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我們應該有一部《殉難者傳》

4月5日清明節，北京的一些朋友舉行集會，紀念張志新殉難35週年。今年4月29日，是林昭就義42週年，也有人在準備紀念。著名藝術家嚴正學已經製作好林昭塑像和張志新塑像。此外，還有人在紀念李九蓮，紀念鐘海源。

上述幾位女性都是殉難者。她們都是因為勇敢地表達自己獨立的政治見解而慘遭專制政權殺害。她們是為思想而死，可是她們以身相殉的思想卻被封殺，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不為人知。尤其是林昭，連她的死刑都是秘密執行的。

我曾經感慨道：歷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鬥士之所以能大名鼎鼎，是因為他們反對的專制暴政還不那麼專制不那麼暴政。以研究極權主義著稱的政治哲學家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在歷史上第一次使殉難成為不可能的事」。因為極權主義一手遮天，切斷了一切自由的信息交流。極權主義製造了大量的匿名死亡，它甚至還要抹去人們的記憶，使歷史成為空白。阿倫特說：西方在最黑暗的時期，也允許殺死的敵人有權被紀念。最專制的政府也給殺死的敵人以榮譽，早期的羅馬人迫害基督徒，但是他們仍然允許基督徒寫自己的殉難者列傳，教會得勢後迫害異教徒，但是在對人的悼念中也讓異教徒復活。正因為如此，所以一切都沒有失去，也永遠不會失去。唯有極權主義才製造匿名的死亡──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被死亡，連同死者的一切──甚至包括他們在周圍人中的記憶──都被消失得無影無蹤，好像從來不曾存在過。

這真是絕對的恐怖。生活在極權社會裏的成千上萬人，都生活在一種絕對的孤寂之中。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都那麼感到無力，都那麼容易屈從。

在極權統治下，死亡並非都是匿名的，殺戮並非都是秘密的。因為極權統治者要禁止思想，要讓人民不敢思想，這就需要殺雞給猴看，如果猴子們沒看見，雞豈不是就白殺了？所以極權統治者常常要把殺戮搞得大張旗鼓，張貼佈告，召開萬人公判大會，遊街示眾。過去的暴君也搞以言治罪，但他們至少還允許別人留下遺言或者喊一聲口號。毛時代甚至要割斷臨刑者的喉嚨，唯恐他／她喊出「反動口號」。在毛時代的處決公告裡，思想犯的罪行敘述照例只是空空洞洞的幾句話──「該犯一貫思想反動，惡毒攻擊黨和偉大領袖」云云。它只讓你知道哪種思想是危險的，是有罪的，但不讓你知道那種思想的具體內容，因為它怕的是思想本身的力量。這才叫真正的扼殺思想。對于思想的勇士而言，死不足懼，但若是把你的思想也一併殺死，讓你的死無法產生它應該產生的意義，那才是最最悲哀的。

只有在最黑暗的階段過去之後，我們才漸漸知道了這些殉難者，知道了他們的名字；也虧得還有些文字僥倖地保留了下來，我們才得以瞭解到他們的思想。當我們為他們的思想和精神而深受感動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想到，一定還有很多很多英勇的名字，連同他們的思想，業已湮沒無聞。

記得1979年張志新的事跡披露報端，詩人雷抒雁寫了一首短詩：

她把帶血的頭顱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如今，又過去了30年。當年那一代苟活者多半業已走完人生之路，歸於寂滅。而永遠年輕的張志新們卻仍能令我們感到震撼。此一生彼一生，孰長孰短？一位西班牙詩人說得好：「唯有死者永生。」我想，我們現在要做的一件重要之事就是，盡力蒐集殉難者的故事。死者不能再說話，生者的責任就是使他們的名字、思想和事跡廣為流傳，永存世間。我們應該有一部《殉難者傳》。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