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外遷移民:歸去來兮空徘徊

三峽時代即將開啟。

雲陽新硐村一戶農家大院的幾戶村民,在外遷江西贛江的一座小城後,又紛紛回到故鄉,但故鄉卻不同以往,他們在去留間徘徊;留守庫區的羅興安,從奉節搬遷到萬州,雖說進了城,但卻無法在城市裡生存下去,只能整日在鄉鎮間遊蕩尋找賣苦力的機會……他們的故事是三峽百萬移民的縮影和樣本,他們的命運將是「後三峽」時代重點關注的對象。

如果說當年興建大壩、百萬移民是三峽工程,那麼如何解決地質、環境問題,如何讓移民變成居民,「安穩致富」,就是規模毫不遜於三峽工程本身的「後三峽工程」。


2010年3月7日,重慶市雲陽新城,42歲的王平站在長江邊眺望故土。2002年,他隨同鄉移民至江西峽江縣;2003年三峽蓄水,老家雲陽桐村鄉沉入水底;2004年他帶著全家6口回到雲陽新城,做了「棒棒」。沒有房子、沒有戶口,一根棒棒挑著全家人的生活。


重慶市萬州區。移民冉崇剛與妻子向存秀借款在精輝花園買下門市,兩口子自己裝修。


移民江西的鐘厚運又回到雲陽,卻無法獲得故鄉的「身份」。


雲陽老縣城碼頭。清晨,寶塔鄉的農民挑著青菜乘船登岸。


雲陽老城的一家理髮店,洗頭理髮刮臉只要2元5角。

「至少幾十萬人」再移民

在後續工作規劃中,特別令人關注的是可能涉及到生態屏障區的移民再搬遷。

對於很多原地後靠的移民而言,這將是他們第二次搬遷。

這是雲陽縣一個農村大院幾戶村民在三峽移民之後的不同人生軌跡。他們並不代表三峽移民的全貌,而只代表了三峽移民中的一個群體,和「穩得住,能致富」不同,因為各種原因,這個群體仍然沒能安定下來。

令人深思的是,他們為什麼仍徘徊在去留之間。

又要走了

陳朝志夫婦的房子依山而建,老房子在長江邊上,早已被水淹沒,每年夏天水庫水線消退,他們能遠遠望見老房子的廢墟,連屋頂都沒剩下。

他們在坡上起了一棟100多平方米的新屋子,靠近馬路的方向做了個門面,卷帘門的灰塵很厚實,似乎從來沒打開過,因為沒有商業需求,這條馬路通向江岸,沿路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戶人家,平時一般也沒什麼人走這條道。

在雲陽縣有很多像陳朝志夫婦一樣後靠的移民,他們的房子和土地都被升起來的長江水淹沒。他們在山坡上蓋起了新房子,守著幾分土地,在每年水位消退到145米的時候用消落帶的坡地種菜,雖然專家們說用坡地種菜並不好,會造成污染,或者水土流失。但江岸邊的土地已經非常有限,每戶人農田加坡地也只能湊夠一畝,農業收入很少。除了年輕人外出打工賺錢養家,幾乎沒有別的生活來源。

他們很可能會被第二次搬遷。「已經登記過了」,陳朝志說,言談中充滿了期待和嚮往。政府派人在這一帶逐戶登記,徵求大家的意願,可選名單裡有新縣城、老縣城、或者外城、外省,這位老人填的意願是新縣城,如果一定要搬,他想搬到新縣城去,而不願意去已經被遺棄的老城,他更不願意再搬到別的地方。

遷往他鄉的經歷,往往伴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他的哥哥陳朝庭,當過10年兵,之前和他一起開麵坊,2002年異常積極地響應號召,戶口遷往江西,奔往新生活,4個月後,卻和老伴雷明英、大女婿一起舉家回遷。

蓄水前最後一批移民

2002年,三峽蓄水前,陳朝志所在的新硐村第一組,175米蓄水線之下,已經有幾百人通過投親靠友、自謀生路等辦法,搬離庫岸,當時的情況,蓄水線下還剩118人沒有著落。

最初定的計畫,是這118位村民全部原地後靠,在更高的山坡上修筑房屋,謀求生活。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當時,外遷的機會也是村民自己爭取來的。

陳朝志當時直接參與了改變這個村莊命運的過程,作為這個自然村的會計,他和組長花了一週時間去丈量175米白線以上剩下的土地,發現還剩下29.8畝,但要養活100多人,人均只有兩分地。

土地顯然不夠,村幹部跑到重慶市去反映情況,據說當時一個市委秘書長親自到新硐村考察,和縣領導一起,確定了新硐村的外遷計畫。

計畫外遷點,正是江西峽江縣周邊的幾個村落,峽江縣是贛江邊上的一座小城市。當年外遷時,新硐村曾舉村考察,一家派出一個代表去探情況。和新硐村相比,峽江縣的土地更多,而且看似更平整。但當地人告訴他們,這些田幾年就會被贛江水淹沒一次。當地人的敘述引起了新硐村村民的警惕,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說法並非是拒絕外來者的託辭。

「當時也不是所有人都看上了」,陳朝志說,「隔壁茅壩村鄉黨委書記也去峽江看了,那個書記就沒看上」。

但新硐村的搬遷仍然勢不可擋,陳朝志的哥哥陳朝庭,就這樣成為了三峽蓄水前新硐村外遷的最後一批移民,和陳朝庭同一個院子的鐘裕根、明平秀兩位老人,連同二兒子夫婦,也是和他同一批戶口遷往峽江。

這個院子一共有6戶人家,都是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甚至在移民前還有的家庭沒分家,兄弟幾人共同侍奉雙親,一個家庭往往能達到十多人的規模,比如陳朝志,移民之前,他家共有13口人,和親戚朋友相互交通往來。

這種院子在川江地區還有很多,往往是同一個村民小組,一家挨著一家的牆搭建起來,在農村,人際關係並未退化得如同城市那樣簡單,社區居民互通有無、守望相助。同一個院子的關係非常好,鄰家小孩往往叫隔壁叔叔「二爸」、「三爸」,是模仿親戚的喊法。

斷裂的社會關係

這種於農村而言非常重要的社會關係,很快在搬遷的過程中斷裂了。最後一批去峽江縣的新硐村移民有112人,陳朝志曾經計算過,有68人來自新硐村一組。這68人曾經希望能聚居在一起,但這個要求很難得到滿足。他們被分散在三個不同的鄉。

有的村民雖然在銷戶合同上面簽了字,但並不願意離開,比如鐘裕根、明平秀夫婦,他們心裏想的,還是留在原來的地方,和沒有外遷的女兒住在一起。鐘裕根曾經去過一次江西,辦理殘疾證,結果發現在當地喝水也要拉肚子,蚊子太多,水土不服,他便不願意再走。

而他的小兒子鐘厚運夫婦則抱著試一試的心態,舉家遷往江西。鐘厚運1974年出生,是很典型的川江人,善於言談且吃苦耐勞。他在2003年和妻子一起把所有重要的傢俱搬上了鄉政府歡送移民的卡車,雖然有搬運物品體積的限制,他們還是把幾個泡菜罈子搬上了車。泡菜罈子是巴蜀人幾乎每家一個的物件,於每天的飲食非常重要,而且鹽水越陳越香。鐘厚運搬上泡菜罈子,是想踏實在江西過日子的。

但兩週後,他就和同一個院子的張家一起回了雲陽。鐘厚運回家,倒不是因為水土不服,或者單純的思鄉心切。他當時花錢從當地村民那裡買了兩畝田,但後來發現都是最差的田,收購的舊房也不過50多平方米。

在當地語言不通,原有的朋友又很難聯絡。比如鐘厚運要去找年齡相彷,同個院子長大的李大新兄弟,從一個鄉到另一個鄉,可能就要坐上兩三個小時的車。

更現實的是,鐘厚運發現附近沒地方打工掙錢。而之前他們所在的新硐村靠近雲陽老縣城,找工比較容易。

幾乎是事事不順心,所以在孩子要開學之前,鐘厚運兩口子便急匆匆趕回了雲陽。本來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情,但試驗幾乎是潰不成軍,除了水土不服帶來的異鄉人感覺,家鄉也似乎有更多發展機會在召喚著他。他回到雲陽,就趕上這個新的移民城市建設得熱火朝天,他和也從海南遷回的哥哥一起跑起了運輸。

回遷的選擇

鐘厚運走了不到4個月,一個院子的陳朝庭、雷明英夫婦也走了。

這個村小組留在峽江縣的人,只剩下李大新兩兄弟。旁人都說他們是為照顧孩子讀書。

雖然在長三角一帶有很多成功的移民安置範例,但新硐村的移民安置顯然並不能算作成功。在村民的考察和適應過程中,這個新的居住地被遺棄,人們紛紛回到原來生活的地方。有的人則根本沒離開過——— 親人去打了頭陣,回來訴說異鄉生活之苦,他們便打消了搬遷的念頭。

對大多數人而言,回遷並非是情感的牽絆,而是一種理性選擇。如果遷入地的條件好,還是能夠留下,雷明英說。她是住了4個月才離開,很不方便,買藥坐車要1個多小時,一天進城還只有兩班車,而她的老伴陳朝庭,又是常年疾病纏身。之前他們住的地方,走半小時就能找到買藥的小商店。

移民款跟著移民走,在安置過程中,一部分用來購買當地的田土,還有一部分用來買房屋。最後每個人領到的只有8000多元。

和別的回遷移民一樣,鐘厚運帶著一家三口的錢,回到雲陽,重新白手起家。現在他和哥哥合夥開一輛麵包車。他買了自己的房子,孩子讀上了當地的小學,和返鄉的哥哥共同承擔贍養父母的責任。

回遷群體的思慮

雖然從表面上看,鐘厚運的家庭和別的雲陽家庭沒什麼區別,兩兄弟又回到了同一個地方,每隔一週去看看住在新硐村的父母,送瓜果補品。

回遷移民在雲陽形成了一個特殊群體,相互保持著往來,鄰居之間互通電話,互相串門。

這些都是最真實的生活,但鐘厚運覺得這種生活中也有某種欠真實的成分。比如他就不能購買當地人都能買的養老保險,針對移民的養老保險,當地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比如可以免繳之前的餘額,每個老人只需要花1萬多塊錢就能辦好,可以在 60歲之後開始拿「工資」。之前哥哥鐘厚生拿出一萬多塊錢,讓弟弟去江西給父母辦養老保險,但發現根本辦不了,他們被告知不同地方政策不同。

這個時候鐘厚運就想不通了,他不明白有什麼不同。

不久前,鐘厚運又託人去問,戶口能不能遷回來,他在雲陽已有房產,房產證上也是自己的名字。

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後,他又失望了一次。孩子和他一樣是江西戶口,將來讀中學,會多交一筆為數不少的補充學費,麻煩的事還很多,比如孩子將來高考是不是還要去江西找個中學。

經濟上,重慶市政府出臺的針對移民的優惠政策,鐘厚運的家庭戶口既然已經外遷到江西,自然一條都享受不到。

雖然同樣是移民,但他的所有戶籍關係已經離開重慶。而事實上,他的所有社會關係還在雲陽。

鐘厚運時常憂慮,自己的未來怎麼辦。他研究了勞動法,發現外出打工企業可以幫忙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能不能十多年都在外面打工,退休了就能拿退休金,不成為兒子的負擔。

他很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並和妻子討論這個想法的可行性。

他又思考,戶籍制度將來有沒有廢除或者改變的可能。

妻子沒有考慮這些看起來異想天開的問題,她擔心的是,會不會有人把他們遣送回江西去。

在雲陽縣,類似新硐村這個院子這樣的回遷村民,正在逐漸形成一個群體,缺乏歸屬感成為這個群體普遍面臨的問題。還有的從江西或者海南返回的移民,在新縣城買了房子,卻不敢用自己的名字登記。另一個買了幾套房子的回遷移民則反覆詢問記者,未來是否有可能把戶口遷回來。

走和留的矛盾

除了不諳世事的小孩,焦慮在這個群體中普遍存在。

張麗也在雲陽的這個院子裡出生,說到自己的未來,她眼圈突然紅了。其實她才20歲,無論年齡還是穿著打扮都像個女學生,應該還不到為歸屬感焦慮的年齡,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

但每次電視上放三峽移民的時候,她都會偷偷迴避,她會哭,這是一種旁人很難理解的感情。雖然在搬離雲陽的時候,她還是一個上初中的孩子,但她已下定決心,要回到雲陽。

她在上海務工,她會有機會遇到很多別的三峽移民。每次和別人談這個話題,都會增加她的挫折感。比如遷到上海松江和崇明的移民,一般在當地就能找到工作,生活狀態也更好,對遷入地比較有歸屬感。

而她一點也不瞭解自己戶口上標注的那個地名,峽江對她而言仍然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她想回到雲陽,但不知道如何回去。

她的姐姐不久前剛做了「雲陽人」的媳婦,但還是沒有辦法做回一個真正的雲陽人。雲陽民政部門告訴她,戶口從江西遷不回來了,凡是外遷移民,戶口都不能遷返。

鐘厚生鐘厚運兄弟出錢,在新硐村山坡上為父母鐘裕根、明平秀修的房子,已經成了無主房,原來是用他姐姐的宅基地修的,但現在姐姐戶口也去了海南。老人住在裡面,用兒子買的手機和外界保持聯繫。

雖然搬遷已經八年,新硐村一組幾十位移民仍沒有真正安定下來。回遷造成了身份認同上的錯位,而原地後靠的移民,則等待著新一輪以生態避讓為主旨的搬遷。雖然何時搬遷、往何處搬遷還不確定,但在新硐村,已經有人來挨家挨戶瞭解,登記村民意願。

對這樣的登記,村民往往抱有矛盾的態度,未來充滿了不可知性,但同時又是一種改變生活的機遇,比如陳朝庭的弟弟、老人陳朝志,他再也不願意守著一畝地,每年在江水消退的庫岸邊上種菜。

老雲陽,放棄和留守

有的人想回來,又有人想走出去。城市的歷史不會因為廢棄而荒蕪,人們總是在尋找或者堅守最適合自己的地方,即使這裡已不復當日風光。

新硐村一組距離老城不過兩三里路,曾經享受過老城帶來的方便。但現在,雲陽老城已經成為歷史,或者說是廢墟。坐在快艇上路過老城,那景象就像看到地震之後的遺址,你以為沒有人居住了,但似乎還有車子在廢墟中穿行。終於走到廢墟了,才看清老城,廢品被堆成一座小山,觸目驚心地堆積在路旁,似乎這座城市昨天才萎縮。

比庫區裡別的老縣城幸運的是,雲陽老城還有最頂上的一條街沒被淹沒,它現在變成了一個鎮,其實還不如鎮,沒有專門的公共汽車到這裡,只有在岔路口攔截經過別處的車子。有兩三個小麵館,一個規模已不算小的農貿市場,一個派出所,承擔著雲硐鄉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功能。

老城已經被拋棄。如果問雲陽人老城好還是新城好,大部分人會覺得這是個多餘的問題,包括為移民身份發愁的鐘厚運,因為答案實在太過明顯。老城很狹小,雲陽人誇張地說,抽根煙就能從城頭走到城尾。

而新城蔓延在長江邊上,一眼望不到邊,擁有最繁華的中環路,上面還有重百,有大型連鎖家電超市,新房子,「隨便哪一棟,最差的,也比老城好」。從彫花的路燈到寬闊的岸堤,一切都是按照一個中型城市的氣派和檔次來建設的。

但老城還在,雖然只留下了冒在水面上的一段,仍然在忠實地履行它的社會功能。甚至它已經被廢棄的老碼頭,也在發揮作用。雖然大段向水的階梯已沉入水底,露出水面的部分,被瓦礫覆蓋,令人很難想像當時的盛景。

現在它顯然退卻了,人們卻沒有忘記它。還是在這裡搭船,慢船在這裡會停,從雲陽老城到新城,足足要走三四個小時,船夫沿途帶人裝貨,船裝得很滿,在從前,長江還是一條湍急滾動的河流時,這是不可想像的。

留守移民:困窘謀生致富難

羅興安是這個世紀初,從奉節搬遷到萬州的三峽移民,他用補助的移民款在移民安置區買了套房子,戶口挪到萬州,就這樣進了城。但他卻無法在城市裡生存下去,城市不需要像他這樣的人,除了種田之外,沒有其他技能,又年屆不惑,羅興安很難找到工作。他不得已又和妻子一起回到了奉節,在農村租了間小房子,整日在奉節和雲陽之間的鄉鎮遊蕩尋找賣苦力的機會。

三峽移民中,只有十萬去了外省市,還有近百萬留在了庫區。走出去的十多萬移民,背井離鄉,經歷社會關係網路的斷裂,自然痛苦,但更困難的,恐怕還是某些留下來的移民。通常,人們會更關注背井離鄉的外遷移民狀況,對庫區內安置移民的關注則相對較少。

南都記者在萬州、奉節、雲陽等地採訪時,發現留守庫區的移民返貧現象較為突出,其中部分移民難以適應城市生存環境,只能進入城市生活的最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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