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曾國藩後代的不幸遭遇
名人薈萃的道臺之後


曾國藩

上海的許昌路、楊樹浦路、遼陽路、霍山路一帶,從前是個很有名氣的地方,因為清末有一任道臺(相當於上海市長)的家園及其主要企業,均坐落在此。

道台名叫聶緝椝,字仲芳(1855-1911),湖南衡山人,是曾國藩最小的女婿,又是李鴻章在滬大辦洋務時的得力干將,是晚清上海史上較有作為的一任道臺。在滬期間,他先是受到兩江總督左宗棠的重用,於1882年擔任晚清最大的軍工企業——江南製造局會辦(副總經理),繼而又升任總辦(總經理)。在任8年期間適逢中法戰爭爆發,他主動聯絡水陸各軍,以加強上海港的防務,滬上人心乃安。他又延請傅蘭雅等西方技術顧問,大量翻譯西方科技類書籍,仿製西式武器,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後膛炮及保氏鋼甲軍艦的仿製成功,大大加強了清軍的戰鬥力,保證了前方所需軍火的供應。中法之戰中國獲勝,他的名聲亦為朝廷上下矚目。在他主持下,江南製造局這個「國營大中型企業」還甩掉了連年虧損的帽子,轉虧為盈,他卸任時還盈餘十幾萬兩銀子。

曾國藩去世之後,曾國荃繼續看好他的才幹,在晚年兩次舉賢不避親,以「才大心細,精幹廉明,為守兼優,局量遠大」等語,向朝廷保奏這位侄女婿。不久,聶緝椝又榮升蘇松太道。至此,從走出湖南衡陽起的14年間,聶緝椝已從一個湖南的幫辦,步步躍升為華洋雜處的上海灘的「黨政軍第一把手」,位列封疆,可謂一路青雲,成為湖南聶氏大家族中最大的「高幹」。

當然,從聶家花園裡走出的名人亦不少,除了道台大人外,還有他的妻子曾紀芬(世稱崇德老人。曾國藩的六小姐,聶氏家族的精神楷模),他的三子聶雲臺(曾任上海總商會會長、恆豐紗廠總經理),六子聶潞生(恆豐紗廠中期總經理),孫子聶光塹(恆豐紗廠後期總經理),四子聶其煒(中國銀行協辦、中孚銀行行長),七子聶其賢(清末湖南武軍司令官、武字黃統領,省防守備隊司令官),女婿瞿宣穎(著名作家、古典獻研究學者、晚清軍機大臣瞿鴻之子),女婿周仁(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上海科技大學名譽校長、中科院冶金硅酸鹽研究所所長),媳婦李敬萱(李瀚章的九小姐)……、

狂風暴雨中的「舊王孫」

全國解放對於聶家這個大家族來說,實在無異於一場狂風暴雨。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反右」、「大躍進」等運動,無不在深刻地、從各個角落徹底地改變著聶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和社會地位,他們逐漸從一個顯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變成一個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時時需要以警惕的目光關注著周圍巨變的家族。

在這場巨變中,聶家有一部分人是積極跟上了社會的步伐的,他們努力改變著過去的自我,以適應新的環境,年輕一代也努力掙脫家庭的思想包袱,積極上進,立志不再為家族接班(公私合營後也無家族的班可接了),而要做社會主義的建設者。聶光塹積極經辦了恆豐紗廠的公私合營,合營後改為絲織廠,他隨之從一個棉紡專家而轉為絲織專家,出任經理。廠裡仍有好幾個聶家人「留守」:聶光琦為廠長、聶光堯為福利科長、聶光墉為供銷科長、聶光來是廠裡醫生。其它人如聶光達、連翰安夫婦,是中山大學畜牧獸醫系和園藝系畢業生,此時積極找到市政府,要求「歸隊」工作,參加了新成立的華東農林部的工作。他們一個搞園藝,一個養奶牛,這個「牛倌」後來成了「上海白豬」的「豬司令」。聶崇泗、聶崇實、聶崇訓、聶崇志、聶崇慧、聶崇正、聶崇嘉等先後考入全國名牌大學,個個都是學業尖子,聶崇嘉還考取了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研究生,跟蘇聯專家學習專業知識……

上世紀80年代末,老七房的聶崇立,已在美國芝加哥一所大學獲得了工商管理的碩士學位,他稍有點積蓄,便把老爸老媽聶光堯、楊佩珊接了過去,讓老兩口好好遊覽一下異國風光。他原以為老人出入語言上有不便,想不到父親竟能用流利的英語跟美國人交談,這令他大吃一驚!他在想,是什麼力量使父親把自己「包藏」得如此嚴密,以至於幾十年來,作為兒子竟不能真正瞭解父親!還有—次,孩子們不知從哪裡弄來一張老掉牙的外國唱片和一架只有78轉的手搖式唱機,那唱片放出來的是巴赫的《聖母頌》,大家正聽得入神時,父親聶光堯卻止不住淚流滿面地走開了。人們誰也不敢想像,那優美而聖潔的旋律,是如何重重地觸痛了他那塵封的往事,誰也講不清,恐怕連他自己也講不清那眼淚裡究竟包含了些什麼。

1961年的一天,正在上海民用設計院工作的聶光禹,被單位領導叫進一間會客室,說是政府找他談話。他有些莫名的緊張,坐定後才知來人是法院的幹部。那幹部說:「你們家的恆豐紗廠現在已定為『敵產』,國家決定予以沒收。原先定的定息現已停發,但是你們過去已拿過好幾年定息了,現在要求你們全部退還國家,希望你能配合政府,做家裡人的工作,盡快把已領取的定息還出來。」

聶光禹一聽頭皮都有些發麻,他那時年輕氣盛,不解地問:「我們家是民族資產階級呀!怎麼一下子變成『敵產』了呢?」

陽光下的煉獄

1966年開始的「文革」風暴,對聶氏家族來說,更是一場鋪天蓋地的災難。他們幾乎每戶都被抄過家,最多的被抄過十多次。其實聶家經過1961年的「退還」,已沒有多少存貨了,但人們不相信,你們聶家這麼大的老闆,怎麼會沒有錢?

周仁、聶其壁的家被抄了整整一星期,東西全都用卡車拉走,家中有字的紙可以說是片紙未留。周仁先生當時已70多歲了,莫名其妙地被指認與什麼「梅花黨」有關係,他有病也得不到治療,致使一隻眼睛瞎了;又摔斷了一條腿,也得不到治療,只能躺在床上。然而躺在床上也要隔離審查,於是被關進一間四壁無窗的屋子,1973年被折磨致死。

聶光墉的家被抄了五天五夜。第一次被抄時,造反派發現了一支手槍的皮套子,於是認為發現了重大線索,按那時的邏輯,有了槍套就一定有槍,有第一支槍就定有第二支槍,這家一定是私藏武器,準備將來秋後算賬的。於是大動干戈,把家裡人全都隔離起來,不許說話。他們大干了五天,牆頭、地板、樓梯全都翻弄過了,可惜連手槍影子也沒有,但這個家已被捅得千瘡百孔,只差樓板沒有塌掉了。其實那槍套是聶光墉以前玩的小手槍的套子,是買來的,發票、證明俱在。解放之初,政府收繳武器,就上交國家公安部門了,留個套子是做紀念的,誰知竟惹來如此大禍!抄家後工資即停發,只發生活費,每人13元。聶光墉及其一女一子,每月發39元,其妻74元工資只發24元。這種生活水平從1966年一直延續到1972年。

造反派衝進聶光達家的時候,剛巧他不在家,就把他70歲的老母親李敬萱拖出來批鬥。

李敬萱是李瀚章(李鴻章的哥哥)的九小姐,思想開通,知書達理,抗戰前曾隻身帶著8個孩子和四十幾隻箱子去湖南避難,臨終前留下遺囑要求海葬,那時她已是96歲的老人了。

任永恭是聶光琦的夫人,只因她在上海市機關事務管理局工作,五六十年代,劉少奇、王光美和羅瑞卿、郝治平出國前曾在上海制裝,領導要她陪同王光美、郝治平看衣料,找裁縫,配花邊,「文革」中就成了大問題,被隔離審查好幾年,她的女兒那時才9歲,每天為媽媽送飯。

聶崇志在「文革」之前就已經落難了。他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因有一次在宿舍裡聊天聊到蘇聯的科技比不上美國,「反右」時被揭發出來,成了右派言論,攻擊社會主義等等。結果聶崇志不幸「中標」,成了「右派」,學業還未完成就被送到北京開關廠勞逸動。同時被發配勞動的大學生有好幾百人。一年後,有人提出把他們遣送大西北,但被彭真(時任北京市市長)攔住了。

聶光達是農科院的畜牧專家,為培育奶牛和豬的優良品種,長年在崇明和上海縣的農村奔波,取得的成果得到國家農業部農墾總局的肯定,還召開了全國國營農場現場會,要他介紹經驗。可是到了「文革」,不曉得怎麼會一下子冒出那麼多「問題」來,被隔離審查達兩年之久,家屬也不許探視,直到林彪機毀人亡一個月後才放出來。那天農科院開大會,宣布他「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因此結束隔離審查」,他由於過著與世完全隔絕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林彪的事情,於是照以前的慣例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引起台下一陣哄堂大笑。

「文革」中聶家被迫害致死的還有好幾個人。九房的女婿瞿宣穎,是聶其璞的丈夫,著名作家、古典文獻研究的專家,生平著作甚豐。在「文革」中,他以前的一個學生在被隔離審查時胡亂攀咬,揭發他有攻擊江青的言論,結果被打成現行反革命,1973年冤死獄中。

最慘的是四房的女兒聶光錫,在從濟南到上海的火車上,竟被北京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活活打死……

仍然在世的任永恭女士是梅蘭芳先生的弟子(1943年拜師),與梅葆玖相知甚深,現任梅蘭芳研究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劇協梅蘭芳藝術研究專業委員會領導成員、上海文史館館員。

本文留言

作者路霞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