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最後的時間表(組圖)


辛亥革命

清政府垮臺於1911的辛亥年,從歷史進入20世紀始,它就進入了自己生命終結的倒計時。清末的政治腐敗和人們對政府的控訴,可見梁啟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業俱失,無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騰湧,致我終歲勤勞而不得養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栗一縷之蓄積,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盜賊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這樣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況孫中山的革命黨大張聲勢,籌謀推翻。但,清末立憲派給它指出了一條政治改革的道路,即立憲,可以說這是清政府唯一的圖存之路。事實上,它也被逼走上了這條路,但,由於它自己的蹉跎,這條路最終也斷送在它自己手裡。


梁啟超

和孫中山的革命黨不同,由梁啟超在理論上指導的國內立憲人士,並不主張推翻滿清。在同盟會排滿性質的「種族革命」外,梁啟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 (梁氏是體制外人,他的語言如果轉換為清政府的官方語言,就是「政治改革」)。此改革以立憲為指歸,用梁氏的話表述:「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從專制到立憲,可以說是20世紀任何一種專制政體的政改方向。在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各種壓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憲者的主張,繼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後,於1906年9月1日宣布「預備立憲」。這,不妨可以視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開始。

那麼,從1906年到 1911年,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後五年間,都做了些什麼呢?


慈禧太后


梁啟超、光緒與康有為

1906年:是年雖然宣布預備立憲,但立憲的預備期有多長呢,這是社會很關注的問題。9月1日的「聖諭」頒下:「……俟數年後,規模初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顯然,這是一個沒有時間表的預備立憲,其中不乏遁詞,如同在玩時間遊戲。當然,立憲就是分權,政府本能地不願意,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那時的它無從料及歷史留給它的時間只有五年了,多拖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時在日本的梁啟超有過這樣一個觀察,他在寫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說:「革黨現在在東京佔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不妨注意這其中的「其機稍息」和「其勢益張」。當人們開始信任這個帶有政改性質的預備立憲時,即使是革命一方,其勢頭亦不免「稍息」;當人們認為這個政治改革是虛與委蛇、皮裡陽秋時(比如只是把各部制動來動去),則革命勢頭必然反彈「益張」。這說明改革可以遏制革命,改革進一步,革命退一分。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因此,清廷唯有真正立憲而非口頭立憲才能自保。

1907年:客觀地說,一味指責清政府假改革也不公正,革命派的壓力,立憲派的努力,逼使它要調整自己的動作。繼預備立憲後,1907年有兩道詔書不應忽略,一是9月 20日預備成立資政院的諭旨:「立憲政體,取決公論,上下議院一時未能成立,亟宜設資政院,以立議院基礎。」這是朝廷政改的一大動向,按照它自己的解釋,資政院即英美議院之前身。一個月後的10月19日,朝廷又下一詔:謂:「前經降旨於京師設立資政院,以樹議院基礎,但各省亦應有採取輿論之所,」這個輿論之所就是省議會,但清廷將之稱為咨議局:「著各省督撫均在省會速設咨議局」,「籌計地方治安,並為資政院儲才之階。」這兩道詔書光緒都明言是「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慈禧雖然頑固,但也果斷,決定在中央和地方分別開設議會,應是真正的政改之措。

1908年:針對清廷兩道詔書,流亡日本的梁啟超隨即於1907年成立了「政聞社」,這是帶有政黨性質的立憲組織。梁氏立社的目的即是為了協助政府調查各國立憲制度。梁氏和孫氏不同,他既不主張推翻清政府,而是要把它往政改上引,就避免不了與政府的合作與互動,儘管是暗中的(事實上1905年清大臣出洋考察的憲政報告主要就出自梁手)。這是梁氏政聞社的四條綱領:「一、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二、釐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三、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許可權;四、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1908年7月3日,政聞社有一個動作即上書朝廷,要求三年召開國會。書云:「事必實行則改良易,空言預備則成功難。凡事如斯,豈惟國會。」國會不開,「灰愛國者之心,長揭竿者之氣」,「時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國會,宗社幸甚,生靈幸甚。」梁啟超因懼怕生靈塗炭而反對革命,認為國會既開,革命或許可以迴避。因此,他提出了具體的時間表,其三年期限的最後一年正是清亡之1911年。不妨看看清政府的反映,一個月後的8月27日,在朝廷憲政編查館的奏請下,光緒終於下諭頒布憲法大綱,「限九年籌備完成」。以1908年起算,立憲的最後限期就是1916年。從無期到有期,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但問題是,龜兔賽跑,革命會等你九年嗎。

1909年:這是宣統元年,光緒和慈禧先後於去年11月14日和15日死去。溥儀繼位,攝政王載灃主政。幾年下來,政治改革猶猶豫豫,進退失據,爾後則更每況愈下。不過,這一年10月,籌備兩年之久的各省咨議局正式成立,主張立憲的士紳們通過地方選舉紛紛進入各省咨議局,他們成為一支可以和皇室公開博弈的政治力量,號稱「立憲派」。在各地議會閉幕之際,張謇以江蘇咨議局議長的身份向各地咨議局倡議,成立一個「國會請願同志會」,預備進京請願,要求清政府在省咨議局的基礎上速開國會。立憲派士紳出身,出於自身的利益也懼怕革命。在他們看來,唯有切實推進政治改革,才能防堵革命的發生。前此,梁啟超對革命黨的分析頗能代表立憲派的看法。梁氏認為革命黨可分兩派,一派「專以煽亂為事者也」,一派乃「發憤於政治之腐敗,以為國家前途無可希望,鋌而走險者也」。這兩派前一派人少,後一派人多,前者必須依靠後者才能成事。但,梁氏認為,多數派只要「朝廷於政治改革事業著著進行,示以國家前途有確實之希望」,那麼,「彼少數之凶暴者更何所得行煽動乎」。

1910年:這是清政府垮臺的前一年,這一年10月3日,資政院正式開院,議員200名,欽選民選各一半。上年咨議局,今年資政院,按理說,這是清廷在立憲道路上又跨進了一步。但,咨議局顯然已不滿足資政院這一建制了,他們直接要求開國會。因為在清廷那裡,資政院只是中央諮詢機構,而國會卻可以直接產生自己的責任內閣。把內閣權從清政府那裡分出來,是立憲派開國會最直接的目的。因此,1909年咨議局甫開,就聯席組成了「國會請願同志會」。1910年間,該會聚集京師,連續三次請願,要求清廷一年內開國會。這在當時是一個聲勢浩大的運動,綿延數月之久,一直到資政院開院那天,請願同志會來資政院呈遞請願書,獲大多數資政議員贊同後,即上奏呈請要求。這是地方咨議局和中央資政院的聯合行動,也是清末立憲派推動政治改革的最關鍵之舉。

問題如此尖銳地擺在清政府之前,清政府當然曉得其中利害。產生內閣的權力一旦易手,則意味著國家行政權的旁落,它當然不干。第一次請願,朝廷維持九年預備不變。第二次請願,依然維持九年不變。第三次請願,朝廷壓不過去,終於改口,改宣統五年(即1913年)准開國會,這比九年提前了三年。但它同時下詔解散請願同志會,不准再行請願,同時嚴敕各省代表 「即行回籍,不得逗留京師」。此一僵局,應該說是1906年以來立憲運動的一次大挫敗,它表現為立憲派和清政府的「雙輸」。立憲派輸在三次請願,一次比一次激烈,但國會終究沒有開成。清政府輸在它以前亦真亦假的政治改革到此前功盡棄,這一次更把立憲派推入敵對陣營,直接導致次年自己的敗亡。但,立憲派輸得起,清政府卻輸不起了。前者畢竟還可以再奮再興,後者卻幾乎沒有哪怕是再輸的時間了。這是梁啟超共和之後的回憶:「猶記當舉國請願國會最烈之時,而朝廷猶日思延宕,以宣統八年、宣統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憤既極,則在報紙大聲疾呼,謂政府現象若仍此不變,則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矣。」果然!清即亡於次年的1911(宣統三年),史上有「民二」卻不復有「宣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槍響。槍響是一個導火索,它可使清亡,但也未必注定此次即亡(儘管它事實上亡於此)。換言之,辛亥清亡,不是亡於軍事,而是亡於政治。因為在軍事上,北洋的力量遠遠大於革命黨。馮國璋所部已經收復漢口,卻兵不乘勇反而主動停戰示和,這是袁世凱有了取清而代的野心。更重要的是,各行省如雪崩一般紛紛脫清獨立,這才是致清政府於死地的致命一擊。朝廷只剩朝廷,便無以撐持下去。武昌起義後,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在湖北獨立上起了重要作用,他等於是和革命黨合作了。其他各省獨立,督撫和咨議局亦起極大作用(督撫大半也同情立憲)。那麼,一向不主張推翻滿清的咨議局為何不站在清府一邊而是選擇獨立,原因即在去年三次請願的失敗。據梁啟超朋友徐佛蘇《梁任公先生軼事》文,在第三次請願書中,立憲派等於是最後通牒:「政府如再不恤國民痛苦,不防革命禍亂,立開國會,則代表等惟有各歸故鄉,述訴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後不便要求國會矣……」什麼叫不便要求國會,「其言外之意,系謂政府如再不允所請,則吾輩將倡革命矣」。革命一詞,幾乎出自和革命派勢不兩立的立憲派之口,這是何等深重的政治危機。但朝廷不諳危局,一意孤行,反而驅逐代表出京。這就徹底得罪了立憲派,把它變成了自己的敵人:「各代表聞此亂命,即夕約集報館中,秘議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議局報告政治絕望,吾輩公決秘謀革命,並即以各咨議局中之同志為革命之幹部人員,若日後遇有可以發難之問題,則各省同志應即竭力響應援助起義獨立云云。」不到一年,後來發生的一切都在這段話中應驗。立憲派固不會起義,但它會響應起義而獨立,因為它已經感到「政治絕望」(少數立憲派除外,如張謇)。假如國會應時而開,人心不散,即使武昌槍響,立憲派也未必會推波助瀾於獨立。如是,時局則顯然不同。畢竟一省數省的軍事起義很難成功(如1913年的「二次革命」),除非有強大的政治後援;何況彼時革命黨在軍事上還不佔優勢。因此,清政府如果檢討自己的敗亡,原因固多,但從根本上說,不是軍事敗亡而是政治敗亡。進而言,它敗亡於自己已經啟動了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路被堵死,革命便有機可乘。更何況大部分立憲派對清廷「政治絕望」,關鍵時刻,它當然和革命派合縱。天下大勢,至此定矣。

這幾乎是一幕「喜劇」。1911年10月30 日,攝政王載灃知道大勢已去,但為保全清室,趕緊下令資政院起草憲法,11月3日憲法19條出來,8日詔告天下。一年以前的立憲派的主張,赫然俱在其中。比如第三條:「皇帝之權,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這不是皇權服從憲權嗎。比如第五條:「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這不是立法權屬於國會嗎。比如第八條: 「總理大臣,由國會公選」,這不就是國會決定責任內閣嗎。它所要保證的就是第一條:「大清帝國之皇統萬世不易」,而這原本就是立憲派的「虛君」交易。這是一個英倫政治的版本,立憲成功了。但,立憲以革命的方式成功,立憲也就困難了(這是後話,此處不論)。轉從清政府來說,時移事易,其他各條如果並無問題,唯獨這第一條無法兌現了(梁啟超此時依然建議「虛君立憲」,走英倫道路,未嘗不獨具隻眼)。清廷上層顢頇,一年前主動權在自己手裡,不知順勢立憲,結果誤國家、誤社會、誤自己。它不知道,對於專制政體來說,政治改革原本就是斷腕之事(腕者,利益集團之謂也)。自己不斷,別人就會斷。待至別人來斷,那就不是斷腕所能止的了。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流淚宣布清帝退位。本來,改革政體,還可以保留大清國體;現在兩體俱不保,一代王朝,到此劃上句號。後人讀史至此,似乎也只能批它兩個字:

活該!

註:本文引文及參考資料主要來自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立憲派與辛亥革命》,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陶菊隱《武夫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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