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強案開審看如今土匪在公安

就在幾天前，重慶的文強案開始開庭審理，我們今天就和大家討論一下從文強案的開審來看一看，中國司法界特別是公安系統反映出來的問題和有沒有解決之道。

重慶打黑涉案人員當中，最重要的官員可能就是文強了。文強究竟是一個什麼人，為什麼他在這個案子當中有這麼重要，我想從他的簡歷當中我們看看能看出什麼來。他是在92年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的，但是真正的職位應該是從1997年，就是重慶市成為直轄市以後，他繼續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但這時候他已經是屬於省一級公安廳平級的了，因為這時候重慶市變成直轄市。在這個位置上他任職11年。到了2003年的時候，同時還兼任重慶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2008 年7月份從重慶市公安局職位上離開，擔任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接他位置上的就是現在在重慶打黑出了名的，從遼寧調過來的王立軍。王立軍從遼寧調到重慶以後，半年多就正式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

文強是在2009年8月份在北京參加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的時候，被王立軍帶人從重慶趕到北京將他拘捕的。很多文章都提到了他是原重慶市司法局局長，但事實上這個提法很容易被人誤解，也就是說他真正重要的職務是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他所有的所謂打黑當中揭出來的犯罪事實也都和他任公安局副局長時的職位有關。

文強他這個人出名，就是因為他曾經在重慶的公安系統內部也是所謂打擊黑勢力出名的，在這個方面他當時就被認為是公安的英雄，而今天落馬以後，他似乎又變成了一個罪犯。作為一個公安的英雄和今天的罪犯，他究竟是一個人的兩面，還是一個人不同的階段？事實上我認為能夠成為公安英雄的，實際上就是今天我們認為的罪犯，他實際上是同一個人，而且在同一個時期，只是說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他而已。

因為在 2000年，文強所謂打黑案當中最著名的就是張君案，當時就傳說文強已經涉黑了，所以他的整個所謂公安當中英雄的形象和他涉黑的這個歷史是完全重疊的，就表面上看，這兩者涉黑和公安英雄是對立的，其實它們兩者是統一的。最早根據《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採訪，就有知情者提到在2000年重慶的一個叫白雲湖賭場案的時候，他就給公安系統打招呼要求放人，退還贓款。

公安系統所謂英雄和黑社會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在老百姓當中其實是知道的很清楚的，所以在中國有這麼一句話，「以前土匪在深山，如今的土匪在公安」就把中國大陸公安的實質說的一清二楚了。而在公安的土匪比在深山的土匪危害要大的多。大家知道以前土匪在深山的時候，他是難得下山。他要給養、要補充了，他才下山，但他不是整天下山的，大部分時間是待在山上的。所以只要他不下山，老百姓平時還能過安安穩穩的日子。那就是土匪下山來搶了東西，老百姓還能找到官府去理論，官府還能替老百姓去撐腰。在深山的土匪，理論上，他還是屬於違法的，是被社會所不容的。

而在公安的土匪就不一樣了，他是無時無刻不在。因為他是以一個政府的執法機構的形象存在的，所以老百姓被公安欺負了、被公安敲詐勒索了，他是沒有地方申冤的。因為在公安的土匪，在理論上，他們不僅是合法，而且還是執法的；而且還是官府的標竿和榜樣。像文強這樣的人他在沒有被搞倒之前，他頭上就有無數的光環，有什麼先進、標兵又是什麼的。

文強究竟是因為涉黑落馬的，還是由於政治鬥爭當中成了替罪羊而落馬的？這個問題討論起來，我想就超出了文強本人。在全國曝光的涉黑大案最集中、最頻繁的就應該屬於遼寧省了。大家都知道比較著名的就有慕馬案、楊斌案、仰融案、劉湧改判的案子還有蟻力神案。可見所謂的「黑」並不僅僅在重慶而是遍佈全國，就包括這次在重慶發動打黑的薄熙來長期任職的遼寧省。但是剛才所舉的遼寧省這麼多大案子，沒有一起是被搞成政治運動形式的，基本上都是就案子辦案子。

我想補充一點，這些案子多半和薄熙來是有關係的。有的就是薄熙來自己的政績工程。按照曾經被薄熙來關到監獄裡的記者姜維平的說法，慕馬案本身就是薄熙來自己的政績工程。除了他政績工程之外，他自己捲入的，可以說跟他有關的涉黑案，如蟻力神案。大家知道，蟻力神的董事長和薄熙來私人關係就非常好。所以有人說後來的遼寧省省長處理了蟻力神案，實際上是幫薄熙來解脫出來了。作為薄熙來，遼寧省也不缺少和他有關的大案子。可是這些案子並沒有像重慶的案子那樣，也沒有像文強的案子那樣，作為一種政治運動來辦理的。也就是說在各個地方上，像這一類的涉黑案並不少見。

我們談到文強是公安系統的。在公安系統內部，涉黑也不僅僅是在重慶市，就僅僅說由於保護黑社會而落馬的，之前就有江西省公安廳的副廳長許曉剛，他在2007 年1月份被公訴。當時被稱為是全國公安系統保護黑社會級別最高的落馬官員。這個許曉剛在江西省公安系統刑事偵查裡面他是屬於領軍人物。也就是說他的地位，他的所謂打黑的能力，也是類似於文強和現在在重慶打黑的王立軍的。他們在沒有挖出來之前，都是屬於公安系統裡面的精英人物。

在最高層就是公安部的話，我們看到也有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涉及貪腐案。另外就是2月4日在北京開始審理的北京市公安局網監處處長於兵的案子。於兵涉及到的這個案子，就是收受包括瑞星殺毒軟體公司在內的4筆賄賂，製造了一起冤案。他把瑞星公司的對手東方微點公司的副總經理關押，並且把微點公司所開發的新型的殺毒軟體給封殺掉了。

東方微點公司不是一般的公司，正因為它不是一般的公司，所以它才有機會把北京市公安局網監處的處長於兵製造的冤案給翻過來。據傳說東方微點公司的背景是軍方，所以軍方把這件事情直接鬧到中央最高層。才導致於兵被抓，而且這個案子被翻過來了。這還是有軍方背景的高技術軟體公司都可以輕而易舉的被北京市公安局一個處長來製造如此冤案。可想而知，普通的百姓會遭到什麼樣的命運。也就是說公安的職務犯罪是沒有任何拘束的，而且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的，除非他在違法的過程當中，碰到了背景比他更硬的對手。

從公安再擴展到整個司法系統，我們今天談的是已經落馬的、被揭露出來的，在2009年有17名被查處的省部級高官，除了黃松有以外，還有4名高官有公檢法的背景。就是我剛才講的鄭少東，他是公安部的黨委委員部長助理。另外就是原廣東省省委副書記陳紹基，他長期擔任的是廣東省委副書記和廣東省的政法委書記。政法委就是專門管公安局、法院、檢察院、司法局整個司法系統的黨的機構。所以人們把他稱為廣東省的「政法王」，就是政法系統的王。他離開政法委和廣東省委副書記的位置以後，這個位置就由王華元接管。

王華元後來也倒臺了。當時倒臺的時候是在浙江省的黨委常委。這也是屬於政法系統的。他因為當時是廣東省政法委書記。還有一個就是山東省的政協主席孫淑義，他也是長期擔任山東省的政法委書記。政法委是中共黨管政法的機構。

從上述的這些背景來看的話，在省一級的政法委書記本身就成了犯罪份子，他們所主管的司法系統成為犯罪系統的話，那就不值得奇怪了。司法機構是歸政法委管的，所以司法機構的違法行為肯定不會被政法委來處理。而政法委又是歸同級的黨委管的，黨委當然就不可能去管政法委的違法亂紀行為。也就是說在同一級別，司法系統的犯罪，是沒有人能夠管的。那麼在沒有人能夠管的情況下，他怎麼可能不犯罪？而上級如果沒有任何特殊的理由的話，一般來說是不是來管的。

下一個問題我們就來討論，司法系統包括公安局像文強這樣的人，他犯法、違法是監管不嚴還是個人品德不好，還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如果說這是屬於監管不嚴所造成的話，那麼在黨內有紀委，在政府內有監察部門，還有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監管部門，如果說是長期的監管不嚴，你像文強是任直轄市以後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11年，而他的護黑從目前曝光出來的情況來的話，也有很多年的歷史了。也就是長期以來這些部門和所有的監管的法律都是虛設的。

這個虛設就不僅僅是重慶市的紀委或者監察，也不僅僅是中央紀委和監察部門，而是在全國所有的地方，對於所有的權力部門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在中國大陸任何職務犯罪，就是政府官員和黨的官員的職務犯罪，在實際上都沒有任何監督可言。誰都可以去犯罪，而沒有人管，這是在制度上。

在制度上沒有人管，而普通老百姓又管不了，那麼只剩下就是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個人，他能不能保持自己的個人操守的問題。問題是中共是無神論的唯物主義者。所謂唯物主義者無神論它不僅是自己無神，它還把其他所有的有神論都打下去。那麼所謂的唯物主義者在今天的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就是極端的拜金主義。

正常社會是靠宗教信仰來維持道德的。而在中國大陸在中共的統治下，除了被共產黨收編的宗教團體以外，正常的宗教信仰變成了犯罪。所以即使說在政府官員和黨的官員裡面，有極個別的他們願意堅持個人操守的，不願意去違法亂紀的話，這個制度也不會容忍他。就是說極端的拜金主義一旦成為了一種系統的話，它們就會把不那麼拜金的、不那麼貪腐的人給擠出去，或者是把他們消滅掉，讓大家都一樣。

公安系統內的腐敗，它是一個專制政權的專政工具的性質，給它賦予了過大的不受限制的、不受監督的權力的一個必然的結果。那麼唯一的區別是什麼呢？是這種腐敗有的被揭出來了，有的沒有被揭出來。它的區別不是說公安系統的重要的官員有沒有犯罪的問題，而是他們所犯的罪行有沒有被曝光的問題。

下面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說什麼情況下會被曝光？我們還是以重慶為例。重慶在打黑的過程當中，是曝光了一些司法機構的黑幕。為什麼會被曝光？這就是重慶打黑的必要前提。我們在這裡不是討論被打黑的那些公安系統的官員是不是涉黑了。這一點我相信即使有冤枉，可能也只是有誇大或者是有個別的特例。絕大部分的指控都是有原因的而且都是有根據的，只是在操作過程當中可能有很多違法的行為。為什麼在重慶打黑能夠引起社會的共鳴和相當多的民眾的支持呢？就是因為公安就是黑社會，這是中國大陸社會的共識，沒有人對這一點有懷疑。

如果不在重慶打黑，而在中國的任何一個省，任何一個市用同樣的方法能不能把一批所謂的黑社會或者是黑社會的黑後臺、公安或者司法或者是各級官員都挖出來。結論是肯定的！就是說打黑不在重慶進行，在中國任何一個省或城市，都可以進行，而且一定能做出同樣的結果來。就是在薄熙來自己發家的遼寧，一打就是一大串，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僅遼寧如此，其他地方都這樣，上海、北京都是一樣。在重慶打黑只是說因為這件事情恰巧發生在重慶。

這麼大規模的以政治運動的形式來打黑，也就注定了這種打黑形式不可能是全面的。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為什麼？因為這個打擊的過程，打擊的就是中共的統治基礎。這個司法系統，整個政法系統，就是中共在全國的統治基礎。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不可能在全國開展？是由誰來打？因為既然大家都黑，所以當然也是黑的來打。就像薄熙來，薄熙來難道不黑嗎？王立軍難道不黑嗎？我們剛才講的鄭少東、文強、江西的許曉剛，他們在沒有曝光之前，和王立軍是一樣的，都是同一類的所謂公安的鐵腕英雄。所以如果說若干年以後，王立軍被打黑，我想大家也不用奇怪的。

這麼一來，重慶的打黑，它和全國做比較的話，它最獨特的地方並不是重慶的黑社會特別黑；也不是重慶的公安做了黑社會的保護傘。它唯一和全國不同的，是有一個薄熙來要利用打黑為自己入主中央來撈取政治資本，這是唯一重慶和全國不一樣的地方。

這裡它有幾個薄熙來自己的個人的條件：第一他是太子黨。重慶的打黑他也知道，就是中共搞運動，它都要有一個出師有名，沒有出師有名的也要編出一個名來。所以在重慶的打黑當中，就用了唱紅這件事情。而唱紅相對來說，就是指的是歌頌第一代跟著毛澤東打江山的那些人的紅，來證明他所做的這件事情在政治上是正確的，是繼承了中共革命的這個傳統。而相比較而言，團派就比較難用唱紅，就是把中共第一代打江山的這個資本用作自己的政治資本，太子黨是比較容易做這件事情的。

第二個條件是在同時代的人當中，在政治鬥爭當中他不處在最有利的地位。相比較而言，薄熙來在政治鬥爭當中，他所處的地位就比不上他同時代的李克強和習近平。當然李克強和習近平比他年齡稍微要小一點，但是基本上屬於同一個時代的。這兩個人已經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了，而他還僅僅只是政治局委員，在這種情況下他有必要來進行政治冒險，來製造重大的轟動事件，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聲望。如果說他已經在政治局常委的兩個人中間之一了，那麼他就沒有必要來進行這樣的政治冒險。

再一個個人條件就是他必須要有個人的政治野心，那麼在這點上可以看出來，薄熙來的政治野心至少在表面上表現得要比其他同時代的一些人要強得多，要大得多。另外就是習慣於使用政治手腕，這個薄熙來本人是具備條件的。當年江澤民到大連去視察的時候，他在大連安排在江澤民車隊經過的路上豎起江澤民的像，這是在中共文革結束以後個人崇拜第一起政治事件，也就說明薄熙來這個人是習慣於玩政治手腕的。

他的大環境是除了具備個人條件和個人的需要之外，他還有一個大的環境，兩個大環境。我認為，第一是中共的意識形態和黨文化，在中共的政治生活當中仍然是屬於政治正確的。有人說中共變了，在重慶的唱紅就是中共沒有變的一個最好的實例。

今年1月份，薄熙來到合川去調研，要求在全市學校挂劉文學的照片，講劉文學的故事，讓兒童學習劉文學的精神。劉文學是什麼人？是中共豎的典型當中即使在表面上看也是最荒唐的典型之一了。他有幾個特徵，他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在大躍進的時候餓死人，餓得沒有辦法了出去偷兩個辣椒，就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結果還死了兩個人，死了一個老地主，死了一個劉文學。這個我們還只是講表面上被中共公布的故事，還不一定就是真正發生的。據說真正發生的故事是劉文學自己也是出去偷辣椒的，結果發現老地主偷的辣椒比他多，所以他生氣了，和他打起來了，最後被掐死的。當然我認為可能性最大的，還根本就是發現了劉文學是死的，然後就把村子的老地主抓起來，屈打成招，然後咬定他殺死了劉文學。說不定是另外一個貧下中農去偷了辣椒，然後把劉文學給殺了的，這也可能的。

第二是所謂集體財產，就是小到只要是集體財產，兩個辣椒都比人的生命重要，到今天還在鼓吹這種事情。難道它真的是在鼓吹要保護集體財產嗎？今天在中國，包括在重慶，有多少村民為了保護集體所有的土地去冒死抗爭，去拒絕被拆遷，去要回集體的土地，這不是要比劉文學保護兩個辣椒要英勇得多嗎？為什麼沒有人去支持、鼓勵和讚揚他們的行為呢？顯然從表面上看是保護集體財產，事實上仍然是去鼓吹一種沒有任何意義的，消耗生命的一種方式，只是為了一個政治正確。

第三點就是這個案子裡面，他唯一能拿出來的是階級鬥爭，就是鬥地主這一點。而地主階級被鎮壓恰恰是中共奪取政權以後，對人類犯下的最嚴重罪行之一。除了對人的生命的不尊重，殺死了幾百萬地主以外，它對中國社會結構的破壞，導致了中國今天廣大農村基本的社會結構已經不存在了，這種後果怎麼說都不過分，因為它實際上摧毀的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村基本的社會結構，這是第一個大環境。

在重慶打黑必須具備的大環境就是中共的意識形態，這才能夠使薄熙來的唱紅有了理論基礎，要在其他的國家這種唱紅，除了被人當瘋子以外，不可能有第二種結果。

第二個大環境，就是官場的全面黑社會化和腐敗。在中國當今可以說是無官不貪，這個實際上是江澤民時代就開始了的治國方針，就是放手腐敗和有選擇的反腐敗，用有選擇的反腐敗的方式來控制官僚階層。所以導致了絕大部分的反腐敗和打黑都是政治鬥爭的結果，同時也導致了任何一個人如果想用反腐敗來為自己豎碑立傳，來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話，那麼他不管在重慶，還是在上海，還是在北京，還是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它都有足夠的彈藥，讓它來做這件事情。就是因為它可以在任何城市、任何地點都找到大批的腐敗，和大批為腐敗做保護傘的官僚階層，這就是重慶打黑的另外一個大環境基礎。

就在重慶針對所謂司法腐敗的打黑期間，有兩名北京的律師李春富和張凱到重慶去，就法輪功學員江錫清在勞教所被毆打致死這個案子，去會見他們的當事人。期間被重慶江津公安毆打，這是一起非常重大的執法機關違法案件，而且就發生在針對司法腐敗的打黑期間。這個案件不僅沒有得到處理，案件的嫌犯還越來越囂張。也就充分說明瞭重慶的打黑，它沒有也不可能觸及到黑的根本，也不可能觸及到全國官場黑社會的根本，甚至連皮毛都觸及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