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晚年為什麼不回大陸

晚年張學良與趙四小姐

張學良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繞不過去的人物，可謂一身而系天下安危。在他身上值得探討的事情很多——譬如，晚年的他為什麼不回大陸（尤其是東北）看看？

我們不妨看看他晚年的一些行狀：1990年張學良逐漸獲得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為東北大學名譽校長，5月受聘為哈爾濱工業大學名譽理事長。1995年離臺，僑居美國。2001年10月15日下午2時50分，在美國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勞比醫院病逝，享年101歲。從1990年他獲得自由到2001年他在美國逝世，他有10年的機會可以回大陸回東北看看，可他就硬沒回來，這對一個曾經在中國大陸尤其是在東北叱吒風雲的少帥而言，的確是非同尋常，甚至是讓人難以理解的。有人曾忿忿地說道：「我們一直宣傳說張學良如何愛國，那就有一點，愛國為什麼不回國？」

事實上，如果張是真的歸心如箭，要回去吻一吻自己的黑土地，要回去與關東父老們灑淚相抱，大陸既不能拒絕，國民黨也無法阻撓。張學良沒有選擇回到他的祖國，他自然有難言之隱——這難言之隱用當年天津辦教案的曾國藩的話來說就是「內疚神明，外慚清議」：區區萬把日軍如入無人之境一樣攻佔了東北軍在瀋陽的北大營，在以後的半年時間裏，張學良奉行的不抵抗主義，使整個東北三省供手讓給了日本人，淪陷區千千萬萬的國人成了亡國奴，千千萬萬的同胞橫屍山野，關裡關外一片悲哀的哭聲。直到晚年，離開國民黨控制範圍旅居美國的張學良，回憶自己在1931年至1935年間的作為時，有過相當的悔意。作為一個基督徒，他也曾引用過使徒保羅的話：「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因為，他知道，東北的失守有他無法逃避的責任，他也深感自己對不起東北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事實上，作為一個根在東北的張學良，以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他是很想回到祖國大陸的，甚至回到家鄉的黑土地。因為，異鄉的中國夢是空洞的，一個耄耋之年的老人在異邦他鄉是找不到故鄉的感覺的！只不過，他不願觸景生情，不願在屈指可數的晚年生涯中，每天有自責和悔恨的內容。

關於張學良不抵抗放棄東北，一直以來，都引用張學良的機要秘書郭維城的說法：9.18時張學良一夜之間十幾次致電南京蔣介石請示，南京方面十幾次復電不准抵抗。還說，蔣介石不抵抗的電文，至今還保存著。由於郭維城的特殊地位，這種說法幾乎成為國內現代史學界的普遍看法。然而，事實上，這種說法是靠不住的。

因為，首先，傳說中的蔣介石不抵抗電文，至今未見，不能作為證據。其次，就是有這樣的電文，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則，張學良也完全可以對其置之不理，擔負其自己作為邊疆大吏守土抗敵的責任。

就後來當事人的表態似乎也可以證明把不抵抗的責任推給老蔣是「冤假錯案」。

先看蔣介石。最近披露出來的蔣介石日記是這樣的： 9.18當天蔣介石不在南京。9月19日，蔣介石從上海和南京方面獲悉九.一八事變發生。在日記中有如下文字：「雪恥，余所持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為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9月20日日記：「心神哀痛，如喪考妣，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9月21日日記：「雪恥，人定勝天，團結內部，統一中國，抵禦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喚醒國民，還我東省」從這些日記中，我們根本讀不出蔣介石當時有「不抵抗」的心思——須知，這是1931年的事，蔣介石是當時中國最高統治者，沒有虛偽造作的必要，反映的應當是他的真實心情。

再看張學良。張學良在世時，日本廣播協會和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等，先後訪問過張學良。張學良的回答是（1）9.18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件事情能和平解決。（2）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3）中央不負責任，我不能把9.18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而當問到：張學良把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電文隨時放在身邊的說法。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根本沒有這種事。

張學良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謂蔣介石有過不抵抗指示的傳言（這並不意味著蔣當時的思路和張有本質的差異，也不能開脫蔣介石作為政府領導人應承擔的責任），明確表示蔣介石當時對東北不擁有決定政策的能力，這是自述很有價值的部分，印證了包括新公開的蔣中正特藏檔案等歷史檔案的有關記載。在表示要由個人承當不抵抗責任同時，張強調，他之所以實行不抵抗政策，關鍵在於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目標判斷有誤，沒有意識到日本攘奪整個東北的野心，主觀上希望息事寧人，結果導致大局的失誤。

事實上，在事變爆發前後，張學良有一系列關於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電示東北政務委員會，告誡：「此時若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為週旋。」中村事件發生後，他致電留守東北的軍政長官臧式毅、榮臻：「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事變爆發當晚，又明確指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19日、20日，張兩次對輿論表態，表示：「東北軍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電瀋，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坦言：「余窺透日軍擬在滿洲有某種行動後，即下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中國軍警不得抗拒，須將軍械子彈存入庫房。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余立時又下令收繳槍械，不得作報復行動。」22日，在日軍侵略行動向東北全境擴展時，他仍指示所部「避免衝突，暫向安全地帶退避，以期保全」。由以上張一系列表態看，他對日本的侵略野心並不是毫無所覺，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於抵抗必敗的判斷，是一種自覺的行動。

如果說九一八當時還存在息事寧人的可能的話，在日本已經佔領東北廣大地區並向錦州發動進攻時，依然執行消極抵抗政策就更難以自圓其說了。錦州是中國在東北的最後象徵性政權所在地，日本進攻錦州是其囊括東北的最後一戰，同時也是張學良表明抵抗態度的最後機會，此時已經根本不存在對日本在東北行動目的的判斷問題。但是，面對全國輿論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國民政府的抵抗表態，張學良仍屢屢以餉械為由加以推脫，以致錦州只是作了一點象徵性抵抗後即迅告放棄。其實，當時張學良控制的華北地方政權擁有基本獨立的財政支配權，在國民政府已經在財政上加以支持的情況下，一味強調缺錢缺槍實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當時給吳稚暉的一封信很能說明問題。1931年12月30日，錦州被放棄次日，張在致吳函中說道：「國家之情勢如此，國家之實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國之故而重其誤。」所謂「重其誤」，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戰中入關助蔣，以致東北實力空虛，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言下之意，此時再集中兵力守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轍，使日本人在華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國民政府電報中明確談到：「日本在天津現已集結大軍，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關於此節，尤須預籌應付策略。」明顯將華北安危的考慮放到東北之上。

當然，張學良當時作出這樣的選擇，確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變後一再強調的，「欲抵制日本，則中國必統一」，其潛台詞即是，東北的責任應由統一的國家、統一的政府負起，而當時統一的國家、統一的政府還只是張皮，無論其地位、實力、意願，都承擔不了在東北作戰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要張獨任巨艱，確實也有點勉為其難。所以張學良當時曾感慨系之：「現在須將國內先統一，外侮自然減退」。事實上，張學良如果要為自己辯護或者想為張學良辯護的話，強調這一點也許遠比強調判斷上的失誤更有說服力。

但是，無論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後果還是很嚴重的。當時的關東軍只有10600人，而東北軍是44.8萬，其中正規軍26.8萬，駐在平津一帶的精銳有11萬左右，駐在奉天的精銳有6萬左右，對關東軍佔絕對優勢。有人也許會說：「雖然東北軍人數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軍」。然而，在1931年的中國東北，這句話不成立!東北軍不但在人數上遠遠超過了關東軍，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遠遠超過了關東軍。只要看看九一八事變中關東軍繳獲的戰利品就知道了：飛機60架，坦克25 輛，還有大量的日軍根本沒有的捷克式衝鋒槍!問題還是出在張學良對日本判斷出現了問題，其實，當時發動事變的日本軍人何嘗又對張學良的反應有多少把握。張學良意外於日本軍人的狂妄野心，日本軍人或許也意外於東北的不抵抗，歷史的進程本來經常就是合力的結果，一方力量的消失當然就意味著另一方力量的伸展。從這一意義上說，蔣介石解釋1928年濟南事變時為何留一個團守濟一段話其實很值得張學良參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並且表示濟南是日本兵力強佔的，而不是中國自己放棄的。」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則萬萬不會有希望，何況其所激起對方貪慾的危害，往往更遠遠大出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許當時張學良對日本的判斷不一定是失誤，失誤的是他的行動，這也是為什麼歷史記載看中的往往是當事者的行動而不是其判斷的緣由。因為在這些判斷裡面，包含著太多我們不可知的境域。

有人評價張學良晚年不回大陸不回東北時有云：「但是這位少帥總算還沒有泯滅最後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東北，他還知道他無臉以對東北3700萬父老鄉親。要不然這位少帥除了創吉尼斯敗家子記錄以外，還可以創吉尼斯厚臉皮記錄了。」話雖刻薄，卻一語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