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紀云：我所瞭解的趙紫陽 （圖）

 

田紀雲到醫院探望趙紫陽

趙紫陽同志已於2005年1月17日與世長辭了。現在許多年輕人不知道趙紫陽其人，更不瞭解其事。我們這些與紫陽同志一起共過事的人有責任告訴他們趙紫陽同志其人其事。趙紫陽同志是一位老革命，老共產黨人。他在1980年9月10日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被正式任命為國務院總理，成為繼周恩來、華國鋒之後的共和國第三任總理。在198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黨的總書記。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特別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殺的歷史事實。

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趙紫陽

1975 年9月中旬，正當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緊鑼密鼓、精心策劃篡黨奪權的時候，國務院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當時，我在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任財政局副局長（我1961年就任貴州省財政廳副廳長，1965年調中共西南局工作，文革中調到四川省革委會財政局任副局長），省委決定我作為四川省代表團的成員參加會議（團長是當時的省委副書記王黎之）。

這次會議於9月15日在山西昔陽縣開幕，10月19日在北京閉幕。會議開始，由華國鋒宣布大會開幕，陳永貴致開幕詞。陳永貴在致辭中說："大寨的根本經驗就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干社會主義"，"以大批促大干"，或曰："一批二斗三大干"。接著，第二次復出的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到會講話。他在講話中針鋒相對地說：要學習大寨的艱苦奮鬥的精神，就必須結束無政府主義狀態，要以毛主席的三項指示（學習理論、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綱，進行全面整頓。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地方整頓又有好多方面，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文藝等都要整頓，通過整頓把經濟搞上去。對那些搞打砸搶的分子，要嚴肅處理，不聽招呼的要調離，還不聽再調動，一年調他三百六十次。他還講了要全面宣傳學習毛澤東思想，反對對毛澤東思想進行割裂、庸俗化等問題。鄧小平的講話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會場內不時響起熱烈掌聲。

江青也出席了會議，在鄧小平講話時，她搖頭晃腦，神氣十足，不時插話，都被鄧小平一一駁回。江青對經濟問題可以說一竅不通，但卻不懂裝懂，亂開黃腔，參加會議的人對她的插話，無不暗暗發笑。會上，江青還大談她一手扶持的天津小靳莊如何人人學寫詩、人人能唱樣板戲呀，說這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號召各地學習小靳莊的經驗,等等。她還在接見大寨大隊幹部和召集新聞宣傳單位負責人開會時，就評《水滸》問題發表兩次長篇講話。她要求在大會上播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話稿。華國鋒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斥責江青的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並明確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就在全國學大寨會議的前夕，鄧小平親自點名調當時在廣東工作的趙紫陽到四川主政，任省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也是成都軍區第一政委。聽說，在全國學大寨會議之前，即1975年初鄧小平曾到他的家鄉四川考察工作，看到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窮得叮噹響，廣大農民飯不飽肚、衣不遮體的慘景，他心寒了。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四川改變面貌。他思來想去，找誰去四川主政呢？最後他選中了精明強幹的趙紫陽。趙紫陽是一位在革命戰火中成長起來的年輕領導人。他二十歲就在抗日根據地擔任縣委書記，二十一歲擔任地委書記。全國解放後，長期擔任省委書記，是當時中國政壇上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之一，他長期主管農村工作，是一位名符其實的農村工作專家。這位在全國久負盛名的趙紫陽，在大寨會議結束後，在北京民族飯店的一個會議室接見了四川代表團的部分代表，我也參加了接見。當時，趙還年輕，五十六歲，看上去很精神。在四川代表團負責人向大家介紹了中央決定要趙到四川工作後，請趙紫陽講話。趙從衣兜裡掏出了一個小本，首先講了鄧小平找他談話的情況，接著講了他對治理四川的一些想法，在談到四川在農村工作上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時（大概有人已向他作了介紹），他只講了一句話：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經過調查研究，是可以解決的，不要長期爭論不休，久拖不決。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趙紫陽，並且給我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

趙紫陽入川主政

四川在"文革"中是個重災區。真是"天下未亂蜀先亂"，而且亂得既深且廣。十年大動亂的破壞，長期"左"傾錯誤的影響，使四川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素有"天府之國"美稱的巴蜀大地，廣大人民飽受飢餓之苦。1976年全省糧食總產量為５０８億斤；全省糧食平均畝產３２５斤；農民人均收入５３.６元，比全國農民人均收入低９.８元；農民人均口糧３６９斤，比全國人均口糧低４０斤。"文革"後期，四川一些地方的農村，誰給一個姑娘幾十元錢或一、二百斤糧食，她就嫁給誰。農業如此，工業也是千瘡百孔。1976年全省3000多個縣以上工業企業，不僅沒有給國家上繳分文，反倒虧損近１億元。這樣的工農業生產，不可能為國家財政提供多少收入，靠中央補貼過日子。大亂中的四川人民渴望大治。

趙紫陽進川後，首先面對的是長期"左"傾路線和"文革"所造成的殘局，政治上一片混亂，內戰不止，幹部隊伍陣線不清，人妖顛倒，經濟上瀕於崩潰，人民生活極度困難。趙背後由於有鐵腕人物鄧小平支持，進川後立即精心部署，大刀闊斧地收拾混亂不堪的局面。他根據鄧小平要進行整頓、把經濟搞上去的指示，在全省發動了批判資產階級派性的運動，對那些造反派頭頭，大部分調離機關，下放基層，有刑事犯罪行為的，都依法予以處理。與此同時，他經常輕車簡從，深入基層，走鄉串戶，調查研究，尋求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的謀略。當時，我是四川省革委會財政局主事的副局長，經常參加趙紫陽主持的各種會議。從多次接觸中，我對趙有這樣的印象：有水平，有能力，有幹勁，對各種複雜的問題，他能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一語道破；他作風樸實，平易近人，能與各級幹部、群眾平等地討論問題；他思想活躍，不僵化，不固執，從善如流；他決定問題乾脆利落，從不拖泥帶水；他定的問題執行中出了毛病，從不責怪下級，勇於承擔責任。當時許多負責幹部私下議論，鄧小平有眼力，把趙紫陽派來四川，巴山蜀水大有希望。但遺憾的是好景不長，1975年11月，毛澤東聽信"四人幫"的誣告，動搖了對鄧小平的信任。隨後，又在全國掀起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6年在北京發生了悼念周恩來的"四·五"運動之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更是達到了高潮。鄧小平再次被打倒，趙紫陽也成了"四人幫"打擊的目標。

1976年2月14日，在"四人幫"召開的各省市負責人打招呼會議上，王洪文、張春橋、江青都點名批評趙紫陽大搞復辟倒退，反攻倒算，整造反派，並追查趙紫陽與鄧小平的關係。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我被視為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的忠實執行者，趙紫陽的得力干將，因此成為財政局造反派第一號打倒對象。"打倒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的急先鋒、黑干將田紀雲"的大標語，貼滿機關院內，在大街上亦多處可見。幾個造反派頭頭整天與我糾纏，要我交代這，說明那。他們積極策劃召開機關批判大會，批判我的修正主義。當時，我在財政局領導中算得上是少壯派，真正幹事的，在群眾中人緣也滿不錯，加之我認定"四人幫"倒行逆施，日子長不了，因此我對那幾個造反派頭頭的攻擊陷害，無所畏懼，從未作過檢討，他們積極策劃的批判我的大會遲遲未能召開。

歷史對熱衷於搞陰謀的人是無情的。1976年10月，正當"四人幫"加緊串聯的時候，從北京傳來了"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

不言而喻，"四人幫"的垮臺，就意味著鄧小平的東山再起，也意味著趙紫陽的新生。對於"四人幫"垮臺的前前後後，鄧小平復出的情況，歷史的記載夠多了，我不打算去記述這方面的情況，我想簡述一下趙紫陽在四川的政績。

一、率先振興農業

"四人幫"垮臺後，趙紫陽精神大振，工作幹勁十足。他除了領導批判"四人幫"的政治鬥爭、整頓幹部隊伍之外，全神貫注地投入恢復經濟，發展工農業生產。對四川在農業上長期爭論不休的一些問題，例如要不要搞泡冬田，要不要搞雙季稻，水利建設是以機電提灌為主，還是以修中小型水庫為主的問題，等等，他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很快得出了結論。他認為強迫農民一年種兩季水稻再加上一季小麥或油菜的辦法不合算。他根據四川春季多雨低溫的氣候特點和群眾的反映，認為在四川除少數地區外，不宜推廣雙季稻。他說，種雙季稻加上種小麥，雖然一年兩季變三季，但畝產低，尤其是晚稲，四川霜凍來得早，大多數年份絕收或大幅減產，因此提出"主攻中稲"的方針，一季中稲穩產高產，可拿到800至1000斤，加上一季小麥五、六百斤，每畝拿一千幾百斤是可靠的。這就是當時趙紫陽總結的"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的說法，即種三季不如種兩季收益高，且成本低。他深入南充等地調查，針對四川伏旱嚴重的情況，提出這些地區可以及時改種紅苕等耐旱作物，同樣可以得到好收成。他把這些概括為"水路不通走旱路"。這就推翻了過去四川有的省委負責人把推不推廣雙季稻視為兩條路線問題的觀點。關於水利建設，他根據四川山多丘陵多的特點和國家財力的狀況，提出大中小結合，以中小為主的方針。同時在農村放寬政策，提倡發展多種經營，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休養生息。他的這些主張，得到省委的廣泛贊同，廣大幹部和農民的積極支持和擁護。1977年與1976年相比，全省糧食總產量增長10%，僅稻穀就增產１２０億斤；平均每個社員的口糧增加了６６斤、現金分配增加了9.6元，是近十年未曾有過的新記錄。1978年下半年，四川省委又進一步放寬農村政策，將農民的自留地擴大到總耕地面積的15%左右，並支持農民採取包干到組的形式經營土地，後來發展到包產到戶。接著，在家庭聯產承包推廣以後，又在廣漢向陽公社進行了全國首先撤人民公社改建鄉政府的試點，為全國範圍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吹響了進軍號，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這樣，四川與安徽遙相呼應，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後來在全國傳為佳話的"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即由此而起。

二、探索進行國企改革之路

與此同時，在工業方面他最早帶頭探索擴大企業自主權，調動企業積極性的路子。工業企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放權讓利，使企業真正成為主體。長期實行的計畫經濟體制，將工業企業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業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決定選擇六個不同類型企業，進行擴大自主權的試點。1979年1月，省委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在總結初步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擴大企業自主權急需落實的１４項政策和措施，並選擇１００個單位作為第一批試點。

當時，我作為四川省財政局局長、黨組書記，非常讚賞並積極支持趙的改革思路，對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以及需要財政上解決的問題，總是千方百計給予支持。根據省委的指示，先後出臺了促進經濟發展的一些措施，如對新的社隊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三年內免征所得稅，對集體手工業增長的所得額減半徵稅，對代用品烤酒適當降低稅率，對一些政策性虧損的產品如小生鐵實行定額補貼，"五小工業"實行利潤分成；小水電以電養電等。同時在省委確定的廣漢、新都、邛崍三縣的農村綜合經濟體制改革試點中，進行了縣級財政包干試點。這些在當時看來"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對於四川工業生產和商業流通服務的恢復和發展起了積極促進作用。

四川試點企業效果十分顯著，據84戶試點工業企業統計，總產值、實現利潤、上繳利潤增長幅度分別高於全省平均增長幅度3.01%、6.89%、4.81%。商業系統試點企業商品銷售額、利潤總額、上繳利潤分別高於全省平均增長幅度6.39%、6.69%、4.71%。做到了國家多得、企業多留，國家所得大於企業所留。

四川省１００個擴大自主權試點企業生產上升、利潤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傳遍全國，傳到北京。1979年7月，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康世恩在成都主持召開了帶現場會議性質的全國工業工作會議，推廣四川省企業擴權的經驗。康世恩在會上指出："擴大企業自主權，這是一個大政策，勢在必行，這樣做，解決了目前許多企業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盈利虧損一個樣的問題。"會上，除主管工業的省委書記杜星垣作了報告外，我在會上作了發言，介紹財政如何支持工業生產和改革的做法。我說："實踐證明，開闢財源、增加收入，單純依靠行政手段開大會、發號召、下指標，是不行的；僅僅停留在穿針引線、掛鉤搭橋，幫助企業解決產供銷中的具體問題，作用也很有限。...必須遵循經濟規律，從政策上合理調整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在保證國家多得的前提下適當擴大企業財權，才能充分調動企業的積極性，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並在此基礎上增加財源，增加財政收入。某些政策措施，就短期來看，或者就局部來說，是減少收入的因素，但從較長時期來看，就全局來說，卻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和財源的增加，最終體現為財政收入的增長。同樣，在調整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時，從表面看是從國家財政收入中讓出一塊給了企業，但由於調動了企業增產增收的積極性，促進了社會財富和國民收入的增長，‘水漲船高'，不僅可以補償讓出的一塊，而且可以在原有基礎上增加國家財政積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退一步，正是為了進兩步。"我強調："逐步調整國家、企業、職工之間的分配關係，打破‘統收統支'的局面，恢復社會主義企業作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應有權益，這個方向是不可動搖的。"（見"論開源"一文，原載1980年《經濟研究》第7期）這期間，我在全國性刊物和《四川日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國企改革，闡述財政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趙紫陽在四川省委擴大會議上總結國企改革試點經驗時說："四川在經濟體制改革上，不論是工業、農業還是商業，經過一年多的摸索，已經邁出了比較大的一步，當然還是初步的。經濟開始搞活了，可以看出一些明顯的效果。情況是好的。但在企業擴大自主權、實行市場調節以後，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他指出，這些問題大體上有兩個方面，一是已經進行的初步改革，同尚未改革的整個經濟體制、現行規章制度的矛盾，也就是通過改革解放出來的生產力，同現在的生產關係中某些方面的矛盾，同上層建築中某些環節的矛盾。二是企業擴大自主權、經濟搞活以後，也會出現一些不正當的作法，搞歪門邪道。比如投機倒把，牟取暴利，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弄虛作假，挖國家牆腳，以鄰為壑等等。他強調，要使改革健康發展，必須加強調查研究和具體指導，解決新的矛盾和問題。

趙紫陽清醒的認識到，國企改革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他說："四川的初步改革，就廣度來說，是全國最大的，經濟改革牽一髮動全身，帶來很多連鎖反應，如果把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解決好，就能為將來大改大革摸索經驗，作好準備，打下一個較好的基礎。在改革的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有堅定性、堅韌性，要鍥而不舍，抓住不放，長期搞下去，但步驟上要穩。"（引文原載1980年4月21日《人民日報》）

四川面貌的迅速變化，引起了懷有深厚故鄉情的鄧小平的注意。1978年2 月，鄧小平再次到四川視察，對四川工作評價很高，說趙紫陽在粉碎"四人幫"後不到兩年就改變了四川的面貌。在人民群眾中普遍流傳著"要吃糧找紫陽，紫陽來了喜洋洋"的佳話。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還說，中國農村改革，有兩個省帶頭，一個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鄉，那時候是紫陽同志主持；一個是安徽省，那時候是萬里同志主持。群眾說："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鄧小平對趙紫陽在四川主政時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

趙紫陽主政國務院

1980年初，趙紫陽調中央工作。2月23日至29日，在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4月1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任命他為國務院副總理；9月10日，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決定他為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成為繼周恩來、華國鋒之後的第三任總理。

起初鄧小平讓趙紫陽當總理，趙並不情願。因為他知道在一個十多億人口的國家當總理真可謂難矣。特別是在那時的中國，一個經濟落後、文化素質又不高的國家，一個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國家，要當好總理則更為不易。1980年初，當中央決定調他到北京工作時，他曾到鄧小平門上再三陳詞，請求不要讓他來北京，理由是他長期在地方工作，沒有在中央工作的經驗。鄧小平勉勵他說："在位謀行，擔子壓上了，在實踐中鍛練，會把工作搞好的"。又說他自己做大官（指中央秘書長）的時候才２０多歲，知識也不多，不也幹得挺好嘛，關鍵在善於學習。趙紫陽再不好推辭了，只好走馬上任。這一段話是在1983年6月我被任命為副總理以後，向趙紫陽請教時，趙告訴我的。

趙紫陽不辱使命，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

以改革總攬全局

趙紫陽主政國務院時，正是中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後，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極度困難的時期。趙紫陽面臨的任務繁重艱鉅，他需要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中國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為中國人民開闢光明的未來。他在日理萬機、處理大量日常工作的同時，始終抓住改革這個牛鼻子，以改革促發展，以改革求穩定。農村改革的全面深化，經濟特區的建設，沿海地區的開放，整個經濟體制，包括計畫、財政稅收、商品流通、對外貿易、糧油購銷、勞動工資制度和物價體系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啟動等等，都是在黨中央和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領導和支持下，由他精心策劃、穩步推行並取得巨大成就的。

就全國而言，1979年至1983年，改革的重點在農村，同時在部分國有企業進行放權讓利、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以及"利改稅"的試點，以調動企業增產增收的積極性。到了 1984年，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全面推開，農業生產連年五穀豐登，人民衣食溫飽已基本解決，企業擴權試點也取得了可喜成績，全面進行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條件基本成熟。

1984年9月9日，趙紫陽致信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同志，提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重大問題的意見，主要內容為：第一，計畫體制問題。各項改革都牽涉到計畫體制，這是經濟體制的核心。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畫的商品經濟。計畫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畫服務。第二，價格改革問題。價格是最重要的經濟調節手段，現在價格體系極不合理。我們調整價格，主要是由於商品比價不合理，是結構性的調整物價，而不是通貨貶值。調整價格體系，涉及改革價格管理體制的問題。理順經濟的主要標誌是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價格改革難度最大，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第三，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問題。計畫體制的改革，價值規律的運用，都要求國家的經濟職能產生相應的變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內容應是政企分開。各級政府主管經濟的部門，都要逐步簡政放權，逐步減少對企業正常經濟活動的干預，學會運用經濟手段來進行宏觀控制。九月十日，鄧小平同志對這一文件批示："我贊成。"9月13日，陳雲覆信趙紫陽指出：這三個問題，都是當前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重要問題，也是對這幾年城市經濟改革經驗的總結，他表示完全同意。關於計畫體制，合乎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關於價格改革，現在確實是有利時機，應當穩步進行。關於政企分開，這樣做很必要。

10 月4日，根據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國務院批轉國家計委《關於改進計畫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併發出通知。通知指出：為了適應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需要，我國現行計畫體制必須進行改革。要根據"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開搞活"的精神，適當縮小指令性計畫的範圍，擴大指導性計畫和市場調節的範圍。對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活動，實行指令性計畫；對大量的一般經濟活動，實行指導性計畫；對飲食業、服務業和小商品生產等方面，實行市場調節。《暫行規定》就計畫體制改革，包括的生產計畫、固定資產投資計畫、利用外資外匯計畫、物資分配計畫、商業外貿計畫、勞動工資計畫、文教衛生計畫、國民經濟的平衡等 12個方面做出了規定。

1984年10月20日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了趙紫陽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是增強企業活力；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畫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槓桿的作用；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確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進一步擴大對外的和國內的經濟技術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幹部的宏大隊伍；加強黨的領導，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決定》認為：改革計畫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畫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率，靈活經營，靈敏地適應複雜多變的社會需要，而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畫所不能做到的。

在同時召開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重要講話。他高度評價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他說：前天中央委員會通過這個決定的時候，我講了幾句話，我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我是這麼個評價。鄧小平還說：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清楚了。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鄧小平指出：最重要的是第九條，概括地說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八個字。鄧小平還說：我們要向世界說明，我們現在制定的這些方針、政策、戰略，誰也改變不了。我們現行政策的連續性是可靠的。

在中共中央做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國務院成立了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由我分管，我的工作重點也轉向了推進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

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根據趙紫陽的建議，1985年4月，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可以制定暫行的規定或者條例的決定。

對於如何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趙紫陽多次強調，要"堅定不移，慎重初戰，務求必勝"的行動方針（見1985年3月國務院向六屆全國人大三大會議的報告）。鄧小平也不止一次地說過："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我們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見1985年3月，鄧小平會見日本自由民主黨副總裁二階堂進時的談話）。

在中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真可謂"難於上青天"。建國後幾十年長期實行的是計畫經濟體制，已滲透到各個方面，比如經濟形式的單一全民所有制，國家對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對生產資料的統購統配，對財政收支的統收統支，對工業消費品的統購包銷，對外貿易的統－經營、統負盈虧，對勞動工資制度以及對物價管理的高度集中，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等等。這種經濟管理體制實行了幾十年，人們已習以為常，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誰要改變它，就是離經叛道，搞修正主義。在這種情況下，要進行改革，向商品經濟以至市場經濟過渡，不僅要觸動舊體制，改變各方面的利益關係，而且必須打破傳統的思想觀念，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但八十年代，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堅強領導和巧妙運籌下，衝破重重阻力和難關，取得了輝煌成就，為九十年代及以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趙紫陽的主持下，八十年代，在計畫體制上縮小指令性計畫、增加指導性計畫的同時，先後推出並實施了以下改革措施：１、改革稅收制度，即對國有企業實行"利改稅"，取消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辦法，稅後利潤歸企業，探索國有企業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立商品生產者發展的路子；２、改革與完善財政體制，實行中央與地方分稅制，改變由中央"統收統支"、高度集中的體制，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３、改革農產品購銷制度，取消實行多年的主要農產品由國家統購統銷的制度，縮小工農產品剪刀差，增加農民收入，調動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４、改革蔬菜購銷體制，取消由國家統購包銷的制度，把蔬菜經營推向市場；５、改革供銷合作社體制，變官辦為民辦；６、改革流通體制，變國家獨家經營為多種經濟形式、多種流通渠道、多種經營方式、少環節、符合商品流向、有利商品經濟發展的流通網路；７、改革外貿體制，實行外貿企業"自負盈虧，放開經營，工貿結合，推行代理制"，打破長期實行的由國家統負盈虧、大鍋飯的外貿經營體制；８、改革工資制度，實行以職務工資為主的結構工資制，打破平均主義；９、改革勞動制度，實行勞動合同制、雙向選擇和建立社會保險制度，打破長期實行的一次分配定終身的勞動制度；１０、改革物價管理體制，逐步慎重地放開物價，使之適應發展商品經濟的需要。

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由我根據趙紫陽的大思路，組織有關部門制定方案後，首先提請趙紫陽主持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研究論證，如認為可行，即提請胡耀邦主持的書記處或政治局審議通過，然後再提請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並作出決定頒發文件予以實施。有些重大改革措施，如糧食購銷體制改革、勞動工資制度改革、物價改革等，在財經領導小組研究後，趙紫陽還要帶上我和有關人員分別向鄧、陳匯報，徵得他們的同意。有的則在書記處或政治局研究後由代他們參加會議的秘書向他們匯報，然後把他們的意見反饋給中辦。

回顧八十年代經濟體制改革，總體上進展是順利的，成功的，基本實現了預期目標。但在決策上存在兩大失誤：一是1986年把正在進行並取得明顯成效的國有企業"利改稅"重新拉回到企業承包的軌道，使國企改革走了一段彎路。二是1988價格改革"闖關"，導致搶購風波，經濟工作被迫轉入治理整頓，不僅為一些反對改革的人攻擊趙紫陽提供了口實，也是導致 1989年學潮的原因之一。當然，價格體系的改革也向前推進了一大步。1988年與1984年相比，國家定價的商品由67.5%下降為24.0%，國家指導價由14.4%上升為24.0%，市場調節價由18.1%上升為57.0%，為向市場經濟過渡創造了條件。

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粉碎"四人幫"之後，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他痛定思痛，深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8月31日政治局通過了這個講話。這個講話系統地分析了我們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現狀，指出了現行體制的弊端，提出了改革的目標和方針，被稱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件。鄧小平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又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在實際上沒有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３３３頁）。他尖銳的抨擊了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挂帥、拍板"（《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３２９頁）。這時的鄧小平確已看到了高度集權、個人獨裁的弊端，是下決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

1986 年6月10日，我陪同趙紫陽向鄧小平匯報經濟情況時，鄧小平再次強調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又說："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我把鄧的談話整理成文，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此後，鄧小平又在多個場合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並要趙紫陽先找一些人進行準備。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央書記處9、10、11月曾多次開會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9月2日、9月4日中央書記處連續召開會議，專門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趙紫陽去青島出差未參加）。在9月2日的會議上我發表了以下意見：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涉及領域比較廣泛的問題，現在各方面議論很多，當然大部分意見是善意的，但也不排除有人從不同的立場出發，企圖影響我們的改革方向，但作為書記處必須冷靜對待，不可操之過急。我認為當前一下子要全面展開是比較困難的，可以先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１、黨政職責嚴格劃分，２、政企分開，３、權力下放，４、精簡合併政府機構。胡啟立說："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發展生產力，調動企業的積極性，而不是設計一個什麼模式，美國的、蘇聯的或者其他什麼的。"在四日的會議上議論了參加政改小組的成員，最後，胡耀邦說：我們現在的政治體制既存在高度集中，又存在高度分散。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他提出兩條建議，一是中央國家機關科以上幹部認真學習鄧小平同志1980年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二是同意成立一個班子，請紫陽同志挂帥，啟立、紀雲、兆國同志參加，喬石同志是否參加，再考慮一下。10月6日中央書記處又召開會議，除了研究十三大報告、精神文明建設、經濟工作外，又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進行了研究。在這次會議上正式明確由趙紫陽牽頭成立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小組成員為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胡啟立、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田紀雲、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薄一波、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務副委員長彭沖等四人。根據趙紫陽的提議，決定研討小組下設辦公室。胡耀邦說，政治體制改革小組成員是在小平同志那裡定的。

根據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系列指示，趙紫陽在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狠抓經濟建設的同時，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傾注了大量心血。趙紫陽多次邀集一些有關同志研究政改如何起步的問題，並於1986年11月7日召開了第一次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會議，這次會議主要議論了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１、近期改革目標如何提法，僅講"制度化"含意不清楚，沒有前提；２、黨政分開還是黨政分工？怎樣提更確切，黨如何實現領導；３、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包括黨政職責如何劃分，權力下放，精簡機構，幹部管理，人事制度等；４、民主法制建設問題。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發表了以下講話（大意）：１、對我國原來的政治體制的利弊要作全面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要簡單化，一概否定。他說：不能說我國的政治制度只適用於戰爭年代，不適用於和平環境，只適用於抓階級鬥爭，不適用於和平建設，因為事實上這種制度在解放後巳經運行了三十多年，雖然弊端很多，嚴重影響著社會進步，但它畢竟已存在了幾十年，如果根本不適用，它就完全成了人為的東西。現在我們搞改革，深感阻力很大，改起來不那麼容易，這也從反面說明現在的制度還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２、對我國現行政治體制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還有一個好處，即存長去短，保留長處，克服短處，名符其實的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他說，我們原來政治制度的好處，一是人民意志比較統一，宏觀決策快，二是分配比較平均，就業面廣。缺點是黨政不分，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嚴重，不利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不利於調動人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３、改革的近期目標是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理順各種社會組織的關係，重點要解決好黨與政府、人大、政協之間的關係，防止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或一個人手裡。要研究最後達到什麼目標，在我國不可能搞三權鼎立的制度，黨政分開，只能通過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去實現。當然，一元化領導不能層層邏輯到基層，支部書記也是一元化領導。要研究過渡的辦法，沒有過渡辦法，目標也難達到。趙紫陽的講話，可以說是他當時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在11月6日召開的書記處會議上趙紫陽向書記處匯報了政改研討小組會議的情況，得到書記處的認同。此後，在趙紫陽的主持下，政治體制研討小組及其辦公室進行了大量工作，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遠期設想和近期目標。近期目標和措施大部分被吸納到趙紫陽在1987年召開黨的十三大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從而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奠定了基礎。現在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報告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具開拓精神和民主政治色彩的一份政治改革宣言，報告中提出的政改方案至今仍然是正確的，也是符合鄧小平理論的。

組織實施沿海發展戰略

早在1979年7月，中央就確定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試辦出口特區。 1980年8月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這些決策的目的是充分發揮僑鄉和沿海優勢，引進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經，人才和資金，發展對外貿易，把經濟盡快搞上去。我國的經濟建設要從東到西、從沿海到內地逐步推進和發展。1984年和1985年，在開放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和開闢四個沿海經濟開放區的過程中，黨中央、國務院強調，沿海開放地帶應當面向世界，開拓國際市場，擴大我國的出口，把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經營管理方法引進來，加以消化、吸收、創新，向內地轉移，成為對外輻射和對內輻射的兩個扇面的樞紐。1988年4月，七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決議，批准海南島為海南特區。實行比其他經濟特區更加開放、更加靈活的體制和政策，授權海南省更大的自主權。此後又明確提出，沿海開放地帶特別是沿海各大開放城市，應當著重發展外向型經濟，並逐步轉到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軌道上來。

趙紫陽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和經濟家,他的思想如流水一般,不停地流動，不停地運轉。他對於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事業無限熱心，無限忠誠。他朝思暮想的是如何使中華民族盡快富裕起來，強大起來。他工作深入，作風紮實，一直保持著戰爭年代養成的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作風。1987年他走遍沿海各地，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沿海經濟發展的新思路。他的主導思想是，沿海地區具有天時地利的優勢，加上內地資源的支持，完全可以發展外向型經濟，走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依靠發展對外經濟貿易發展經濟，這樣既可以促進沿海地區的發展，又有利於讓出國內市場給內地，帶動內陸地區的加快發展。他對沿海發展戰略的基本內涵、依據和方針政策措施作了詳細論證。趙紫陽認為，目前的國際經濟形勢，為我國、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我國沿海一兩億人口的地區，必須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有領導、有計畫、有步驟地走向國際市場，進一步參加國際交換和國際競爭，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並以此帶動我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這個戰略設想，有這麼幾個要點：

（-）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國際經濟貿易活動，是在國際之間進行交換。我國最豐富的資源是人力資源。沿海地區勞動力充裕，素質較高，費用也低，適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勞動密集型與知識密集型相結合的產業，擴大這類產品的出口。勞動密集型產業不用大量固定資產投資，能夠因陋就簡生產，容易起步，適合我國沿海許多地區的情況。發展"來料加工"、"進料加工"，實際上也是發展以產品為載體的勞務出口。

（二）實行"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所謂"兩頭在外"，就是把生產經營過程的兩頭，即原材料來源和產品銷售主要放到國際市場上去，大進大出，使經濟運行由國內循環擴大到國際循環。

（三）利用外資的重點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上，大力發展"三資企業"。外債不是一點不能借，但重點決不能放在舉借外債上。從前段實際情況看，借外債自己辦企業，特別是辦大型企業，多數效果不佳，建廠週期長，產品銷不到國際市場上去，還債能力差，往往使我們背上包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辦"三資企業"，就使外商和我方有了共同利益，外商不僅可以帶來資金，還會帶來技術，帶來管理經驗，帶來銷售網路，這對我們是有利的。主要措施是：

1、在廣東、閩南三角地區和海南島進行全面開放試點。廣東、福建兩省，過去九年在對外經濟方面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成績顯著，經濟搞得較活，發展速度很快。中央決定，兩省繼續先行一步，實行全面綜合改革和擴大開放，對金融體制、外貿體制、價格體系、財政體制、企業管理體制、科技教育體制、房地產經營體制、計畫體制及人事、勞動和工資制度等都要深化改革，加快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爭取在三五年內建立起有利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新體制框架。海南島現在的經濟基礎很薄弱，建省後將確定為最大的經濟特區，實行比現在的經濟特區更放寬、更靈活的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資，加快開發建設的步伐，有計畫有步驟地發展外向型經濟。

2、擴大沿海經濟開放區的範圍。1985年初，己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地區9個市49個縣開闢為沿海經濟開放區，1987年底國務院又批准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地區這兩片由原來的"小三角"擴大為"大三角"，新增兩市46縣。現在準備把長江三角洲這一片開放區擴大到南京、鎮江、揚州、杭州、紹興；把遼東半島和膠東半島一些市縣和沿海開放城市所轄縣，都劃定為經濟開放區。這樣一來，我國沿海從南到北將形成有32萬平方公里土地，1億6千萬人口的連片對外開放前沿地帶。按照中央和國務院的規定，給經濟開放區的政策主要是：5年內進口技術改造用的設備免征關稅；對外商投資企業按八折徵收企業所得稅；這些地區的開放，國家基本不增加財政、信貸、外匯負擔。

3、加快和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幾年來，我國外貿體制雖然進行了一些局部的改革，但基本上沒有觸動長期存在的外貿企業吃中央"大鍋飯"的弊端，沒有邁出實質性、突破性的改革步伐。這次外貿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是，全面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由地方政府向國家承包出口創匯任務和上交外匯額度，財政對外貿的補貼，實行自負盈虧，超額創匯實行中央與地方二八分成，從而推動外貿企業和出口生產企業的承包，從根本上解決吃"大鍋飯"問題。這是我國外貿體制一次大的帶有實質性和突破性的改革。這次外貿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就是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自負盈虧、放開經營、工貿結合、推行代理制"，還有一句話，就是"統一對外"。這裡面關鍵是自負盈虧、放開經營。要把責、權、利統一起來，促進工貿、技貿結合，推行代理制，把競爭機制引入外貿企業和出口生產企業，使企業直接面向國際市場，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這樣做，有利於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有利於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隨後召開全國省長會議，專門就對外貿易體制改革問題進行了討論和部署。大家一致認為，改革的方向對頭，目標明確，措施可行，表示一定要把這項改革搞好。

4、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擴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當時我國投資的環境還不適應擴大對外開放的需要，主要問題是基礎設施不完善，辦事效率低，經濟法規不健全。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國企業家能夠按國際慣例在我國經營企業"。這是我們改善投資環境的努力目標，完全做到需要有個過程。目前要重點抓好國務院公布的"二十二條"及其實施細則的落實，切實解決已投資營業企業存在的困難，使其能夠取得好的效益。

此外，為了適應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實行大進大出、隨時進隨時出的需要，決定對現行的有關行政法規和規章制度進行清理。適合的繼續執行，不適合的或加以修訂，或予以廢止，同時制訂一些新的章法。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國務院多次討論，大家一致贊同這一戰略設想，認為這一戰略設想的實施，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鄧小平同志聽了這一戰略設想匯報後非常興奮，當即表態，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膽地幹。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小平同志在一份關於加快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報告中批示："完全贊成。特別是放膽地幹，加快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中央、國務院領導也一致表示擁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國務院討論多次，大家一致贊同這個戰略設想，認為這一戰略設想的實施，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第四次全體會議，會議決定：把沿海經濟發展作為一項重大戰略加以部署。３月４日，國務院在上海召開沿海地區對外開放會議，對貫徹實施沿海發展戰略作了具體部署。我在會議講話中指出："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以出養進、以進養出、進出結合，這是實施沿海發展戰略的基本方針。"根據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經國務院批准，新劃入沿海經濟開發區的有１４０個市、縣，包括南京、杭州、瀋陽等省會城市。

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聽取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方案時又說："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的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

為了抓緊組織實施趙紫陽提出的、黨中央決定的沿海發展戰略，1988年3月8日，我在上海主持召開沿海地區開放工作會議，對如何具體實施沿海發展戰略的問題作了具體部署。

現在回頭看，沿海發展戰略的提出和實施是非常正確、非常及時的，大大加快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對中西部的發展起了火車頭的作用。

另外，令人敬佩的是，趙紫陽在主政國務院期間，一直保持著著戰爭年代養成的那種艱苦樸素，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傳統作風。在國務院工作的十多年中，我多次陪同趙紫陽同志到各地調研。那時，領導同志出去很嚴格，到各地調研，輕車簡從，往往都是坐在一輛麵包車上，和大家一起交談，邊走邊談。經常途中停車，到群眾家裡、到工地現場、到車間班組看望群眾，瞭解情況，獲得第一手材料。從不搞假現場，從不要地方當局事先導演。1983年，趙紫陽、胡啟立和我一起到新疆調查，在牧民帳篷裡，和維族、哈薩克族的牧民親切交談，一起跳舞，到中午一起喝馬奶、吃羊肉，各族人民十分高興。在喀什期間，還和群眾一起趕"巴扎"，沒有戒嚴，沒有清場，氣氛十分祥和。1986年春節，我陪趙紫陽走遍海南調查研究，到黎族同胞聚居的通什一起過節。即使出國訪問，也是盡量精簡人員，不講排場，節約開支。據我所知，趙紫陽總理一九八五年出席聯合國四十週年慶典，只帶了少數代表團成員和工作人員，吃住都在我住駐紐約代表處；會見各國政要都是在聯合國大廳裡找個房間進行的，不住高級賓館。時時處處保持本色，令人難忘。

在機關工作作風上，要求工作人員高度負責、一絲不苟，善於同各方面協商辦事。國務院工作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協調任務很重。有些難度大、涉及面廣的問題，往往要到下面去，瞭解情況，研究辦法。比如有一次為解決好一個省大批下放人員安置問題，我根據總理的指示精神帶領有關人員去現場辦公，參加省委會議，統一認識，研究可行辦法，得到了妥善解決，並對當時存在類似問題的省市，提供了思路和解決的辦法，起到了舉一反三的作用。

趙紫陽在主政國務院期間，日以繼夜，忘我工作，充分表現了他為黨、為國、為民鞠躬盡瘁躬盡粹、高度負責的精神風尚，充分顯示了他的治國本領。趙紫陽治國所倚仗的不是資格，不是後臺，而是才幹。他的決策不是來自主觀臆想，而是來自深入細緻地調查研究，來自廣大幹部群眾的智慧。他指導工作的方針不是靠行政命令、以勢壓人，而是靠正確的政策，以理服人。因此人們親切地稱趙紫陽為"庶民總理"。

實踐證明，趙紫陽沒有辜負人民的重托，他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在胡耀邦、萬里等人的支持和協助下，大刀闊斧，縱橫捭闔，有勇有謀，敢於碰硬，敢於挑戰，不僅開創了人中國政局的新局面，而且以快速的步伐把中國推向改革開放的軌道，制定並大力組織實施改革開放的蘭圖，為中國人民開闢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趙紫陽在黨的十三大當選為黨的總書記後，於1987年11月28日最後一次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全體會議。會議在對當前工作做了研究部署後，趙作了簡短講話，要點是：1、我已辭去總理職務，人大常委會已批准李鵬同志任代總理。2、今後國務院的任務很重，李鵬同志是能勝任國務院工作的，國務院的同志要通力合作，團結一致，做好工作。3、國務院的工作千頭萬緒，但要以改革統攬全局，有些同志對改革的緊迫性認識不移。"七五"期間一定要把改革放在首位。只有抓改革，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只有使改革不斷取得實質性進展，才能把握方向。不能把改革同一般工作平擺起來。4、要堅持改革，就必須有一種勇氣，敢於冒點風險，及時做出決斷。在改革的問題上，既不能操切從事，也不能久拖不決。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要審時度勢，堅忍不拔，鍥而不舍，知難而進。

趙的簡短講話語重心長，字裡行間都洋溢著他對改革的熱切期望，也流露出他的某些擔心。

在趙講完話後，萬里講了兩句話，他說："紫陽同志是有政績的總理，合格的總理，希望後任者也像紫陽同志一樣做一個合格的總理。"

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

1987 年初胡耀邦同志辭去總書記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以後，有人企圖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機，整肅一大批堅持改革開放的幹部和知識份子，改變改革的方向。趙紫陽挺身而出，頂住了這股惡浪。他在1987年1月30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概念，他說，一個中心即鄧小平同志經常強調的要始終以經濟建設為重點，"兩個基本點"，一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是堅持改革、開放、搞活，二者缺一不可（上述概念在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中被正式上升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對於正在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提出了"四個不變"和"四個不要"的方針，"四個不變" 是：全面改革的方針不變，對外開放的方針不變，現行城鄉政策不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方針不變。"四個不要"是：不要層層點名，不要層層抓代理人，不要對經濟理論中的不同意見進行批判，不要在農村反自由化。他在一月中旬召開的省長會議總結講話時又詳細闡述了這些方針，從而不僅撥正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向，保持了改革開放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而且保護了一大批具有改革意識的幹部和知識份子，創造了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

鄧胡趙時期

我要首先指出的是，從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是中國開國以來真正專心致志地搞經濟建設，對內對外實行改革開放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人民思想大解放，經濟大發展，國力大增強，人民生活大改善，全國政治穩定，社會穩定，國泰民安。人們稱這個時期為鄧、胡、趙體制的時期。所謂鄧、胡、趙體制，不論是胡耀邦任總書記時，還是趙紫陽任總書記時，中國共產黨的真正領袖是鄧小平，他是"核心"的核心。

根據我近十年近距離的觀察，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他們雖然性格不同，作風各異，但他們政治觀點一致，大思路相同，工作配合默契。胡耀邦心胸坦蕩，無私無畏，擅長政治思想工作；趙紫陽為人持重厚道，光明磊落，是中國經濟工作的行家裡手。我多次聽趙紫陽對我說："現在當總書記的人選，在六十多歲的人中，只有耀邦同志最合適。"直到1986年末，他仍然堅持這個看法。此二人各有所長，相得益彰，真可謂鄧小平的左膀右臂。這個時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為後盾，真正形成了強有力的領導體制，一度所向披靡，鑄就了改革開放的大業。正是在這個時期，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在全國普及，並不斷深化完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並開始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據我所知，胡、趙個人關係也十分融洽，在趙調來北京工作時，胡與趙通電話時開玩笑地說：你來北京後可要把成都的房子交了呀，不要保留兩處住房喲。趙說：放心吧，謝謝您的提醒。1986年，在趙得知小平同志對胡有些看法時，他勸耀邦同志主動找小平同志談談，溝通思想，解除誤會。胡、趙在工作上互相尊重，胡多次說過：紫陽在經濟工作方面是內行，在經濟工作上多由趙做主。

順便說一下，趙紫陽為人正派，從不拉小圈子。我在他領導下工作十四年，特別是在國務院工作期間，那時，我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我又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經常向他單獨匯報工作，也多次陪同他去外地考察工作，但他從來沒有單獨請我吃過一頓飯，喝過一杯酒，真乃"君子之交淡如水"。黨十三大後，薄老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在談到你的問題時，紫陽從來不說話。"（我想，大概是因為都在四川工作過，為了避嫌吧）。外界傳說，趙紫陽曾提名我做總理，純屬誤傳，沒有這回事。另外，據我所知，趙紫陽另一特點是，不論人前面後，從不說別人壞話，即使與他意見不同的人，他也不在背後說短論長，這不能不說是中國人的一大傳統美德。

我在趙紫陽領導下工作了十四年，親身體會到趙紫陽的無私無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深入細緻的工作方法，以及他的非凡智慧和治國才幹，也親身參與了他所領導和推動的改革開放大業，所受教誨終生難忘。

現在，他雖然與世長辭了，但他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特別是為中國改革開放大業所立下的赫赫功勛，他高尚的人品、優良的作風、超人的才華將與世長存，永載史冊！

寫於2005年1月

註：文章略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