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舉輕若重總理難為(圖)

二00九年五月四日溫家寶被訪民攔轎車遞狀紙,訪民還去胡溫家拜年,但上了公車,被拉到收容站吃水餃。溫面對法治不彰,卻顯得舉步維艱。

總理溫家寶缺乏政治智慧和勇氣,但卻很會做秀。

中南海高官貌似強大,又很神秘,實際上卻經受不住訪民的圍追堵截,不得不乖乖地接過訪民遞過來的「御狀」。0九年五月四日,溫家寶前往京郊的中國政法大學,沒想到一出門汽車剛拐彎,就被兩個上訪的群眾攔住了,溫家寶的警衛只得下車接了狀紙。

溫家寶接狀紙承認是封建人治  

不要小看訪民的盯人水準,「人肉搜索」在網上未興起之前,訪民就已經紮紮實實地做了。中國社科院的農村問題專家於建嶸教授曾講過一個故事,北京一些訪民準備在某個大年初一到胡溫家拜年,位址也都是準確的。別說訪民知道胡溫家住哪兒,其他領導人的住所也都有記錄,難怪一些地方政府禁止訪民到領導人住所穿狀衣、遞狀紙,動輒勞教,但這並不能嚇倒訪民︱︱訪民趕上春節向胡溫拜年不能不說是一個好理由。可惜,當這些訪民等來公共汽車,上車準備出發時,卻發現公共汽車並沒有按照原定的路線行走,而是把訪民拉到了北京集中收容訪民的馬家樓,不過,大年初一併沒有挨打,而是讓大家吃餃子︱︱顯然政府有內線有臥底,由於被告密,他們向胡溫拜年就變成了到收容站吃餃子,顯然這並不是胡溫的直接授意,那又是誰幹的呢?

其實,打聽到溫家寶的住址並不難,不僅其轄區派出所的警察知道,沿街路線的交警也能知道,訪民能夠大海撈針般搜索到領導人的坐騎特徵、車牌號,甚至溫家寶的母親在北京住那個方位、什麼胡同、溫家寶什麼時候去看望母親,訪民都能洞察。所以,溫家寶自己對接訪已不再保密,他公開對媒體解釋:「我平時有個要求,就是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群眾把我的車攔住了,一定把信接過來,然後妥善地給他安排和回答。」

五月四日當天,溫家寶的車被攔後,他一上樓到辦公室,就問警衛人員訪民反映的是什麼問題。原來是這訪民的家人被車撞死了,應該按刑法處置,而現在只作賠償處置,他認為執法不公,他為這個已經上訪八年了。且不說溫家寶答批示能否解決問題,但通過他的話可以看出他的為難:「我統計了一下,在我住的周邊,經常來上訪的百分之四十七都和司法有關,而且很多都是為自己親屬或者本人判決是否公正上訪的,好多是多年上訪。」「所謂上訪,體現的不是法律的程式,還是寄託在人,寄託在領導人的批示,應該說在某種意義上還帶有人治的封建色彩。在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應該依靠法,應該依據法律來解決這些問題。」

二00三年時任國家信訪局局長的周佔順就承認「百分之八十上訪有道理」,二00九年全國兩會期間,公安部信訪辦副主任李竹紅也指出「上訪群體百分之八十上訪群眾最初反映的訴求是有道理的,沒有任何人會平白無故的來上訪」。有道理,溫家寶不得不面對。

學者批六十年法律為「狗屎」 

本來,溫家寶希望靠法治,不希望「帶有人治的封建色彩」,但是共產黨的執政史上並沒有法治方面的誠實表現,難怪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蕭瀚這樣回答學生就「如何評價六十年來中國的法律體系」的提問:「後三十年才開始立法,前三十年基本上沒有,兩個三十年的區別就是狗屎和連狗屎都沒有的區別。」

蕭瀚如實解釋了法律被稱「狗屎」的理由:「如果一國的程式性法律規範是無法限制公權力的狗屎,那麼這個國家的整個法律體系必是狗屎。」蕭瀚先生感慨中國立法水準之低常常令人匪夷所思,有時候甚至連法律的名稱都會搞錯,例如,明明是「取締集會遊行示威法」,他們非要命名為《集會遊行示威法》。所謂《物權法》,卻不敵更低一級的《拆遷條例》,實質上是下位程式法架空乃至強姦上位實體法。難怪西北政法大學門口立著一本攤開的《憲法》上面放著一個地球儀,被稱為「中國《憲法》頂個球(指憲法在中國連個「胯下玩意」都不算)。」校領導得知後派人偷偷鑿掉,又被諷刺為「中國《憲法》連個球都不頂。」

溫家寶從二00三年三月開始當總理,與胡錦濤搭檔,輿論稱之為「胡溫」,一上任就遭遇SARS的考驗,後來又經受地震的考驗,雖然手中權不大,雖然「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但他的思想明顯與胡錦濤不一樣,稱胡溫可能是一種誤讀。比如溫家寶政府敢於廢止《收容遣送條例》,取消農業稅,免了千載皇糧,博得各界好評,再如其說話經常提及人權、法治、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看出他身上還存有趙紫陽的影子,知識份子對他也有好感,至少一九八九年五月凌晨他陪同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探望絕食學生,他內心就無法忘卻那一幕。

滬官笑京官:不懂裝懂都不會

不管人品如何,政壇上總要拿出政績,溫家寶要在經濟上有突破,才有可能坐穩總理位子,一旦經濟出現大問題,溫家寶就會成為眾矢之的,需要承擔政治責任。在政治局九常委中,溫家寶是唯一沒有出任過省委書記的常委,他曾提出宏觀調控,卻遭遇地方抵制,包括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譏諷他連小商販都懂的道理都不懂,「連不懂裝懂都不會」,以至於房價連連高漲,地方政府成為賣地政府,財政成為賣地財政。

二00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給。適當增加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公共租賃房用地供應,提高土地供應和使用效率」,這說明陳良宇的批評不無道理,陳說,「樓價飛漲是因為房子供不應求,土地飛漲轉手就獲暴利是因為土地供不應求。供求關係的道理,賣西瓜的小販沒有一個不懂的。」

面對經濟問題,同時又要面對法治不彰、制度弊端等深層次問題,顯得溫家寶左右為難,舉步維艱。記得零九年初,溫家寶出訪倫敦,來到劍橋大學「瑞德講壇」,不料飛來一隻深灰色的運動鞋,溫家寶怒斥這種「卑鄙的伎倆」,沒有寬容,明顯是左得力不從心。當時春節剛過,如果他會心一笑說「謝謝來自倫敦的新年禮物」,豈不大大提升他普世價值認同者的友好形象。

可惜,溫家寶畢竟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一代人,他左右為難,舉輕若重,迴避歷史,缺乏政治智慧和勇氣,就無法走出時代的陰影。0八年十二月,劉曉波被捕,溫家寶沒有說話;0九年六月,趙紫陽的《改革歷程》問世,溫家寶也不回應其歷史價值,但迴避並不意味著問題已經解決,陷入困境的溫家寶,僅僅正視二00九年「是我們國家非常困難的一年」,但如果不刨根問底,積極尋找解決問題、改良制度的源頭,恐怕二0一0年、二0一一年、二0一二年,以後每年都是「非常困難的一年」,恐怕他這屆總理的位子難保,而且國民還將陷入更多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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