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中的一縷詩魂

公元九世紀末,在中國歷史上,一個空前盛大的王朝即將謝幕,歷史的舞台上又是一片紛亂--宦官把持朝政,權臣朋黨相爭,藩鎮到處割據,百姓十室九空...... 政治腐敗,經濟崩潰,最終導致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爆發,唐王朝退場了。二百九十年的歷程鑄就了這部驚心動魄的交響樂,有跌宕的旋律,有激昂的壯響,更有曲終人散時的淒涼。最後的八十七年,史稱晚唐,就是這段最淒涼的樂章。而司空圖(837-908)的存在正像是這樂章最後的一枚休止符。

司空圖的一生幾乎都涵蓋在了這個大亂大悲的時代。他與唐王朝的繁華是無緣的,然而卻深味了唐王朝的憔悴,甚至為之耗盡了生命。"一舉高科, 兩朝美宦,遭亂離而脫禍,歸鄉里而獲安"(《迎穆十會齋文》,《司空表聖文集》卷十),這是司空圖社會人生的一個小小寫照,輕描淡寫中卻掩飾不住無限的哀 思愁緒。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的司空圖於唐懿宗咸通十年(869),擢進士第,時年三十三歲,為主考官、禮部侍郎王凝所賞識,後來王凝貶商州,"圖感知己, 往從之"(《新唐書•司空圖傳》)。先後在商州、宣州作王凝的幕僚。王凝病死後,司空圖去洛陽。唐僖宗廣明元年(880),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司空圖回到故鄉河中,後來他聽說僖宗在鳳翔,便入見,被封為知制誥、中書舍人。廣明二年,僖宗逃到成都,他追隨未及,又回到河中,從這時起直到他去世的三十多年時 間,司空圖基本上是過著一種隱居生活,他的大部分詩歌和詩論也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天復四年(904),朱全忠把持朝政,遷都洛陽,召司空圖為禮部尚書, 他佯裝老朽,不任事,被放還。後哀帝被弒,他絕食,嘔血而卒,終年七十二歲。

詩人之死是耐人尋味的。他不是老病而死,是絕食自盡,活活地餓死,這自然地讓我們聯想起伯夷、叔齊恥食周粟而死的故事。可以說,司空圖殉於唐,他的死是如此的悲壯、如此的高潔、如此的優雅,這是洋溢著生命力量的死亡,更是充滿了無限留戀的離開。應該說司空圖是一個懂得珍視生命的人,雖然生逢末世,顛沛流離,貧病交加,但他還是為自己找到了一個相對寧靜的棲身之處--王官谷,聊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然而在風波初定之時,他卻自覺地選擇了死亡,這不能不引發我們的思索。其實個中道理非常明顯,那就是司空圖對唐王朝的一片忠心--他早已將一己之生死與國家之存亡連在了一起,國運已盡,人命安附?三十來年的隱居生活又何嘗不是這樣--有地藏身,卻無處安心;看似閑適,實則煩憂。有心卻無力,一切都於無可奈何之中化作一聲沈重的嘆息。如今大幕已落,死對於這位飽經滄桑的老人來說,又何嘗不是一種解脫呢?--他不必再於濟世與歸隱的夾縫中痛苦地掙扎,艱難地追尋了。

總結司空圖的一生,我們看到他一方面是一個忠君愛國、抱負滿懷、學優而仕、謹守儒家教義的人,尤其是他的死更為這一品格畫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留給後人的主要形象並不是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他的歸隱,他對政治的退避,對社會的逃遁。因此,如何理解這"另一面"便 成為正確解讀司空圖的關鍵。詩人的詩歌無疑是打開詩人心靈的一把鑰匙。

首先應該明確的一點是"仕"與"隱"的觀念是矛盾地並存於司空圖的思想之中的。自三十三歲至四十六歲這十多年,司空圖浮沉於宦海之中,曾入王凝幕府,曾在朝中作官,然而其時已是兵燹遍地、民不聊生的亂世之秋。廣明元年十二月,義軍至京,僖宗出逃,圖從之不及,逃歸中條山。不過,這次逃歸只能說是迫於形勢、保全性命的一種無奈的選擇,而正是這種無奈的選擇最易給人的心靈造成傷害,司空圖正是從這次出逃中更加深味了世事之艱,感到了死生繫於一髮之間,越發地珍視起歲月殘年。"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高掛在每一個士大夫文人心中的這架心理天平開始發生作用--僖宗中和二年,司空圖退歸王官 谷,可以說這次"退歸"更傾向於主觀上的決定,詩人有《雜言》一首明志:"烏飛飛,兔蹶蹶,朝來暮去驅時節。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粘日月。"詩意正好 暗合了前面我們對詩人心路歷程的剖析。然而天平的一端絕不會因向另一端傾斜而消失,即便是詩人自覺的選擇,也並不意味著對"兼濟天下"之志的放棄。一有時機,司空圖便迫不及待地從王官谷裡走出來--光啟元年正月,僖宗自蜀還京,途次鳳翔,圖為中書舍人、知制誥。然而世事難測,亂世就更難以料度,光啟二年, 僖宗至寶雞,圖又從不及,於是再一次退居王官谷。次年,僖宗崩,昭宗繼位,後召圖之長安,為中書舍人,不久因病辭歸。不難看出,這"病"不單是年老體衰, 更是心力憔悴,對現實社會從失望到絕望而滋生的悲觀情緒。經過幾次反覆,詩人的心態至此已經完成了一次轉變--經世報國的信念被深埋於心海,而歸隱田園的理想浮出了水面。這一次是真的"將取一壺閑日月,長歌深入武陵溪"(《丁未歲歸王官谷》)。他"日與名僧高士游詠"於"泉石林亭"之中,"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他還為自己建造了一座"活死人墓",有朋友來訪,就將他們"引之壙中,賦詩對酌",看到客人迷迷茫茫站著坐著都不自在,司空圖就笑著解釋:生死 還不是一回事,難道我們不是一直生活在"社會"這個大墳墓中嗎?

從某種意義上講,此時的司空圖正在有意識地結束自己的社會人生。這種了斷對於一個篤信儒家思想的士大夫文人來說,無疑是極其殘酷的。然而唐王朝大廈將傾,世事紛紛擾擾,烏煙瘴氣,加之自己已年過半百,身老體衰,因此這了斷對司空圖來說又是極其現實的。於是詩人帶著大半生的疲憊,帶著生不逢時的遺恨,帶著無限的抑鬱與淒涼走進了王官谷。這以後對朝廷的徵召,他大都"稱疾不赴",間或赴任,也不過是暫時的應承,"數日即歸"。在這段長期的隱居生活中,司空圖為自己劫後的餘生找到了另一種寄託--藝術人生,他似乎成了一個職業的詩人與詩歌理論家。"此身閑得易為家,業是吟詩與看花"(《閑夜二 首》)、"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力疾山下吳村看杏花十九首》),司空圖對詩歌的熱愛是真心真意的,但並非全心全意。雖然他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似乎是遠離了紛紛擾擾,可以皈依佛教禪宗,達到一切皆空的境地,然而既然是"知非"、是"耐辱",那必然是以心存"是非榮辱"為前提,冠以"居士"之稱,無非是在掩飾心底裡的那個真實的"儒家"罷了。這種真實在他生命終結時,完全突現出來了。其精神狀態應該是"還須頻悵望,莫喜脫喧 囂"。不難看出,司空圖的隱居生活是"跡隱",而非"心隱",是"麻醉"而非"沉醉",只是於亂世求生的一種方式罷了。在隱逸的生活中,既有閑適之樂,更有寂寞之苦;既有對衰病垂暮的自慰,又有虛度殘年的自責;既有飄逸曠達的意緒,也有執著耿耿的情懷;既有對藝術王國的痴迷,也有對現實世界的關注。仕宦,作為封建社會士人滿足人生最高層次的需要--實現自我的必要前提,是不會輕易被舍棄的,就連"無親無愛"對一介儒生來說也是不可能的。更何況詩人備嘗顛沛 流離之苦,有那麼多的憂傷,又怎麼能忘卻不思量呢?"平生之志"是不可能說放就放得下的。詩人只是經歷了生活方式的改變,而儒家思想則根深蒂固地存在於詩人的內心深處,不曾動搖過,佛道禪的思想在他的現實生活中是不能落實的,雖然他幻想著能從佛禪的空寂中,從道家的曠達中去獲得精神上暫時的寄託,然而那畢竟不是詩人心靈的歸宿。"笑破人間事,吾徒莫自欺"(《僧舍贈友人》),一語道出了詩人心中的真與幻:瀟灑與達觀的人生態度不過是一種虛枉的假象,理性與執著才是亂世中這位老人的本心。

在風雨飄搖的唐代末世,在朱溫篡唐的黑暗現實面前,他無法前行,只能退避,然而詩人的內心是不平靜的:他抨擊"古來賢俊共悲辛,長是豪家據要津"(《有感二首》其二)的現實,發出了"何事姦與邪,古來難扑滅"(《華下》)的慨嘆,抒發了"人間萬恨已難平"、"酒狂叫斷暮下雲"的憤懣,然而一切都無濟於事,"須知亂世終難保"、"退休便是養生方",最後他無奈地歸隱了王官谷,在這裡他一面欣賞著山水之美、田園之閑,一面也體味著孤獨與衰老的悲哀。他渴望著能從佛老思想中找尋到心靈的慰藉,然而對於儒家的執著篤信,讓他無法從出處的矛盾之中解脫出來,終"殉於唐",也成就了亂世中的這一縷詩魂。


本文留言

作者關龍艷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