「四人幫」，華把「四人幫」抓起來了，這叫什麼「凡是」啊？毛澤東撤銷了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華恢復了他的黨內外一切職務，那怎麼能說他「凡是」啊？

華國鋒最受詬病的，就是「兩個凡是」的問題，韓鋼考證：「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並不出自華國鋒，而源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的兩報一刊社論。社論是汪東興提議寫的，由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華國鋒本人也說過兩次「凡是」，但是具體背景有不同，與社論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華再未提「兩個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體也不再出現「兩個凡是」。’根據鄧力群《十二個春秋》自述，他最早質疑「兩個凡是」是試圖阻止鄧小平復出。發現者是他的部下朱佳木。鄧力群很快找到王震，對他說：‘這‘兩個凡是’裡面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沒幾天，王震就在國防工委會議上批判「兩個凡是」，還去向鄧小平反映。

鄭仲兵認為：‘華國鋒「兩個凡是」，我覺得是他的一種策略，他要真是搞「兩個凡是」，第一，他不會搞重點轉移，毛澤東當時認為自己的重大發明就是社會主義階段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當然就要以革命為中心，以階級鬥爭為中心了。華國鋒敢把它扭過來變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叫做重點轉移，這個了不起呀！’

韓鋼考證：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華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從公開資料看，這是最早和最為明確的「重點轉移」的提法。

韓鋼論證：一九七七年五月，華國鋒在一篇文章裡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力的發展也必然會使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來，喚起人們去加以改革。」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後，最早提出的改革。一九七七年，華國鋒邀請南斯拉夫總統、南共聯盟總書記鐵托訪華。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共高層派李一氓為團長，於光遠、喬石為副團長的黨的工作者訪問團出訪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一九七七年初，項南向華國鋒匯報考察美國農業機械化的情況，談到美國「三大差別」比中國小、應該借鑒資本主義先進經驗。。五月，華親自提議派谷牧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考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派出了中國經濟代表團訪問日本、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考察香港和澳門。一九七八年形成當代中國最大的一次出國考察潮（絕非旅遊）。出國考察產生的效應，絕不僅僅是簽訂引進合同，而是給中國提供了現代化的參照系。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華主持聽取谷牧的匯報，三番五次談到改革。七八年九月九日，國務院召開了兩個多月的務虛會。這個會議正是華國鋒聽取谷牧匯報後提議召開的，會議的主題就是改革、引進和開放。

以上說明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華國鋒已經形成。

中國改革的第一次逆轉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二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華國鋒自始至終主持的中共歷史上最為民主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的的豐碩成果，包括重點轉移，對毛澤東集權主義的批判，包括華國鋒對「兩個凡是」做的檢查，包括胡耀邦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和中組部部長時期領導的平反歷屆政治運動製造的冤假錯案，為全國「地富反壞右|」摘帽，發動思想解放運動，展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北京市委為七六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偉大成績，都與華國鋒溫和、厚道的個性，善於接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民主理念有著密切關係。但是這些成果都被鄧小平奪去。中共之所以把三中全會定位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開始，就是因為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失去權力，鄧小平奪取了最高領導權。

十一屆三中全會因此也使得中國改革發生了第一次逆轉，首先文革結束後，逐步恢復的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又被破壞，文革被打散的官僚體系重新恢復和集結，在毛澤東之後又出現第二個凌駕於黨國、黨軍之上的獨裁者。鄧小平通過趙紫陽告訴陳云：黨只能有一個婆婆。就是一切要由他一個人說了算。

胡績偉這樣評價鄧小平：他的思想理念，基本停留在五七年反右鬥爭時候。

李銳說：鄧小平懶惰，又好玩，只抓權，從來不想負責任，更不會認錯。

鄭仲兵說：鄧小平這一輩子，對人民群眾的願望、要求，對老百姓的民主自由的訴求是不感興趣的，他非常自信，他相信自己的權力和權力系統，他一貫是這樣。毛澤東發動文革跟他分道揚鑣的時候，毛澤東的理念跟他不一樣，毛澤東是要發動群眾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要利用群眾、掌握群眾，搞群眾運動，搞「群眾專政」，鄧小平對這套不感興趣，鄧小平是比較注重官僚系統。但在堅持專制主義原則、一言九鼎、「我說了算」這一點上，他們是不相上下的。

鄭仲兵還說：批倒華國鋒之後，「真理標準」就轉向與「準確完整」之爭了。「實踐標準「的提出，恰恰是從哲學──認識論的高度，挑戰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理論、主張的不可動搖的神話，即觸動了中共立黨的專制主義思想基礎以及為維護它的種種詭辯。而鄧小平奪取最高權力之後，提出「準確完整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是一種實用主義的策略，或者說是一種權術。

胡耀邦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擔任中央秘書長，還有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第三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就兼任兼中宣部部長。他提出要把宣傳部辦成「思想解放部」，召開了理論務虛會議。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訪美回來，準備了對越戰爭，就在會議第二階段，拋出代替「兩個凡是」的 「四個凡是」──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衝著胡耀邦來的。

為何「胡耀邦不願動華國鋒」？

五月下旬，胡德平又有一篇有著震撼力的回憶錄問世──《為何「胡耀邦不願動華國鋒」？》「耀邦不願動華國鋒，主要考慮是怕自己來接。」這是杜導正《趙紫陽還說過什麼？》一書中記錄趙紫陽說過的一句話。

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中央書記處，胡耀邦當選為總書記，華國鋒還是黨的主席。進入下半年，黨政軍大權在握的鄧小平開始點豆成兵般地進行人事變更。他堅決要把華國鋒拿下，接替人選就落在胡耀邦頭上。高層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胡喬木都不同意華國鋒下來，雖然各自想法都不一樣。杜導正記錄的趙紫陽的這句話，準確地表現了胡耀邦當時的態度和思想活動，胡德平更以當年《個人日記》中的生動真實的記錄，為趙紫陽的這句話補充了更多具有歷史真實性的背景和史料。胡耀邦被選擇接替黨的最高職務，他以政治家的真知灼見認為「這是一招險棋」。長子胡德平也以年輕人的衝動堅決反對父親接任。胡德平披露了父子間的多次談話，甚至他以步步為營的緊逼讓父親拿出辦法，不願這件事成為現實。令人吃驚的是，胡耀邦想出最好的辦法，是「搞主席團制，職務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個人都是一票的關係。我們索性在最高的領導中，搞徹底的民主制，徹底的集體領導。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這樣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胡德平寫道：「大家知道，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只有六位常委，那第七個人是誰呢？不言而喻，在胡耀邦的構想中，非華國鋒莫屬。」

胡耀邦用這樣的政治改革設想，去化解鄧小平的專制主義在黨內復辟，遺憾的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可能實現。

二○○八年胡德平在《財經》雜誌，發表《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以史學家的勇氣，第一次揭示了華國鋒對真理標準討論的支持，為三十多年前中國歷史的大變革提供了珍貴的史料。《為何》一文繼續這種去偽存真的科學精神，不但繼續提供胡耀邦和華國鋒兩位政治家深厚的歷史淵源，同時對父輩的缺失敢於提出異議，他寫道：「如果要說他還有什麼做得不足不夠之處，或有什麼缺點？那我認為，就是他已經看到這種人事變化是步險棋，但沒有更多強調這步險棋如不加警惕，也有釀成更大損失的可能性。再有，他既然提出了黨中央的主席團制度，為何在黨的十二大上不公開討論一下這一制度呢？」

經典法西斯鎮壓了八九民運

八零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葉劍英提議，全體通過，由胡耀邦代替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到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就改成總書記了。在這之間鄧找王震，讓王震等人說話，提出改主席為總書記，這是鄧小平搞的幾個步驟。

鄭仲兵說：這點明顯地表現出鄧小平限制胡耀邦的權力，把他的權力限制在黨務上。很快，鄧小平安排了三套互不統屬的班子：政務讓趙紫陽管，管政府；軍務讓楊尚昆管，管軍隊；讓胡耀邦管黨務，還派了胡喬木、鄧力群來摻和──胡耀邦權力事實上是很小的。鄧小平說他自己是第二代核心，千真萬確！他是一個太上皇，他是真正站在總管的位置，底下黨、政、軍「三權分立」，都向鄧小平負責。

胡耀邦在總書記任上，付出巨大努力，主持起草了《精神文明的決議》，寫進普世價值。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時候，因為陸定一要求刪除「資產階級自由化」 的提法而引爆黨內爭論。親歷者朱厚澤總結：‘結果鄧小平出來講，「我提出來反自由化，我最堅決，我講的最多，至少還要反二十年。不管這個話原來是從哪兒來的，都無關緊要」。所以，耀邦花了一年時間整出來的比較好的一個文件（雖然有很多妥協），通過之時也就是埋藏之時。六中全會人家記住的就是鄧小平講的， 「反自由化至少還要二十年」。’

胡耀邦一九八七年一月，被鄧小平指示老人幫召開生活會，進行文革式殘酷批鬥，被逼迫辭職，有其必然性。胡耀邦是具有多種傳統美德的政治家，因為讀書多，同時具有現代政治理念，他和鄧小平屬於完全不同的改革者，鄧小平一生搞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從來不讀書，追求的不是憲政目標，而是國家的強大和個人的專制。鄧小平的政治理念與經典法西斯主義沒有什麼不同。薄一波等一批政治老人和胡喬木那樣的筆桿子「投其所好，改革初期就製造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和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兩個神話。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去世，激發起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民主運動，最後遭到鄧小平的殘酷鎮壓，是經典法西斯主義對民主的鎮壓。也是必然。

中國改革失去胡耀邦、趙紫陽後，徹底發生了逆轉。

中共屠城的刀從未放下

被胡耀邦看中的朱厚澤，是中國最有思想魅力的政治家，他八十年代提出「三寬」，晚年提出「三個反壟斷」：反對經濟壟斷主張市場經濟，反對政治壟斷主張民主憲政，反對思想壟斷主張多元文化。幾位學界朋友認為這是重大的立場的轉變，是一個重大的突破。零八年五月他們進行了以下談話：

朱：三寬是站在官方的立場對各級官方打招呼，要改變一點方針，不要箍得那麼緊，要讓人家自由一點兒。反壟斷完全是站在另外一個立場上來。

友：人民的立場或者是歷史的立場，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從這一點看，我覺得您比胡耀邦幸運，就是走了這個歷史過程，耀邦沒機會、沒時間來走這個過程。

朱：多活了十幾年。

友：快二十年了。

二十一年後的今天，我們又送走了朱厚澤。華盛頓郵報用《富人的錢和窮人的刀》為題報導中國的現實：‘貧富對立正在「好一個中國大舞臺」上荒誕上演。富人的錢，炒房、炒股、炒大蒜；窮人的刀，自殺、仇殺、無目的地殺。這二者讓普通人和政府都感到防不勝防、膽戰心驚。」這正是鄧小平屠城造成的結果，每年維穩的費用已經高達五千億以上，和軍費相當，二十一年了，鄧小平舉起的屠刀，從來沒有放下過。專制主義不解體，這把屠刀就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