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精神傳承：連結台大和北大標誌性人物
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和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就是當之無愧的連結北大和台大的標誌性人物，也可以讓我們一窺民國時期，那風起雲湧的年代，那有許多的傑出教育家的年代，更是北大最引領風騷的年代。
傅斯年，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生於1896年，卒於1950年，字孟真，祖籍江西永豐。他於清光緒二十二年出生在山東聊城一個典型的書香門第、官宦世家。先祖傅以漸為清朝的開國狀元。「」
自幼天資聰穎的傅斯年國學功底深厚。11歲時已通讀「十三經」。1909年就讀於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3年後升入北京大學文科。由此可見，傅斯年與北大的結緣，早在青少年時期就已開始。
1918年，受民主與科學新思潮感染的傅斯年與羅家倫等組織新潮社，創辦倡導新文化、影響頗廣的《新潮》月刊，因而出任北大學生會領袖。「五四運動」爆發時，擔任遊行總指揮的傅斯年走在前頭，成為風雲一時的人物。
1919年夏，大學畢業的傅斯年先後入倫敦大學研究院、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併進行比較語言學和考據學的研習，打下了學貫中西的堅實基礎。1926年冬回國，翌年出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和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中文系主任。
從1928年11月起，傅斯年長期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並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編。1929年春，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廣州遷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這是他再次與北大結緣。
1932年，他參加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社，時常在《獨立評論》週刊上發表政論文章，擁蔣反共，但贊成御日，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也有所批評。1937年春，兼代「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抗日戰爭爆發後，傅斯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任西南聯大教授，主張抗戰，抨擊貪官污吏。抗戰勝利後，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1948年傅斯年當選為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1949年1月，他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臺北，後兼任臺灣大學校長。直至1950年12月20日在臺北病逝。
從以上並不完整的簡歷可看出，北京大學不僅是傅斯年的母校，同時也是他長期執教的地方。自1929年到1948年，連同抗戰時彙集北大、清華、南開大學的西南聯大在內，傅斯年在北大「授業解惑」幾近19年。期間1945年9月至1946年9月還任代理校長一年。北大對他的影響和他對北大的影響可想而知。
那麼，為何只是出任代理校長而不是正式校長呢？原因是這樣的。1945年8月，在北大任校長多年的蔣夢麟卸職後，國民黨政府原本想讓辦事幹練、敢作敢為、長期為蔣夢麟當「參謀」的傅斯年出任北大校長、恢復抗戰前北大的局面，但傅斯年沒有答應。傅認為只有他的恩師胡適才夠聲望，適合擔任此職。於是致信蔣介石，除以自己身體不好、難以承擔重任加以推辭外，並列舉出胡適的很多優點和長處，極力推薦其出任北大校長。由於傅斯年陳述的理由充足，國民黨政府後來答應了他的要求，決定任命胡適為北京大學校長。但因胡適當時人在美國，一時仍回不來，因而由傅斯年先行代理。
任代理校長期間，傅斯年主要干了這麼幾件事：一是負責抗戰勝利後北大從遠在昆明的西南聯大遷回北京復校的任務；二是對日偽時期設立的所謂「北京大學」進行清理整頓，將偽教職員一概摒棄；三是致力於北大愛國傳統和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學風的恢復；四是平息學潮，營造平和的讀書環境。
就任幾個月後，傅斯年在寫給夫人的信中曾談到在北大復校中遇到的困難和堅決不錄用偽教職人員的原因。他說：「北京大學可以說兩頭著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聯大脫離，大費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跡。實在說這樣局面之下，胡（適）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於是他以「正是非，辨忠姦」的大無畏精神，不為各種說情所囿，堅決將北大偽教職員，包括周作人等一概拒之門外。「為北大保持了一個乾淨的記錄」。之所以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是「為北大將來的學風著想」，為恢復北大的優良傳統著想。這也是他任北大代理校長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其「傅老虎」的性格表露無遺。
在長期從事大學教育中，傅斯年也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教育思想。其核心，一是維護學術自由、教育特別是大學的獨立；二是強調大學必須以學術為中心，保持高度的學術水平。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精闢的見解：
1、辦學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義為主宰。傅直指：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強之目前功利為主宰」，而且「直到民國初年，大學只是一個大的學堂」、「今之大學制度仍不能發展學術，而足以誤青年、病國家」，如此狀況，必須改弦更張。
2、嚴格挑選校長和教授，不能讓政客和不學無術之輩混跡其間。「做校長的必須教員出身，否則無直接的經驗、切近的意識，其議論必成空談，其行為當每近於政客」。而「大學以教授之勝任與否為興亡所系，故大學教育之資格及保障皆須明白規定，嚴切執行」。
3、嚴格區分大學和中學的教學方法，「大學教育則是培養一人入於學術的法門中的」、「大學生之訓練正是研究室之入門手續也」，故不能將「大學化為中學」。
確切地說，傅斯年雖任過北大的代理校長，但他關於高等教育的思想和改革的設想，卻是在臺灣大學校長任內才得以全面實施的。
臺灣大學的前身是日據時期創建的臺北帝國大學。抗日戰爭勝利後，臺灣回歸祖國，國民黨政府接管了臺北帝大，並於1945年11月將其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
當時的臺灣，局勢動盪。台大學潮迭起，加之辦學經費不足，師資匱乏，管理混亂，問題成堆。國民黨政府接管臺北帝大後的三年，儘管先後派了三位校長，但任期長者不到二年，短者僅數月，就都知難而退。身患嚴重高血壓的傅斯年正是在這種百廢待興的背景下，於1949年1月出任臺灣大學的第四任校長。
剛上任的傅斯年經過全面詳細的調研後認為，台大校務工作之所以長久未能步入正軌，根本原因在於規章制度的不健全，已有的也貫徹執行不力。因此，他採取的第一個舉措便是盡快健全有關規章並保證其得到嚴格執行。首先，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建立校務會議制度，由校長、教務長、總務長、六個學院院長及教師代表組成校務委員會，定期討論、議決學校大事，促使決策民主化、科學化。
事實證明，這項有利於集思廣益的制度很快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使學校由一盤散沙迅速凝聚成一個指向明確且運轉靈活的有機整體。
接著，他又著手整頓沿襲已久的新生入學為權貴大開方便之門的亂局，制定了周密的考試與錄取制度。努力改進命題、印卷、考試、評卷各環節的組織保密工作。並多次在報紙上發表聲明：若誰發現台大負責人中有以人情收錄任何一個學生，他本人願受「國法的懲罰，社會的制裁」。同時在校長室門前樹起一塊告示牌，上書："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由於他頂住各種社會壓力，終於使台大考試、錄取工作中的舞弊之事，悉為杜絕。難怪後來有學者說：「台大校史上，孟真先生雖非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長期在大學從事各級行政管理工作的傅斯年當然也深知，師資對於辦好一所大學的重要性。他常說：「一分人才一分成績，半分人才半分成績，毫不含糊。……學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話：人才集中不集中。」他接任校長的初時，台大的師資選聘正處進退維谷的境地。一方面，原來在臺北帝國大學中佔絕大多數的日本教授早已離臺，另一方面，由於局勢的持續動盪和大陸大部分地區已被共產黨統治，從大陸聘請教師也殊為不易。師資因此嚴重匱乏，濫竽充數者多。所幸傅斯年長期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任職，與「中研院」所屬各學術機構多有交往。加上在學術界享有崇高威望，使他得以聘任該院數十位著名學者到台大擔任教授或兼職教授。讓台大幾乎集中了當時臺灣島內所有著名學者，連同原有教授，形成空前雄厚的師資陣容。
在選聘高水平師資的同時，傅斯年也採取了強硬措施，裁汰冗劣教員。他根據各學院師資的數量和質量，規定了當年教職員的淘汰率。並通過不定期地旁聽任課教師的授課，使敷衍塞責的教師無法容身。
學生是學校的主體之一，同時又是受教育者。傅斯年上任後，對學生的管理工作十分重視。並依據其積數十年的經驗，提出了三原則：一、幫助學生解決吃飯、住宿、穿衣、讀書、看病等五大問題，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二、制定學生上課考勤和考試獎懲條例，既要求教師要「認真地教」，又要求學生要「認真地考」，使學習不努力、游手好閑的學生難以矇混過關；三、提倡開展多種課外活動，使學生有「健康的體格，健康的精神」。
傅斯年還主張「機會均等教育」。他指出，由於貧富差別，或「既得利益的關係」，使得稟賦好、學力強、應升學的窮學生不能升學，而那些能力差、成績差的學生卻反而升學，這「確是不公道」。基於這樣的認識，他一再公開表示：「我決不讓任何學生因經濟拮据而喪失他的學業」。為此，他在台大設立了貧窮學生獎學金、救濟金、工讀補助金等，使台大三千多學生無一人因生活困難而失學。
與此同時，他也倡導簡樸的學風。到台大的第二個學期，傅斯年發布了一個佈告。佈告稱：「本校學風，素稱儉樸，然亦偶有有錢人之子弟，習為奢侈者。茲在學年開學之始，特行告知諸生，如有嬌養成性，習尚浮華者，務請不入本校之門；既入本校之門，即須改行自新，須知國家辦此大學，費錢甚多，經費皆民脂民膏，豈容此輩濫竽其內，浪費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後如見有習尚浮華，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糾正，或開除學籍。」
對基礎學科的教學，傅斯年同樣非常重視。主張「最普通的功課由最有學問與經驗之教授擔任，以便（使學生）入門的路不錯」。在上任後的第一次校務會議上，即提出充實六個學院的基礎課程。並組織成立了大一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教學委員會，親自主持各基礎學科教學討論會，選聘學術造詣深、教學經驗豐富的教授擔任基礎學科教學工作。
對各個學院各年級的課程設置和講授內容，他也親自過問，提出具體指導性意見。還在台大主持創辦了一批研究所，為教授的研究和學生的學術訓練提供條件，並對研究所提出了進行學術研究和學術教育的雙重任務。一批台大畢業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國際上知名的科學家和學者，與傅斯年在台大的教育思想指導及其實踐是分不開的。
除了繁忙的校務工作，傅斯年還結合自己在台大的教育管理實踐，撰寫了《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中國學校制度的批評》等多篇教育論文。
正是在傅斯年這樣廢寢忘餐的努力下，台大的校務工作很快被導入正軌，奠定了其作為一個現代化大學的基礎，並為日後發展成亞洲一流的大學打下根基。坦率地說，假如沒有傅斯年，臺灣大學在那樣動盪的時局中，想要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的確是難以想像的。而他自己卻因超負荷的繁重工作，病情日益惡化，最後突發腦溢血而倒了下去，英年早逝。這時距他出任台大校長還不到兩年。
誠如後人評說的，傅斯年之所以能把台大辦成孤島上的北大，不僅取決於他的才幹，取決於他大刀闊斧的勇氣與銳氣，更主要是他的辦學理念。他完全繼承了北大的傳統，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的尊嚴。
傅斯年去世後的第二天，臺灣大學決定停課一天，並下半旗致哀。1950年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會在臺灣大學法學院禮堂舉行。蔣介石親臨致祭，國民黨高級官員及各界人士五千餘人參加。臺灣大學全體師生敬書輓聯：
早開風氣，是一代宗師，吾道非歟？浮海說三千弟子；忍看銘旌，正滿天雲物，斯人去也，哀鴻況百萬蒼生。
以此表達他們對校長逝去的痛惜、崇敬和愛戴。
為紀念傅斯年，臺灣大學又將其骨灰安葬在學校內的實驗植物園裡，並建斯年堂一座以資紀念。台大人稱為「傅園」，同時鑄鐘一口，置於校內行政大樓前，稱為「傅鐘」。
筆者參訪「傅園」時，見斯年堂旁邊翠綠的草地上，立有一二尺見方的牌匾。上面寫著：「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零），中國近代著名學者、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及本校校長。1949年11月15日，傅校長在校慶演說中，期勉學生做到敦品、勵學（原為力學）、愛國、愛人。這八個字，即成為台大校訓。中研院王泛森主任說：一個學術的風格，一種自由開放的空氣，我想這是他留給台大最主要的遺產」。這應是對他的蓋棺定論了。
「傅鐘」下面同樣有一牌匾。上面一開始就寫著傅斯年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接著是「一九四九年傅斯年先生擔任本校校長，奠定本校發展基石。本校為紀念傅校長的貢獻鑄造了傅鐘，而傅鐘也成為台大的精神象徵，傅校長的思維哲學正是傅鐘二十一響的由來」。匾文為曾任台大校長的陳維昭所題。
近60年來，一直被視為台大精神象徵的「傅園」、「傅鐘」連同傅斯年所擬定的台大校訓不斷激勵著台大人向前行。而每任校長都要為新生介紹傅斯年和他制定的校訓已成為台大的一種傳承。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卻還活著。傅斯年就是那種死了卻還活著的人。每次敲二十一響的「傅鐘」，就是傅斯年活著的象徵。
值得指出的是，傅斯年在推動歷史研究上也成績卓著。他任「中研院」歷史語言所所長的23年，不但培養了大批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了70餘種學術著作，在經費、設備、制度等方面為歷史語言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還領導了第一次有計畫、有組織的殷墟甲骨發掘，前後達15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商代歷史的研究。傅斯年還將明清大庫檔案數據爭取到歷史語言研究所，派專人進行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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