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三反」——文革史最血腥的一頁

「1970年2月至11月間，十個月裡共挖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184萬名，逮捕28萬名，殺了數以千計的人」。

——資深記者周海鋒《塵封內幕》

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在全國展開，軍代表說對照中央(70)3號《打擊現行反革命》的文件，我是重點打擊對象，屬「惡毒攻擊」之列。大會上不止一次地點我的名，氣氛異常恐怖。幾乎所有的人又都不敢和我說話了，知交路遇也形同陌路，面如冰霜，轉身扭頭與我檫肩而過。我不斷被拖出去批鬥。

「······什麼是世界，世界就是你生存的社會，你「惡毒攻擊」這個世界還是什麼世界，簡直不是人過的。就是攻擊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人過的，何其毒也······」臺正中，批判者手執講稿聲歷腔正吐字如嘰；臺邊的我，千夫所指，低頭恭立；台下陣陣口號此起彼伏，聲聲罵我「罪該萬死」。——為這莫須有的一句話已經折騰到第五個年頭了，不是文革過來人，誰會相信，誰能體會階級鬥爭的殘酷無情。

我死死盯著腳下水泥地面上的一個巴掌大的「傷疤」，越看越像那個女人的臉：狹窄的前額，圓圓胖胖的下巴。我的淚一滴滴落下，滴在她的「臉上」。我已不敢恨她怨她了，只想求她良心發現，說句良心話，留我一條活路。

此時，身陷囹圄的我，尚不知她早已一推六二五，否定了當年對我揭發舉報，來個一向三不知。可以想像，不遠數千里外調的左派是何等的尷尬失望。但是，對階級鬥爭已走火入魔的左派大爺大娘們，為了證實階級鬥爭的尖銳，無風還會捕風捉影掀起三尺浪，怎麼捨得放過我。他們警告我說：沒有證據一樣定你的案，別以為燒檔案材料沒你的事了，這筆賬也要算。

人怎麼可以這樣不要臉？1966年底給我平反，他們傳達黨委指示，給了我明確答覆：「這個世界還叫什麼世界，簡直不是人過的」，這句話是寫在夫妻通信中的話，即使證據確鑿，也只是認識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何況證據不足。是他們當場動手燒掉了這份材料。當時我的平反公告還沒出來，我是應他們招喚，以戴罪之身走進政治處的，怎麼能紅口白牙造輿論，給我強加上燒檔案的罪名。

偽造我夫妻信件的人不認帳了。只能寄希望於逼供信，要我的口供，以造出一個「反革命」來。但是，我是共青團員，曾先後擔任團支部組織委員、宣傳委員，從我幾十萬字的日記中挑不出一絲一毫對時政的任何微詞，從我200多封夫妻友人來往信件中，找不到任何對時政不滿的言論，我工作努力、熱心助人口碑不錯，就憑偽造的、我給丈夫的信中一句沒頭沒尾的話，可以「壓出」一個反革命來，實在是太難了。

軍代表工宣隊發話：不承認就不停地「斗」。於是：組裡斗、室裡斗、院裡鬥。我工作的機關的批鬥還沒結束，丈夫工作的科室排隊等著鬥我。如果他們不是打著毛主席的革命旗號，我真想和他拼了——我死你們也別想活。

永恆的運動積極份子們無所不用其極，毛澤東的「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的指示，形同虛設。一次次的面對粗俗、野蠻、辱罵；一次次的身臨刻薄人、戲耍人、侮辱人的鬥爭會，花樣翻新的折磨超出了我能承受的極限，終於身心崩潰，一次次暈倒。

丈夫一次次背我回家，俯在我身上痛哭。他勸我：認了吧，再掙抗下去我們全家都活不成了，難道你看不出，他們是想逼你死啊!為了能活下去，為了我們一雙兒女，我咬牙認了那封信裡的那句話。我承認我「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攻擊社會主義」、我「罪該萬死」，令所有的人鬆了一口氣 ——歷經數年為這一句話折騰，捧場的人也厭煩了，說可以交代過去了，同情我的人嘆我能過「關」了。但是，居心叵測的人並不滿足，令我必須交代出信的來龍去脈，挖出思想根源。那句孤零零的一句話本沒有上下文，我編不出來龍去脈，又從何處能尋找到思想根源，批鬥會又陷入僵局。

「你母親死於三年困難時期，是怎麼死的，想想看你當時······」那個長的人模人樣的政工幹事溫和地啟發我。像一股電流襲來，這聲音入雙耳穿心而過傳到腳心，我不由一陣痙攣，心想，這不是在誘供嗎?

「我母親是1962年秋因病去世的，我家世代是城市戶口，吃商品糧。河南「信陽事件」餓死人發生在 1959年冬至1960年春，餓死的多是鄉下農民，你們可以去核查。」我急切地申辯，想解釋清楚一些，沒想弄巧成拙，吐出「信陽事件」這個犯忌的詞言。

「不許反革命分子……放毒!」

「不許……繼續攻擊社會主義!」

一陣狂轟亂炸，一個高大的女左派站起來，一巴掌死摁我的頭，我踉蹌欲倒，眼冒金花，腦子一片空白，頭皮發麻。我知道我犯了大忌，眼前浮現出因匯報思想談及餓死人而被斗自殺的同鄉少年小夥伴蔣**，記起他叮嚀過我的話：千萬不要對任何人提及「信陽事件」。

我後悔極了，也緊張到極點。真該死，我應順著政工幹部的啟示，把母親去世原因按他們臆想的原因說出來，不就找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根源了嗎?我卻在眾目睽睽之下，像指出禿子頭上的虱子樣，抖摟出當局惟恐遮蓋不嚴、動輒以「攻擊」罪論處、令民眾三緘其口、不准言「餓」的傷疤。

一陣恐懼襲來，我視線模糊思維支離破碎連不成串，眼前的人都突然變得有兩張相似的面孔，我想說我不行了，卻吐不出一個字。我想逃，我像是飛離了地球，又分明記得只有兩條路可逃，一條是死，一條是瘋，我沒有瘋我不會瘋，難道我是死了嗎，我聽不清人們說些什麼，繼而便什麼也不知到了。

第二天勒令上門，我必須到會繼續接受批判。我看到人們一堆堆竊竊私語，像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原來規劃室陸工程師自殺了。吊死在江邊小山上的涼亭裡，模樣慘不忍睹。

我第一時間想起1966年夏天勞改時，院長帶著我們一起修的那條通往小山涼亭的石子路，如果不修路，陸工的步履會受阻，如果沒有路，他腳下的雜草瓦礫也許會延遲他走向死神的時間，羈絆他邁向黃泉的腳步……他瘦瘦的身影，雅儒白淨的面龐，浮現在我的眼前，聽說他被列入「另冊」僅僅因為與海外文化名人***有說不清道不明的淵源。

a一個左派繪聲繪色地描述著他的所見，我不忍聽下去，痛惜地自言自語「怎麼沒有看管好呢?」他瞪我一眼說：「他要自絕於人民，怎麼能怪別人。」眾人異口同聲：死了活該，罪該萬死。——我想起就在幾天前，據說是走群眾路線要革命群眾討論對反革命的判決，我聽見每念到一個人名，大家都是異口同聲地喊：殺!嘆多少專制罪惡得以假「群眾」之名行之，極權淫威震懾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蟬、自顧不暇，只能隱匿良知，變得麻木自私殘酷。

自殺是自己「殺」自己，怎麼能怪別人，但是，好好的一個人能自殺嗎?人死的太多了，人心也變得粗糙了，除了親人，很少有人再為死者扼腕唏噓，文革的悲劇本來都是獨角戲，除了受害人，找不到誰是害人之人，沒有人為死去的人承擔責任。

源於厚重浩瀚的中國封建文化之海、和現代迷信之山的日曠持久的中國「文革」，像一條惡浪翻滾川流不息的河承載著過去，突出著現代，把血腥野蠻推向了極至。

「他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這聲音分明是從衣著得體，舉手投足溢滿正統之氣的政工幹部口中吐出，我卻分明感到那聲音像是野獸一樣的嚎叫。我心裏永遠不能接受這種被時政倡導的判斷事物的邏輯，但是面對一次又一次鮮血和死亡，只能一次次承受警魂掠魄的膽寒、恐懼，我不敢哭，更不能說一個不字。因為逼人自殺的是以國家權力為後盾的軍代表工宣隊行之的執政權力行為。

「自絕於人民」是比宗教法庭還要可怕的、對失去自由、在精神暴力逼迫下產生原罪感而絕望的人、實施的以人民的名義進行的死亡判決，而且，這個判決在個體生命自己對自己執行殺戮後並沒有了斷。以「畏罪自殺」的罪名對死人的批鬥才是「人民審判法庭」最拿手最得意的絕活。「人民審判法庭」的教義是階級鬥爭，執行者不是三教九流，國民黨殘渣餘孽，而是正統權力階層。要不為什麼胡耀幫平反冤假錯案，最大的阻力會來自各級組織部門。

也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惺惺惜惺惺，勞改間隙我偷偷地沿著那條小路走上小山，放眼望去滾滾的江水浩浩蕩蕩，混混濁濁。我轉身走進涼亭，抬頭仰望不知是哪根畫梁承接過一個雅儒文人因絕望而托付的生命。這卑微的生命曾經卑微的存在過掙扎過，終於帶著原罪給他的傷害決然自裁，其苦其悲，何勘憐。

一陣顫慄，空氣異常空闊寂寥，看著廊柱上一個緩緩向上爬去的小蟲，我倏然淚下，同為生命，我們遠不如能自由自在、迎風接露活著的昆蟲啊。

血紅的夕陽，紅頭漲臉，張著血盆大口注視著我，帶著幾分猙獰、幾分得意。我不敢久留，匆匆對著亡靈魂歸處說聲：陸工，一路走好，轉身飛快奔下小山。

又經歷一年折騰，還是下不了地，1971年我們幾十個工程師、技術員被下掉城市戶口，發送農村當農民了，而且明確告知「不是一陣子，是一輩子」，「表現好了，可弄個小隊會計當」。

文革歷史是一面鏡子，折射著時代的醜惡，人性的醜惡，好制度能使壞人向好，壞制度會使好人向壞。文革給人們留下傷口，也留下血的教訓，我們不應忘記。一個民族沒有勇氣面對歷史，是可悲的，一個執政黨只能在審視歷史中創造未來。對文革的清算不從制度性根源去發掘，不僅一代人的血淚變得毫無意義，後代人必然仍活在文革暴力隨時降臨的恐懼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