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歷史敘事的魅力——讀《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戴晴年幼時,她那後被日本憲兵秘密處決的生父,常抱著她去北海看水,說小孩子要看水眼睛才亮。一個人眼睛明亮,意味著什麼呢?原是理工科出身的戴晴,在改行成了作家、記者之後,就琢磨起她父親所獻身的組織——中國共產黨的的歷史來,結果如她自己所說:「不少藏著、掖著的苟且之事總讓我瞧破。」

應了義父葉劍英的一句評語:「養不馴。」三十年來,戴晴背叛了她的父輩所屬的政黨,轉而堅守一個自由派知識份子的立場。從被殺的王實味、失蹤的儲安平到被監禁至死的張東蓀,擅長講故事的戴晴,充滿感情地訴說一個又一個「專制者剿殺思想者獨立精神」的故事。她的近作《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如澳洲教授白傑明所說:「是一部對良知在專權時代遭際的輓歌。」

戴晴的歷史敘事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魅力,在於她面對歷史的求真精神和反思能力,她的社會視野和人文關懷,也在於她鮮明的個性與激情。《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一書的寫作,具有問題意識、洞察力、比較研究、複雜性和戲劇性等特點。通過翔實史料考證張東蓀的生平遭際,戴晴梳理錯綜複雜的時代脈絡,重譜了一曲令人迴腸蕩氣的當代史。

一,問題意識

有問題意識的史家大都是一些不肯人云亦云的人。他們拒絕任何一方給出的簡單結論,而寧願像用身體丈量大地的藏傳佛教徒一樣,千辛萬苦地鑽進歷史的灰燼之中,尋找那些「飄蕩在舊籍陳檔中的杳渺魂靈」,並向他們發問:為什麼?

該書一開頭,戴晴就疑惑地問:「燕京哲學系主任、年屆六十四歲的張東蓀,怎麼捲進這赳赳武夫的遊戲中?」問題帶出問題,戴晴的問題越來越多:北平和平易手背後的政治交易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毛澤東說「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1949年9月30日首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選舉中,576名投票人,毛澤東得票575張。那唯一的一張反對票是誰投的?誰敢投?後果又是什麼?1972年秦城監獄醫院中,87歲的張東蓀臨終前說「還是我對」,他指什麼?……

過去對張東蓀毫無所知的我們,被戴晴的問題震撼得傻了眼,只能跟著她生動而具體的描述,一步步走進疑竇叢生的當代史之中。這種敘事讓我們進入政治歷史事件的內部,身臨其境地發現長期被人隱藏的神秘玄機。原來,真相一直就矗立在那裡,只是需要勤奮而又無畏的人,撥開重重塵土蛛網去發現它。

二,洞察力

被人有意掩蓋的重大歷史事件,很像一個陰暗的山洞,只有洞口有少許陽光。要探測山洞的秘密,就需要洞察力——一種讓人能根據事物的表面現象,準確認識事物本質及內部結構的綜合能力。十幾年前,當戴晴在澳洲遇上張東蓀的孫子,面對張東蓀留下的手跡殘篇,她就像站在一個神秘的山洞口。此後,她必須張開思維的天線,施展十八般武藝,去探測歷史黑洞之奧秘。

在《我的間諜生涯》一文中,戴晴自供她曾一度是解放軍總參情報部的「資淺間諜」,可沒幹一件像樣的活兒就被主管參謀給賣了。雖然間諜沒當好,但她的敏銳嗅覺還在。2007年,原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之秘書邢俊生的回憶錄在網上發表,其中一個小小的細節引起戴晴的警覺:徐子榮曾上報周恩來的一份絕密材料,涉及某「社會名人」的政治案件,毛澤東親自批示:「在如來佛手掌中。」

光有敏銳的嗅覺是不夠的,歷史線索需要經過撥絲抽繭的過程,用理性來分析,才能求得真相。好在戴晴是從共產黨營壘內部走出來的人,她洞悉該黨領袖詭秘的行事方式,因此能從這份隱去姓名的絕密材料中,通過調查取證,推論那位被毛澤東輕蔑地稱為落「在如來佛手掌中」的人,就是毛曾高度讚揚並著意推重的民主派盟友張東蓀。

當代中國的歷史敘述充滿了殖民式的暴力,御用學者只寫當權者承認的那部分歷史,從而侵佔了另一部分歷史真相。而戴晴以其洞察力打破了這種集體沉默,她搜尋歷史證據,還原歷史事件的全部本質。

三,比較研究

有人批評戴晴此書,說她並不專注於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筆下常「跑野馬」。在筆者看來,這倒是戴晴敘事的獨特魅力所在。一些傳統學者把歷史當作機械零件,去做枯燥的分類研究,而戴晴卻以其開放的心態,採取了旁逸斜出、不拘一格的寫法。這種寫法縱橫開闔、揮灑自如,以廣闊的背景來襯託人物的活動,通過比較研究,深入挖掘事件的來龍去脈。

中國傳統史家會運用比較方法,以求得史籍史事的真確。現代西方史家則運用比較研究來檢視歷史事件,解釋各種因素造成的社會變遷,以及個人及其團體的命運。在戴晴的敘事中,處處不忘運用比較分析方法,讓讀者「於同中觀異,異中觀同,則往往得新理解」(梁啟超語)。

從重大事件的比較來看,戴晴談及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變」,國民黨突然和共產黨翻臉並開殺戒,評論說:與五十年代之後文化人集體自辱的凶險相比,國民黨對中國文化傳承與傳承者的傷害而言,只能算是「小兒科」。再如1936年,張東蓀在《自由評論》上批評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其時尚弱小的共產黨代表劉少奇報以「大度的響應」,而在中共執政後,這種態度「幾可告闕如」。

1940年,燕京大學物理系助教馮樹功被日本軍車軋死。燕京大學當即向佔領當局提出書面抗議,這令戴晴聯想到半個世紀後,「人民子弟兵」的坦克在北京六部口,有意碾壓正在撤退的學生,北大校長的反應卻是,主動將「涉嫌動亂」的助教,押送公安局。

民盟諸君的一些生活花絮,放在一起比較看也饒有趣味。例如,向來在意儀錶的著名女律師史良,在被邀進中南海時穿上了時髦的列寧裝。和史良一樣同屬民盟 「左派」(即親共派)的章伯鈞官場得意,住上了有七十九間房的大四合院。而立場偏右的民盟領導人張瀾,即使當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也謝絕中共為他安排的 「太好」、「太大」的住宅,只是自己出錢趕製了一件布長衫,罩在舊棉袍之上。

最令人震驚的比較,則是毛澤東對張東蓀前後態度的變化。1949年初,為藉助學術泰斗張東蓀的社會信譽,毛澤東點將張東蓀作為傅作義的談判代表。談判獲得成功,毛澤東讚揚說:「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兩年之後,這個湖南人翻臉如翻書:「壞分子張東蓀,我們不能坐在一起開會了。」

四,複雜性

本書的主人翁只是在國共兩黨相持階段,作為制衡雙方的第三勢力,短暫地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然後命中注定地消失於沉寂與黑暗之中。張東蓀和專制權力相碰撞終於粉身碎骨的故事,帶有淒美和恐怖的強烈色彩。

歷史研究者的任務,就是在敘述故事時容納複雜的關係,展示完整的過程。所謂歷史的複雜性,不僅是指場面的浩大和人物的眾多,而是指作者筆觸深入到人物的心靈深處。余英時先生評價戴晴此書:「是一部最有歷史價值的‘洗冤錄’。……寫出來的是一部翔實的歷史——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政治史。」

但戴晴不僅僅是在寫歷史,不僅僅是要洗清他人的冤屈,她更試圖在紛繁的歷史中探索那一代學人的靈魂。以人文互證的方式和知人論世的眼光,作者展現了民國一代精英的人文素質和人格狀況。張東蓀是中共建政之後第一個被整肅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的昔日盟友在他落難時紛紛落井下石,互相撕咬。各色人等的品質和靈魂成色,在戴晴筆下暴露無遺。

書寫張東蓀及其一代民國學人的情感、道德、理想、困惑、抗爭、希望、無奈與悲憤,戴晴窺見那些歷史人物的生命軌跡,她的感慨很深:「東蓀先生以及他的同儕,曾經多麼生動、有骨氣地生活過——。」

五,戲劇性

毛澤東曾說:「我是不看話劇的,因為我天天都在演話劇。」他那虛偽、陰險而又毒辣的話劇,類似莎士比亞創作的《理查三世》。而張東蓀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處境下,仍然吟誦道:「已慣看劇場打諢,豈謂梟鸞從古判,只掉頭一嘯余何恨。」

既然歷史本身比戲劇還戲劇,戴晴就只需辛苦積累素材,運用聯想開拓思路,運用背景、旁證、對比映照等手法來豐富內容,展開驚心動魄的矛盾衝突。該書的故事情節安排得跌宕起伏,強化了歷史敘事的戲劇性。

這是一種下大功夫、見真精神的歷史寫作。在一個輕浮淺薄的消費時代,戴晴堅守人文主義價值觀,在孤寂中歷時八年,勘探歷史的廢墟,凌厲地追問往昔的恩怨是非,給我們認識理解當下現實提供了視角與參照。閱讀此書,我們可以聽到作者內心的波濤與長嘯,聞到她濃郁的自由主義氣息。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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