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泰:我所知道的司徒華

相識雖新有故情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出獄後走投無路。香港"支聯會"派人潛來成都,引領我和小雨兩個,從地下通道越境,到了香港。香港已近"回歸",形勢非常複雜。東道主為了安全,安排我們藏身城郊,避免曝光。每次來看望,都要帶大摞報刊,以便我們瞭解外面的情況。

報紙上廣告娛樂八卦很多,國際國內要聞很少,有深度的報導和評論更難找。一個單向度政治動物,乍到商業社會,一時間很不習慣。記得第一次看到《壹週刊》,封面上通欄一號黑體大字"發達青年爭當大富豪",配以兩排年輕人志得意滿的相片,很錯愕。

那是迷茫的歲月。和人溝通也難。不懂粵語,只是一方面。即使是講國語的,而且價值觀相同,因為語境、經驗,感覺方式和思維方式不同,往往也難。即使是大陸的流亡者,讀他們在海外發表的文章,也時有陌生之感。似乎歷史巨浪回歸大海以後,那頂端飛濺出來的泡沫,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海外民運內鬥,觀之憂心忡忡。面臨角色轉型,更無思想準備。沒有海外關係,沒有外國學位,不善交際,拙於言辭,又不懂英語,不知道去到陌生的世界,怎麼能自食其力。失落感和無力感之外,加上生存的憂慮。所幸環境很美,是一個海邊漁村。連天雪濤,卷地潮聲,可以消憂。

一個夏天的中午,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先生和他的幾位同仁,衝著烈日高溫,同來看望我們。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先生。老教師形象,優雅而平民。頭微禿,腦門寬廣,顯出睿智。眼鏡後面的瞳仁裡,透著一股子悲天憫人之氣。臉上幾條深刻的皺紋,剛毅堅韌,似乎是性格的標誌。十幾年白雲蒼狗,多少事出乎預料。但對先生的這個直覺,後來證明沒錯。

因為關心,所以細心。一見面,先生就注意到,我和小雨說話,一涉及政治議題,聲音就會低些。他提醒我們,不用再怕了,現在可以大聲說話了。同來的張文光先生笑道,我們住在他家時,我的衣服口袋裡塞滿廢字紙,鼓鼓囊囊的。他勸我沒用的就隨時丟掉。我不,總要撕得很碎才丟。先生說,沒必要,再沒人揀了去看,這一點你可以放心。

我說我全知道,只是積習難改,自動化了。先生說他理解,長期生活在特殊環境裡,養成的習慣最難改。我說,我通過困難地拋棄著從前困難地學來的東西,也更真切地嘗到了自由的滋味。他說,只是脫離了當前危險,自由還要繼續爭取。我說"九七"以後,定會慢慢收緊。他說,那是肯定的,但我們會盡量頂住。語音平淡自然,渾不似易水西風。

兩岸三地同一夢

聽他們互相談話,知道周勇軍、熊焱……先後都出來了。我問,聽說你們的營救計畫,叫做黃雀行動是嗎?張文光先生說,"黃雀行動"這個名字,就是司徒華先生取的。司徒華先生說,是借用曹植的詩意:"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我原本喜歡漢魏詩,念了接下去的兩句,"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說,我們真的很感謝。

十幾年後,有人在紐約接受《世界日報》記者採訪,說"黃雀行動"是一位演員發起和命名的。意思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不知道這個說法的根據,只知道誰救了我。而且老共不是螳螂,與黃雀相比,起碼是一架B52飛機,其奈蟬何?後來我問先生,何不說明真相?他引用了一句古書:"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是後話。

那天跟大家一起,到附近的一個漁業碼頭吃海鮮。席間他問我,香港報紙,喜歡哪家?我說《信報》。他說他也喜歡《信報》,較有深度。說到具體例子,逐漸如逢故人。說起我的文章,他問,看我的履歷,沒多少時間讀書寫作,那些東西,怎麼出來的?我說,小時候愛看書,雜七雜八。大起來沒書看了,只能寫。主要是在勞改農場偷偷地寫的,保存比寫作更難。後來發表時,穿靴戴帽,打擦邊球,得到許多傑出編輯的幫助。

殘餘的初稿,隨身帶出來了。回到住處,拿給大家看。是些用很小的字寫在隨手弄到的小紙片上的東西,不易辨認。先生仔細看了,說不容易。問我那個執著,來自什麼動力?我說,談不上動力,只不過是刀俎上的魚肉,在尋找存在的意義。此外,我們還帶了些書畫作品,路上丟失不少。剩下的,也拿給大家看了。先生環顧左右,同大家商量了一陣,看有沒有可能,給我們辦個畫展?

翌年五月,《中國夢》畫展在香港大會堂隆重開幕。除了我和小雨的作品,還有我們在大陸的畫家朋友戴光郁、曾循、曹勇……等具有反叛意義的作品。支聯會派人到大陸各地,找到畫家本人,將作品秘密、安全而迅速地運送出來,工作效率之高,著實驚人。

畫展不僅是畫展,也是一次大陸知識份子反叛精神的展覽。對於民主自由人權的憧憬,是兩岸三地人們共同的憧憬。從人潮之洶湧,反響之熱烈,我也看到了由支聯會帶動起來的、香港市民的政治熱情。身份既已曝光,香港不可久留。畫展一開幕,我們就去了美國。行前接受美國之音、南華早報、亞洲電視臺的採訪。每提到支聯會的幫助,我都不禁要說,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有資格受此深恩厚澤?!

"江天如墨我飛還"

來美十幾年,謀生甚不易。不管有多少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司徒華先生的友誼,始終如一。他每次來美國,都要見見面。一年一度的賀卡,從未少過一個,都是給我和小雨兩個人的。每有新書,必惠贈,也都是給我和小雨兩個人的,至今已積累到十五本,是我們珍貴的藏書。

初到時,我和小雨租住在一戶人家後院的洗衣房裡,小得來了客人沒地方坐。這是我來美後第一次和先生見面的地方。一位關樹越先生開車,送他來,接我們走,作東請我們吃飯,然後又送我們回家,盛情可感。同座的先生的妹妹,送了小雨一挂珍貴項鏈,愧無以報。席間同大家交談,才知道先生獨身。初戀女友未婚仙逝。先生遵守她臨終時的囑咐,受洗為基督教徒。深情永駐,一生未婚。我們兩個聽了,更是感佩不已。

香港回歸以後,支聯會處境險惡,先生和同仁們頂住解散壓力,繼續堅持抗爭。年近古稀,不辭勞頓,到美加等地募款。行色匆匆之中,約我們在紐約他的外甥女兒家見見。只有一室一廳,他就在廳裡開地鋪過夜。其實募款很成功,可以住旅館。他不,只是為了省下錢來,給支聯會開展工作。我想清廉無私如此,也是他"門下有許多死士"(用他的一位朋友的話說),在海外民運低潮時期,支聯會一枝獨秀的諸多原因之一吧。

鑒於自己的經驗,我勸先生移民海外。他說許多人都這麼勸他,但他反覆考慮,還是下決心回到香港,那個自由與奴役鬥爭的前線。那年他賀卡上的集句,是"世事滄桑心事定,江天如墨我飛還"。

可真是江天如墨。一方面"烏雲壓城城欲摧",一方面"白狐跳梁紅狐立",波譎雲詭。所幸先生並不孤獨,支援和追隨者眾。同時,也得到民主潮流中其他力量的配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許多原先不問政治的香港市民,都起來為維護人權法治而走上街頭。反對二十三條,要求普選特首,動輒萬人空巷。一年一度六四忌日的維園燭光晚會,盛況不減。

文章觀海波瀾闊

壓力下和阻力前的民主潮流,並不是單一向度,內部見仁見智。我最欣賞先生的一篇和朋友商榷的文章,題目叫《一闊臉就變》,批評李怡先生的一種觀點。李怡根據"老一輩革命家"建國前的言論,斷言中國的問題,是"這一代領導人"未能繼承其前輩的"社會主義真理、民主理想的信念"。先生指出,四九年後"荼毒百姓、誤盡蒼生"的,正是所謂的"老一代革命家"。他們並不是蛻變了,而是以前掩蓋著的專制本性,在取得政權以後徹底暴露。

先生的許多政論文章,都是這樣,寥寥幾百字,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這不僅是思想的力量,更是人格的力量。如果沒有對於勞苦大眾的真愛,深知他們的根本權益所在和鍥而不舍地為此奮鬥不懈的精神,就不可能在如此詭異多變的語言迷宮中幾乎是直覺地把握真理。換言之,如果生命不和道路合而為一,如果道路不是通向愛,那真理就不是真理,先生就不是先生。

先生的路,一直是這樣走過來的。他當初選擇教育職業,就是為了服務於勞苦大眾。他早年所寫的《自述》,說得十分清楚:"余少小家貧,迭罹失學之痛,幾經困頓,始卒所業。因感身受,乃入師範,以百年樹人為己志。"辦了四所小學,全在基層市民地區。所收學生,全部來自勞工家庭。不問多困難,堅持四十載,不是偶然。

勞工子弟中,湊不齊學雜費的多,有其他各種困難的多。先生要求班主任們凡有家境貧寒交不起學雜費的孩子,都要知會他。他用自己的薪資代為墊付。以後何時歸還和歸還多少不計。一位班主任逕自向一個真有困難的學生催索欠款,他知道了很生氣。另一位班主任當眾嚴厲責罰一個犯錯誤的學生,不顧及孩子的自尊心,他看到了很痛心。他批評了兩位老師,後來還寫了一篇文章,強調愛心和耐心是教師的專業精神。

讀他的《校長,畀次機會我》、《三個頑劣學生》、《他在生日那一天退學》,我和小雨特別感動。這些各式各樣的問題兒童,都因為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幫助,得以和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樣,在後來走向社會、散佈到世界各地以後,對他懷著永遠的尊敬和感謝。九十年代他到美加籌款,歡迎的人群中就有不少他當年的學生,有的還記得他當年說過的話,告訴他說,那幾句話影響了自己的一生。他寫道,學生的成功和感謝,是一個教師最大的回報。自己"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作為歷史使命,能服務普羅大眾,已無憾"。

除了教書育人,他還創辦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發起和領導了抗議日本政府修改教科書以掩蓋侵華史的運動;推動了爭取以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第二次中文運動。一九八五年,香港首次有民選的立法局議席,他以"鞠躬盡瘁,貫徹始終"為競選口號而一舉當選。因為香港人知道,他所"貫徹"的是什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可見英雄城市的政治智慧。

"一笑心輕白虎堂"

作為民意代表,他成了中共中央的統戰對象。先是被邀請到北京,參加《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儀式,後又被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進入國家機器上層。李鵬請吃飯,萬里來作陪,很尊重的樣子。這種統戰策略,向來效率卓著。香港一些頭面人物,也難免受寵若驚,逐漸媚容可掬、甚至為虎作倀起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功能,是否會淪為"人大"、"政協"式的橡皮圖章,一開始就令人憂慮。

在草委會的一次宴會上,即席發言者,多為黨中央背書,言畢眾人鼓掌支持,一如人大政協的場面。司徒華先生起立,講了一個老國王尋找繼承人,最後發現只有全民直選國王,才能長治久安的故事。話音落下,眾人面面相覷。整個白虎堂上,一片鴉雀無聲。我想像那個景觀,不由得肅然怵然。我覺得那個畫面,應當永留青史。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為抗議中共血腥鎮壓民主運動,他宣布退出草委會以示抗議。並於同年創建和領導了支聯會,致力於"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作為立法局議員,他於"回歸"後被迫"落車",但很快又再度當選。直到二零零四年七月宣布不再參選,才告別工作了十八年的立法局和立法會。

寧靜淡泊以明志

一退下來,就有一位富豪寫信給他,表示願捐巨款,辦一個以"司徒華"命名的私立學校。他謝絕了。說,我以前在基層市民地區辦學,是為了服務於勞苦大眾,以有教無類為宗旨。現在來辦私立學校,已沒有了這個意義。言辭委婉,而態度堅決,幾經交涉,此事作罷。

什麼叫"淡泊以明志"?這就是。這個"志",不是有意識地"立"起來的,而是他為人的必然。心有大愛,而又無家無後。澤被勞苦眾生,成就了他始終一貫地站在下層人民弱勢群體一邊的政治人格;澤被青少年一代,成就了他把所有的孩子都當做自己的孩子看待的、大教育家風範。這種精神,和他在愛情上守真志誠、執一不二的態度完全一致,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挫折的。

什麼叫"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這就是。悲天憫人的人格特質,植根於生命本體。有諸內而形諸外,自然就有了"德"。深知底層的需要,自然就有了"智"。和大家風雨同舟,自然就有了"體",被大家視為自己人,自然就有了"群"。"修辭立其誠","能以精誠致魂魄",自然就有了"美"。德、智、體、群、美互補,自然就有了文。

讀先生文,如沐春風。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政治、經濟、教育、文藝、兵法,宗教、哲學、正史、稗史、民俗、方言、志怪、謠諺、氣功,詩韻詞牌、風水八卦、修辭和審美……信手拈來,都成妙諦。雜學旁收,而又貫穿著同一種人文精神。彙編成書,得十又五冊,一以貫之。

書中不少篇章,勸人讀點兒閑書。他所謂的"閑",實際上是一種審美的態度:一種無目的、非功利、不以心為形役,純粹依個人的興趣隨意觀照而得到的快樂。他說,這樣才能讀得博和雜,讀得入味。忙裡抽空讀,入味方得閑。得閑才能放下,放下才能拿起。暫時放下後,重新拿起時,人已經充了電。

這樣的讀書態度,和他淡泊以明志的人生態度是一致的。由於有這種態度,所以能日積月累,不期然而至深厚淵博。深厚淵博,自然能厚積薄發,一片天光雲影,萬千源頭活水,成書於無心之間。是知砥柱中流者,非必抱石懷沙。滿腹經綸者,非必十年螢窗。"慈故能勇,儉故能廣"。聽從心靈的呼聲,忠於自己的良知就行。

古人論學,首重"通人",而非別才。"別才"乃今所謂之"專家","通人"則除了多方面的學問,還要有知識份子的擔當。但是這個"擔當",若非"淡泊明志",和功名利祿的關係就很難理清。先生的使命感,先生之集教育家、政治家,學者,作家於一身,正是藉淡泊以明,藉寧靜以致。一路走過來,幾十年如一日,能有幾人!

更不容易的,是他始終謙卑,保持著一貫的平民本色。作為支聯會主席,和義工不分彼此。或於人潮洶湧之中,在街頭派發傳單。或到春節年宵攤檔,給市民們書寫揮春。聽說今年春節,從一月一日到二月七日凌晨,七十六歲的他,寫了一百二十九個小時的揮春,為支聯會籌得二十五萬多元。

他寫揮春,主要不在籌款,而是服務於香港市民。寫時端坐懸腕,全神貫注,充分表現出他對於草根階層的愛與敬,親與近。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那些剛柔相濟、元氣淋漓的墨寶,恰好是他那悲天憫人,始終如一,"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的象徵。

此刻,聽說回歸後的香港當局,終於圖窮而匕首見,要以言論罪,傳他上法庭受審了。我們深感震驚,又愛莫能助。急就此文,以示聲援。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們知道,站在被告席上的司徒華先生,是一個怎樣的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本文留言

作者高爾泰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