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二帝如何打造漢初盛世

慘淡的現實：天子找不下四匹同顏色的馬，將相上朝乘坐牛車

漢高祖劉邦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打敗了強手項羽，建立了西漢王朝，但面對的卻是一片慘淡而嚴酷的現實。

由於戰爭的破壞，山河破碎，許多著名的大都市都付之一炬，殘垣斷壁，變成了廢墟。國家人口銳減，大城名都，戶口可得者只有十分之二三，即大中城市的人口減少了70%。劉邦的封地曲逆原來有三萬人，現在只有剩下五千。在戰亂中，生產遭到破壞，社會經濟凋敝，土地荒蕪，人失作業，米一石5000錢，人相食，死者過半。國家財政困窮到了極點，天子找不下四匹同顏色的馬，將相上朝乘坐牛車。

用什麼樣的辦法能使財政好轉呢？秦代的教訓西漢統治者銘記在心。秦始皇橫徵暴斂，大興土木，窮兵黷武，耗盡了國家的財力，用盡了國家的物力，征盡了國家的人力。北修長城動用40餘萬人，嶺南戍邊動用50餘萬人，修建驪山皇陵征發了70餘萬人。據估計，秦朝日常服役的勞動者達到壯年男子的1/3。這空前的徭役和工程所需要的各種費用成為人民的沈重負擔，賦稅達到人民收入的2/3。史書上說：「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二十倍於古」，人民負擔的沈重可想而知。秦朝政權僅僅15年就土崩瓦解。要想長治久安，絕不能步秦始皇后塵。所以，漢懲秦之弊，提出「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國策。

由此出發，西漢從建國開始，漢代統治者就崇尚「黃老之學」，堅持「以人為本」。漢文帝指出：「腹飢不得實，膚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人君怎麼能獲得民眾的擁護呢！」史學家一般認為，漢初奉行的是「黃老之道」，實行的是「無為」而治。所謂「無為」並不是無所事事，而是政府不去做擾民、傷民、害民的事，而是順從民心，做民眾喜歡的事。《老子》曾說：「聖人無恆心，以百姓之心為心」。這實際上是人本思想的體現，西漢初年的「黃老之道」也體現了人本思想，漢初的與民休養政策是為「愛民」實施的，並不是「無為」而制定的。

休養生息：厲行輕徭薄賦、獎勵生產、與民休息的政策

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前後41年，是漢文帝和漢景帝統治時期。他們厲行輕徭薄賦、獎勵生產、與民休息的政策，促使社會經濟持續增長，形成人民富裕、國庫充盈的盛世局面，史稱「文景之治」。其主要措施有：

實行輕徭薄賦，減輕人民負擔。劉邦登基後，約法省禁，減輕田賦稅率，「什五而稅一」。漢惠帝時，下令「減田租，復十五稅一」。可知劉邦在位的12年間，後期因國家財政上的需要，稅率有所提高，但惠帝於漢高祖十二年即位後，馬上恢復了原來的稅率，使十五稅一保持下來，即使呂后當政時也未見改變。漢文帝時，進一步降低田租的稅率，按「三十稅一」徵稅。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田賦稅率最低的時期，而且以後始終不變。

鼓勵生產、發展經濟，擴大稅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在農業方面，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還通過各種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人民開荒。在工商業方面，文帝「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文帝十二年又廢除了過關用傳制度，促進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交往。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工商雜稅收入逐步超過了全國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財力減免田租。漢景帝恢復與匈奴等周邊民族通關市，發展邊境貿易。在「異物內流，利不外泄」的原則下，取得了巨大的貿易順差。

厲行節約，禁止浪費。漢文帝提倡節儉，他在位期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都無增加。他曾經想做一個露臺，預算報上來，需要百金，他便放棄了這一想法。他說：「百金相當中產人家十家的財產總和了，我繼承先帝的宮室，還常覺得羞恥，怎麼能花百金建露臺。」為了減免人民稅負，他還減少自己的開支，裁減侍衛人馬。漢景帝下詔不接受地方貢獻的錦繡等奢侈物品，並禁止地方官員購買黃金珠玉，否則以盜竊論罪。

通過「貴粟」政策，提高農民收入。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史載文帝時每石「粟至十餘錢」。為了保證農民的收入，吸引農民重視農業生產，漢文帝君臣認為惟一途徑就是提高糧食價格，對能夠提供糧食者實行獎勵。他們採取的策略是鼓勵有錢人家購買農民的糧食，捐獻給國家。對於能捐獻糧食並運送到邊境糧庫的，國家按照捐獻數額的不同賜予不同爵位，還可以贖罪。這樣，邊防要塞的糧食儲備迅速充足了，接下來又進一步充實各郡縣的儲備。只要郡縣儲備足夠一年所需，該郡縣就可以免收農民田租。在這樣政策的鼓勵下，農民的收入保障了，負擔減輕了，國家的儲備也充足了。

實行集權與分權相結合的管理體制，逐步加強中央集權。漢初鑒於秦朝極端專制之弊，在國體上實行了郡國並行制。最初對減輕中央財政的負擔、緩解漢初的財政困難、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起著一定的作用。地方也能因地制宜的實行一些惠民政策，如齊國工商業發達，又有漁鹽之利，便不征農業稅。吳國則有銅山、海鹽能獲巨利，故無賦稅。

這些與民休息政策和措施，對戰亂之後的廣大民眾來說，猶如及時雨，雪中炭，對安定民生、穩定社會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好雨知時節」，「潤物細物聲」，可以用這兩句詩來形容西漢前期的惠農政策。

抑制豪強：禁止豪強私自鑄錢；重農抑商；逐步分化諸侯

西漢前期「與民休息」的政策，對農民是雨露陽光，但卻助長了豪強商賈的實力。因為豪強地主佔有的土地多，輕徭薄賦政策使他們獲利最多；「弛山澤之禁」，富商從中獲利最大。所以，在「與民休息」的同時，豪強鉅賈一天天膨脹起來，社會上形成了擁有政治優勢的漢初軍功集團、桀驁不馴的巨族土霸和財力日益雄厚的商人三股勢力。這些豪富佔有大量財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過著侈靡生活，消耗著大量的勞動成果，影響著農業生產；一方面瘋狂兼併土地，逼迫大量的自耕農破產流亡。當時國家的稅收是三十稅一，即收穫量的3.33%，地主向佃農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穫量的50%，其差額就是地主的受益即46.67%。社會財富佔有的懸殊，是社會不安的最大隱患，這極容易造成社會秩序的動盪和階級矛盾的尖銳。

為了保護自耕農的權益，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保持社會的安定，文景二帝開始採取了一些抑制豪強的措施。文帝的重要策臣賈誼提出：移風易俗，反對豪強淫侈之風；禁止豪強私自鑄錢；重農抑商；逐步分化諸侯；加強儲備以防災荒等一系列建議。這些主張嚴重損害了權貴階層的利益，賈誼也成了他們的攻擊對象，指責賈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最後，賈誼終於被陷害，流放到潮濕沼荒之地，死時年僅33歲。

漢景帝時的晁錯是比賈誼更務實的政治家，也更加勇敢。晁錯指出今天雖然法律「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他提出「損有餘補不足」的理財思路，以捐獻糧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誘使富人去購買農民的糧食來實現重農國策。他勸景帝勇敢地接受權貴集團的挑戰，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權貴們更多的攻擊。景帝在打擊豪強方面，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特別是任用郅都、王溫舒、嚴延年、寧成等所謂的酷吏，痛誅不法豪強。史書上說「流血十餘裡」，「余皆股慄」，「豪強肋息，威震旁郡」。晁錯的父親從老家趕來勸阻兒子說：「你這樣做，劉氏安矣，而晁氏危。」晁錯父親受不了壓力而服毒自殺，晁錯也在後來的七國之亂中被殺害。賈誼和晁錯的主張先後被文帝和景帝接納並實行，作為「文景之治」的重要功臣一直被後世稱頌。

太平盛世：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

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

首先是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從漢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後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範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晁錯在其《重農貴粟疏》中曾說：「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這是一般農家的狀況，百畝產量為100石，文帝時一石糧價為500錢，100石總收入為50000錢。按照十五稅一計算，農民負擔佔其總收入的7.16%，按照三十稅一計算，農民負擔佔其總收入的3.86%。從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西漢前期七十餘年農民負擔一直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會安定。西漢由於農民負擔長期得到減輕，政府與農民的關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出現了社會安定和諧的「文景之治」。史稱：惠帝呂后之間，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戶口浸息，刑罰用稀；文景之世，國家元氣恢復，社會安定，府庫充實，人民生活近於小康。《史記·律書》記載文帝時，「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米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至漢武帝時期，因「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富足。……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牸牝者檳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這樣的安康和諧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經濟發展，國家財政充實。由於經濟得到發展和繁榮，國家財政與建國初相比，出現了天壤之別。如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台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財政實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少見的。

由此可知，西漢以「文景之治」為標誌的太平盛世，是通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漢初「無為而治」的國策，也不是無所事事、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是積極「有為」的。那就是為農民建立平靜穩定的生產環境，努力把對農民生活生產活動的干擾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證農民的勞動得到穩定的報酬。在排除農民生產干擾方面，一是減輕政府對農民的賦役負擔，二是打擊豪強對農民的侵害；在保證農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減免農業稅，一方面通過財稅政策穩定物價。太平盛世，國家的財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標誌，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農民的富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