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中既能建立卓著功勛，又能創立不朽學術者，並不多見，王守仁就是這樣一位體現儒家最高政治境界即「內聖外王」的文武全才。作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將其稱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偉人，並不為過。
王守仁（1472—1529），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幼名雲，五歲更名守仁。曾因在貴州龍岡山陽明洞悟道講學而名聞天下，世稱陽明先生。他出身書香世家，28歲中進士後，擔任刑部、兵部主事。明武宗時，宦官劉瑾一度專權亂政，王守仁挺身疏救被捕的20餘位言官，惹怒劉瑾，被廷杖後貶為貴州龍場驛丞。劉瑾被誅後，王守仁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先後擔任廬陵知縣、南京刑部主事、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書等職，封新建伯。宦海沉浮和生活磨煉對他感悟人生、認識社會和創建併發展自己的學術思想具有重要影響。
王守仁生活在朱元璋建明後一個半世紀左右的社會，歷經憲宗、孝宗、武宗和世宗四帝。在這一時期，明代政治與社會在守成中綱紀廢弛，政治腐敗，人心渙散，亂象環生。明武宗正德時期更是各類矛盾的多發期，民眾的武裝反抗和王室的叛亂此起彼伏。正德十四年（1519），在南昌的寧王朱宸濠反叛，試圖取代武宗。對宸濠的不軌之心，王守仁早有察覺，並做好了應對準備。當其舉兵叛亂時，王守仁迅速出兵，消滅了宸濠的有生力量，並生擒宸濠，很快平定了亂局。嘉靖六年（1527）廣西思田土司叛亂，王守仁臨危受命，前去平定。在瞭解亂因後，未用一卒一兵，便招撫了反叛者。次年，又平定了八寨和斷籐峽土著居民的叛亂。在明代多事之秋，王守仁以其卓越的才能為明朝的政治穩定作出了重大貢獻。《明史·王守仁傳》對其作出高度褒揚而又中肯的評價：「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
當然，治國、平天下不能全賴武力。作為一位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知識份子，王守仁更加關注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穩定和政治清明的問題。在他看來，政治的清明主要取決於大小官吏能否忠於國家和勤政守職，故極力倡導「人皆可以為堯舜」。他認為：「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王陽明全集》卷1《傳習錄上》，下同此書者只標卷數）在窮盡天理的同時，不斷提高自己為政處世的能力，是王守仁追求的最高目標，並通過自己的言行向世人傳遞這一理念。這是王守仁不同於其他思想家的關鍵所在。他認為，思想意識和道德規範在統治秩序中具有特殊作用，明確指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並宣稱：「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業。」（卷4《與楊仕德薛尚謙》）他吸收各家學術之精華，創建出一套知行合一的「心學」體系，以期解決朱熹理學與現實相脫離的弊端，將儒家所倡導的封建倫理道德真正落到實處，使人人能夠成為「良善之人」。
王守仁的心學亦稱為良知之學，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心即理，或心外無理。朱熹以理為本，認為「天理」是一種在人心之外存在的客觀原理，並以理的普遍性來規定人的個體性，其實踐的結果是天理與人心的分離，即被天理主宰下的人的自主性的喪失。王守仁為瞭解決這一矛盾，提出了以心為本的主張。他所說的「心」不是指生理上的血肉之物，而是指主體的個體意識，即「心」既是人的身體主宰，又是天地萬物的主宰，「理」不是外在的東西，而源於人的本心。他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卷2《答顧東橋書》）並鮮明地提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卷1《傳習錄上》）心與理的統一是王守仁心學思想所具有的鮮明的思維路徑。
第二，知行合一。針對前人知先行後、知輕行重的觀點，王守仁從心與理的統一出發，將知與行統一起來。他把知和行看成是一個不能分離的整體，是動態的轉化過程。他明確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卷1《傳習錄上》）這樣，人的道德必須表現為行為，即道德認識與道德踐履必須統一。他認為周代之後，「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卷8《書林司訓卷》）他對這種虛偽欺詐深惡痛絕，故全力倡導知行合一，他反對空論，提倡躬行；反對邪說，提倡正心；反對私慾，提倡良知。
第三，致良知。在親身感受統治階級內部爾虞我詐、黨同伐異的同時，王守仁深切認識到用傳統倫理約束人心的重要性。他認為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都是與生俱來的。不論聖人、庶民，還是強盜，人人都有良知。在他看來，良知就是天理。他說：「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卷3《傳習錄下》）他認為致良知的關鍵在於掃除私慾，一個人窮理、知天的過程，就是致良知的過程:「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卷1《傳習錄上》)致良知是王守仁知行合一學說的進一步深化，是其心學思想的高度概括。
16世紀的中國仍然是封閉的小農社會，面對各類錯綜複雜的矛盾，王守仁試圖從道德精神層面化解危機。儘管這種思想不可能真正解決各類社會問題，但因其學說簡便易行，突出個體道德的自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否定用外在的天理來管束人心，故能被大眾所接受，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影響，對程朱理學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後世的人們從不同時代出發，對其思想進行各自的解讀，並不斷從中吸收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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