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三千人在文革初期自殺

傅洛煥,男,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1966年6月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殺。

按照江青的說法,文革是以她到上海組織人寫文章批判吳晗寫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為標誌開始的。由姚文元寫的這一文章發表於1965年11月。實際上,文革也因此對歷史學工作者打擊得更大和更早。

中央民族學院在北京近郊,1966年時有一千多學生,一千多教職員工。1966年6月初工作組被派到學院裡領導「文革」運動,發動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幫」的攻擊。

傅洛煥是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的教授。他是清史專家,當時還任歷史系副系主任。在遭到大字報和「鬥爭會」的攻擊後,1966年6月,他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殺。

在這一時期被「鬥爭」後自殺的和死去的歷史學教授,我們知道的還有:

北京大學歷史系汪錢(+竹字頭),在1966年6月11日服劇毒殺蟲劑敵敵畏自殺。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李平心教授,1966年6月15日開煤氣自殺。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降級。文革開始又被批判「鬥爭」。1966年9月27日和歷史系的其它教授一起到昌平縣勞動。他們被分成甲乙兩組,向達被分在「問題更嚴重」的甲組。乙組的人在鄉下兩星期後可以回家了,但是甲組的人不准回家。向達有尿毒症,腿疼,排不出尿。不准向達去醫院治病。到10月下旬,向達已經不能行走,才准他回城,送到城裡,已經不能救了。

在北京第八中學,在1966年夏天,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毆打後自殺。

兩年以後,在新一輪的迫害名叫「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1966年11月18日,北京大學歷史教授翦伯讚和夫人,在毛澤東指示把他們釋放回家當「反面教員」「養起來」之後,自殺於北京大學燕南園64號。當時由北京大學發給他們夫婦每個月生活費120元。這在當時是能維持中等程度生活的錢數,但是顯然其中的侮辱性非常高。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歷史老師梁希孔,北京第六中學的歷史老師焦庭訓,都在那一時期自殺。

吳晗,《海瑞罷官》的作者,1949年前是清華大學的歷史教授,1950年代開始當北京市副市長,在1966年和1967年遭到無數場殘酷的「批鬥」。1968年3月他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吳晗死在關押中。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關進「勞改隊」,1969年3月18日去世。吳晗的女兒吳小彥,在這樣的迫害下,1973年神經錯亂,1975秋天,「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吳小彥又被逮捕入獄。1976年9月23日自殺。

北京的人民機器廠的一個學徒工遇羅克,寫文章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上海文匯報把他的文章當作反面文章發表,題為《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後來遇羅克又書寫了著名的《出身論》。1970年3月4日,遇羅克被以「反革命罪」槍斃,時年28歲。

作歷史研究的人受到了這樣的迫害。傅洛煥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另外,他是傅斯年的侄子。傅斯年是五四運動時代的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後來成為歷史學者,1950年代曾任臺灣大學校長。這種親屬關係也成為傅洛煥受到攻擊的另一「理由」。

中央民族學院去收屍的人說,他們看到,傅洛煥的屍體在湖上浮起時,面朝下,是趴著的。後來,在北京流傳著一種說法,說投水自殺的人,屍體浮起時,女的仰著,男的趴著。傅洛煥的例子符合這一說法。這是否真是普遍現象或有什麼原因,無從得知。但是在文革期間,是因為在大規模的迫害中,自殺的人很多,看到的案例多了,所以人們才有了這類經驗,總結出這麼一個說法。

比如,在故宮旁邊的筒子河裡,常常有屍體浮出。

作家老舍在1966年23日,遭到殘酷的「批鬥」。第二天,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西城區太平湖投湖自殺。據說在老舍死後,太平湖還自殺了很多人。但是無從得知他們的姓名。

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老師石之宗,1966年夏天在北京龍潭湖投水自殺。

吳偉能,男,1953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因病未畢業,當歷史系共青團總支書記,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辦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經是「左派」,擔任了歷史系文革委員會主任。但是到了1968年年底,他也成了文革的打擊對象。因為參加兩派鬥爭,他被辦了「學習班」--當時整人的一種形式。他在1959年的「反動言論」被揭發出來。吳偉能的父親,1958年冬天在江蘇北部的一個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裡,因為沒飯吃而餓死。為此,吳偉能對別人說了「幸福公社不幸福」的話。這些話被揭發出來。1968年11月4日晚上,吳偉能悄悄離開了「學習班」。他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他死後的第二天,北大歷史系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頂帽子。雖然他已經身死,不能前來與會。吳偉能的的屍體被發現時,圓明園的那個池塘裡還有三具屍體,其中有一對夫婦是北京地質學院的,有一個是清華大學的老師。

關於1968年11月5日在圓明園池塘中發現的屍體,哪些面朝上,那些面朝下,未見報告。那時正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進行的時候。那個運動在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和「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領導下進行,比1966年導致傅洛煥死亡的運動更加大規模和系統化,於是,也有更多的人被害死。根據文革後的一份「內部文件」,在北京,在文革初期中,有三千人自殺,有兩百人被打死。從各個學校和單位的死亡密度來計算,死亡數字應該大於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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