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 我的游俄觀感

2010-03-12 15:00 作者:蔣介石

民國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國父的命令，約會蘇俄代表馬林，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報聘，並考察其軍事政治和黨務。二十五日從滿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啟程回國，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這三個多月旅行、考察和會談所得的資料和印象，寫成」游俄報告書」，寄奉　國父。

在這三個月的期間，我們曾對蘇俄黨務、軍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組織。我們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我在會議時，說明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革命的最高目標，並指出希望其國際共黨幹部多到中國來考察。

當我回國的前夕，乃接到他共產國際對我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文，觀其論調，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

軍事方面，我們在莫斯科考察紅軍及其各兵種各級學校與軍隊黨部的組織。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陸軍學校和部隊，組織嚴密，軍容整齊，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軍學校和艦隊，卻是精神頹唐，士氣消沉。

政治方面，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領導者，對於我們代表團的參觀和考察，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但是我和他們商談中俄之間的問題，而涉及其蘇俄利害有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立刻轉變了。我與蘇俄黨政負責者，談到外蒙古問題，立即發現他們對於外蒙古，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這一點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瞭解其蘇俄所謂援助中國獨立自由的誠意所在。 　

我到莫斯科的時候，列寧病重，陷入沈迷狀態，不能晤面。我會晤了蘇俄黨政及軍事負責諸人，他們說到蘇俄的國家政策都是遵守列寧所指示的路線。我在莫斯科期間，與托洛斯基相談最多。我在離開莫斯科以前，最後與托氏告別的一次談話時，他與我討論亞洲各國革命問題，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與土耳其。他又鄭重的說：」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它武器與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極援助。」他並且代表列寧對我國父致敬。他這一段話，使我特別注意。

綜括我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至於共產黨在當時對我們中國國民黨所使用的分化、隔離、製造鬥爭等各種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國父逝世，當時我正率領黨軍，在東江討伐陳炯明，已經平定潮梅。十五日，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黨軍改稱為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廣州，與統一的廣東，做了革命根據地。

此時本黨反共態度的黨員，在北京上海另行集會，即」西山會議派」。本黨在廣州的中央負責幹部，尚能一致團結，並沒有顯著的裂痕。但是共黨這時對本黨內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積極，挑撥構煽，製造左右兩派，指胡漢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黨黨員為」右派」，指汪兆銘廖仲愷及親共的本黨黨員為」左派」，而挑撥胡汪間之互相猜疑與衝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本黨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民國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陳炯明重起叛亂，我率師再度東征。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復海陸豐，再定潮梅。我還在潮汕的時候，共黨已在廣州散佈謠言，對我誣蔑中傷，反對北伐，並攻擊我個人為新軍閥。

破壞本黨的北伐計畫。我知道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個的策略，而不僅是中共叛亂的開端，於是本黨處境的阽危，已到了極點。

在十九日的夜間，我認為革命形勢至此，個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黨與革命的存亡絕續，是不許我再有猶豫的。我乃於二十日清晨，即在廣州衛戍司令部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共黨分子，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槍械，並派兵收回中山艦。

此時共黨奪取廣州基地的陰謀既已失敗，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黨中央全會發布對時局宣言，決定北伐。這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也就是本黨與共黨消長的分水嶺。
　
十一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作成」中國問題決議案」，把我們北伐軍事的進展和全國民眾的響應，看做他」革命運動的第三階段」，要在這一階段中，」從民族解放運動過渡到新的革命局面」。莫斯科為了指揮中共，實行其」徹度的農村政策」，中共為了執行莫斯料這一決議，把他的工作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趁著國民革命軍的進展，從本黨的民眾運動中，糾合城市和鄉村的地痞流氓，操縱工會和農民協會，製造武裝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黨並離間國民革命軍，製造各軍之間利害衝突的矛盾，乘機滲透我國民革命軍，而伸張其影響，擴大其控制。

三中全會之後，共產派更加猖獗。國民革命軍的政治部，為共黨分子滲透的主要目標。他們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隊之間，極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

當國民革命軍指向上海時，共黨分子乃乘機組織工人糾察隊，發給槍械，企圖乘機暴動，成立勞工市政府，挑起列強在上海與國民革命軍的衝突。正在這個時候，國民革命軍佔領了上海。我即於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進駐上海，親自鎮攝這遠東第一個國際市場。四月十二日，為了防制共黨的暴動，我軍與當地的工會及商會合作，收繳赤色工人糾察隊的槍械，監視共黨煽亂分子，上海遂得歸於平定。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業於四月二日在上海召開全體緊急會議，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吳敬恆先生提出共黨謀叛證據案，出席各委員亦報告共黨在湘鄂贛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產國際指使，破壞革命，擾亂社會的違法事實。會議乃一致決議，諮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採取非常緊急處置，將各地共黨首要危險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隨即決議清黨。
五月五日，中央常務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通過清黨原則，並組織清黨委員會，執行清黨工作。南京、上海和廣州各地都積極進行全面肅清共黨分子，社會秩序得以保持，而東南各省才算沒有替俄國布爾雪維克做試驗場，更沒有為莫斯科俄黨內爭做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