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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 我的游俄觀感

 2010-03-12 15:0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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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國父的命令,約會蘇俄代表馬林,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報聘,並考察其軍事政治和黨務。二十五日從滿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啟程回國,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這三個多月旅行、考察和會談所得的資料和印象,寫成」游俄報告書」,寄奉 國父。

在這三個月的期間,我們曾對蘇俄黨務、軍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組織。我們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我在會議時,說明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革命的最高目標,並指出希望其國際共黨幹部多到中國來考察。

當我回國的前夕,乃接到他共產國際對我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文,觀其論調,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

軍事方面,我們在莫斯科考察紅軍及其各兵種各級學校與軍隊黨部的組織。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陸軍學校和部隊,組織嚴密,軍容整齊,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軍學校和艦隊,卻是精神頹唐,士氣消沉。

政治方面,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領導者,對於我們代表團的參觀和考察,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但是我和他們商談中俄之間的問題,而涉及其蘇俄利害有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立刻轉變了。我與蘇俄黨政負責者,談到外蒙古問題,立即發現他們對於外蒙古,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這一點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瞭解其蘇俄所謂援助中國獨立自由的誠意所在。  

我到莫斯科的時候,列寧病重,陷入沈迷狀態,不能晤面。我會晤了蘇俄黨政及軍事負責諸人,他們說到蘇俄的國家政策都是遵守列寧所指示的路線。我在莫斯科期間,與托洛斯基相談最多。我在離開莫斯科以前,最後與托氏告別的一次談話時,他與我討論亞洲各國革命問題,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與土耳其。他又鄭重的說:」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它武器與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極援助。」他並且代表列寧對我國父致敬。他這一段話,使我特別注意。

綜括我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至於共產黨在當時對我們中國國民黨所使用的分化、隔離、製造鬥爭等各種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國父逝世,當時我正率領黨軍,在東江討伐陳炯明,已經平定潮梅。十五日,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黨軍改稱為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廣州,與統一的廣東,做了革命根據地。

此時本黨反共態度的黨員,在北京上海另行集會,即」西山會議派」。本黨在廣州的中央負責幹部,尚能一致團結,並沒有顯著的裂痕。但是共黨這時對本黨內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積極,挑撥構煽,製造左右兩派,指胡漢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黨黨員為」右派」,指汪兆銘廖仲愷及親共的本黨黨員為」左派」,而挑撥胡汪間之互相猜疑與衝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本黨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民國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陳炯明重起叛亂,我率師再度東征。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復海陸豐,再定潮梅。我還在潮汕的時候,共黨已在廣州散佈謠言,對我誣蔑中傷,反對北伐,並攻擊我個人為新軍閥。

破壞本黨的北伐計畫。我知道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個的策略,而不僅是中共叛亂的開端,於是本黨處境的阽危,已到了極點。

在十九日的夜間,我認為革命形勢至此,個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黨與革命的存亡絕續,是不許我再有猶豫的。我乃於二十日清晨,即在廣州衛戍司令部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共黨分子,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槍械,並派兵收回中山艦。

此時共黨奪取廣州基地的陰謀既已失敗,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黨中央全會發布對時局宣言,決定北伐。這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也就是本黨與共黨消長的分水嶺。
 
十一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作成」中國問題決議案」,把我們北伐軍事的進展和全國民眾的響應,看做他」革命運動的第三階段」,要在這一階段中,」從民族解放運動過渡到新的革命局面」。莫斯科為了指揮中共,實行其」徹度的農村政策」,中共為了執行莫斯料這一決議,把他的工作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趁著國民革命軍的進展,從本黨的民眾運動中,糾合城市和鄉村的地痞流氓,操縱工會和農民協會,製造武裝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黨並離間國民革命軍,製造各軍之間利害衝突的矛盾,乘機滲透我國民革命軍,而伸張其影響,擴大其控制。

三中全會之後,共產派更加猖獗。國民革命軍的政治部,為共黨分子滲透的主要目標。他們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隊之間,極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

當國民革命軍指向上海時,共黨分子乃乘機組織工人糾察隊,發給槍械,企圖乘機暴動,成立勞工市政府,挑起列強在上海與國民革命軍的衝突。正在這個時候,國民革命軍佔領了上海。我即於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進駐上海,親自鎮攝這遠東第一個國際市場。四月十二日,為了防制共黨的暴動,我軍與當地的工會及商會合作,收繳赤色工人糾察隊的槍械,監視共黨煽亂分子,上海遂得歸於平定。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業於四月二日在上海召開全體緊急會議,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吳敬恆先生提出共黨謀叛證據案,出席各委員亦報告共黨在湘鄂贛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產國際指使,破壞革命,擾亂社會的違法事實。會議乃一致決議,諮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採取非常緊急處置,將各地共黨首要危險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隨即決議清黨。
五月五日,中央常務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通過清黨原則,並組織清黨委員會,執行清黨工作。南京、上海和廣州各地都積極進行全面肅清共黨分子,社會秩序得以保持,而東南各省才算沒有替俄國布爾雪維克做試驗場,更沒有為莫斯科俄黨內爭做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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