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孝治天下：兩千年中國帝制社會的治國綱領

2010-01-06 14:24 作者:王修智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孝道由家庭倫理擴展為社會倫理、政治倫理。"以孝治天下"也成為貫徹兩千年帝制社會的治國綱領。

在西周王朝，統治者主張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視尊老敬賢的教化。要求每個社會成員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在家孝順父母，至親至愛；在社會上尊老敬老，選賢舉能；在國家則忠於君王，報效朝廷。周代規定，"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禮記·王制》)"杖" 指老年人拄的手杖，拄著枴杖的老人是受尊敬的人。杖於家、鄉、國、朝之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應該逐步受到更大範圍人們的尊敬。周代不僅倡導尊老敬賢的道德風尚，還要定期舉行養老禮儀。周代的養老禮儀包括朝廷和地方兩個層次。在朝廷，天子一般都要定期視察學校，親行養老之禮，在太學設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寵禮遇。在地方，則每年都要定期舉行鄉飲酒禮，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禮遇。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倫理道德觀念和行為規範。《論語》、《孝經》等書記載了孔子在這方面的大量言論。孝作為華夏民族傳統的道德觀念，經孔孟儒學的發揮，以及歷代帝王的提倡，確實是深入民心。

自秦代以後，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義傳》，就是表彰孝子，讓他們青史留名。漢代是中國封建帝制社會全面定型的朝代，也是孝道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從漢王朝開始，提倡"以孝治天下"，孝開始走上政治舞臺。特別是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正統思想，孝也成了中國傳統的倫理概念，成為了中國封建家長專制統治的思想基礎，開始直接服從於" 父為子綱" 、間接服務於"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道德規範。孝道由家庭倫理擴展為社會倫理、政治倫理。孝與忠相輔相成，成為社會思想道德體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 也成為貫徹兩千年帝制社會的治國綱領。

兩漢時代，除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和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外，漢代皇帝都以" 孝" 為謚號，稱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表明瞭朝廷的政治追求和對"孝"的尊崇。提倡孝道，褒獎孝悌，是漢以孝治天下最明顯的標誌之一。據《漢書》與《後漢書》帝王紀中記載，自西漢惠帝至東漢順帝，全國性對孝悌褒獎、賜爵達 32次，地方性的褒獎則更多。皇帝幸巡各地，常有褒獎孝悌的事。有時一地出現祥瑞，則認為是弘揚孝道所致，也要褒獎孝悌。對於著名的孝子，皇帝更加重視，把其作為弘揚孝道的榜樣，精心扶植。如有一陳姓寡婦，養婆母 28 年，漢文帝感其孝行，給予"孝婦"稱號。東漢初年，臨淄人江革以孝母聞名鄉里，光武帝賜其"巨孝"稱號，賜谷千斛。

在政治制度上鼓勵孝道，重視養老，選拔官員也把"孝"作為一個基本標準，興"舉孝廉"，察舉善事父母、做事廉正的人做官。元光元年，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元朔元年，武帝又下詔，凡兩千石以上官吏必須察舉孝廉，否則按不敬和不勝任論處。"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武帝紀》)自此以後，以孝為本就成為選拔官吏的標準。漢武帝以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官吏多為孝廉出身，被視為仕宦之正途。舉孝廉者往往被任為"郎"，在東漢尤為求取官職的必由之路。山東嘉祥武氏祠的墓主人武開明、武班、武榮都是經察舉孝廉後入仕做官的。桓帝詔書說：" 孝廉、 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恆必由之。"(《後漢書·桓帝紀》)宋代徐天麟說，漢代" 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為後世所不能及"(《東漢會要·選舉上》)。可見孝廉任官，對穩固漢朝的統治秩序具有長效作用。

漢代另一個重要選官制度是孝悌力田，始於漢惠帝四年(前191)，名義上是獎勵有孝父母、敬兄長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選者經常受到賜爵、賜帛或復其身(即免除徭役)的優撫政策。漢文帝十二年(前168)，詔以孝悌力田與"三老"同為郡、縣中掌教化的鄉官，成為定員。

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以後又增《論語》、《孝經》為七經，作為從京師到各郡、縣、鄉各級各類學校中的必修課和必讀教材。無論貴族官僚還是平民百姓，都要接受"孝"的教育。《孝經》成了國家教材。《孝經》強調盡孝道的普遍性，並對孝道的原則、內容及盡孝的方式、孝子事親的行為舉止等，作了較為詳盡的闡述。它不僅要求人們事父母以孝，事兄長以悌，而且把家庭父子關係運用於國家君臣關係，把孝親與忠君直接相連。

漢代的養老活動也是統治者孝治天下的一個重要形式。漢高祖西入關中時，就"存問父老，置酒"(《漢書·高帝紀》)。《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其命君國有谷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疾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這裡的律就是對養老的專項規定。漢代是孝的觀念興盛的時代，老人在家庭與社會上地位很高，是家庭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漢代以孝治天下，對後世政治有很大影響。兩漢皇朝綿延四百餘年之久，為中國歷史上最長的封建朝代，這與以"孝"為治國之道有一定關係。

魏晉隋唐時期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儒家的影響相對削弱的時期。但是，孝作為民族文化的基本傳統有其深厚的民眾社會基礎，這段歷史時期孝道仍受到社會、官方與民間的崇尚。

為貫徹"以孝治天下"的方針，兩晉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晉武帝有詔："士庶有好學篤道，孝悌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晉書·武帝紀》)皇帝還親自講《孝經》。《穆帝紀》載："永和十二年二月辛醜，帝講《孝經》......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車胤傳》載："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眈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楊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可見這樣的活動相當隆重。

兩晉時期一項相當有力的措施是中正把關，即所謂"鄉邑清議"，士人入仕必先經中正評品，如果有不孝的污點，中正這一關就通不過。《世說·任誕》註："(阮)簡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旨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黎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況下吃了一點肉，因在父喪期間，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敘用。中正把關，可以說是晉朝貫徹以孝治天下的組織措施。

隋唐也是一個以孝治國的時代。唐玄宗親自為《孝經》寫序、註釋，並下詔頒行天下。天寶年間免征居父母之喪者的勞役賦稅，稱為"孝假"。代宗時又開"孝悌力田"選士科目。唐代社會出現了一些"以孝聞於世"的孝子賢孫，其盡孝的內容主要表現在"善事父母，養老送終"等方面。對於盡孝道的典型，唐朝統治者也給以褒獎和宣揚，或由地方官府表彰，或由地方舉薦，上奏朝廷，授官、賜物、旌表其門閭、蠲免其賦役，甚至載入史冊，傳之後世。兩《唐書》的《孝友傳》中羅列姓名或詳見於篇者，即為當時最高的褒獎。有的還受到皇帝親自嘉獎和恩典。武則天時，元讓以孝著稱，詔拜太子司議郎。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舊唐書·孝友傳》)這些事實反映了唐朝統治者繼承了儒家傳統中講究孝道的一面。

宋元明清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由鼎盛逐步走向衰亡的時期，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主義進一步強化。這就要求為整個社會和個體家庭堅實地豎起"三綱五常"、"明天倫之本"的統治秩序。

宋朝是經過社會動盪之後重新建立起來的統一朝代，政府從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出發，大肆宣揚"冠冕百行莫大於孝"(《宋史·孝義傳》)，"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宋史·選舉志》)晉人王祥臥冰求鯉，三國時人孟宗泣筍等荒誕不經的愚孝故事，都被用作教材向人們灌輸。由於政府的大力褒獎，孝道在宋代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時孝子輩出，孝行壯烈得驚人。《宋史·孝義傳》載，太原的劉孝忠，母病三年，他不但割股肉，還"斷左乳以食母" ；楊慶" 母病不食"，他就割自己的右乳"以灰和藥進焉"；呂生則在他父親失明後，"剖腹，探肝以救父疾"。對這些行為，宋朝皇帝不但詔賜粟、帛，還親自"召見慰諭 "。不僅如此，宋朝法令還規定：未葬親不許入仕。有的宰相甚至因此而被罷官(趙翼《院余叢考》卷二十七《未葬親不許入仕》)。而且即使緦麻那樣的遠親病死，也不得赴舉(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五《緦喪不得赴舉》)。這時的孝道就純屬殘酷的愚孝了，不再是一種值得稱道的美德，而成為人們的精神枷鎖。

元朝統治者對孝道的認識與宋代截然不同。孝道是農業經濟的產物，而遊牧經濟是分散的、流動的，父子依附關係相對減弱，自然不會產生適應農業經濟的孝道。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後，用遊牧民族的眼光審視內地的封建道德規範，並通過行政手段加以改造。首先，在宋代被視為最高孝行的臥冰、割股、刲肝等行為，在元代不但不予以褒獎，反而被明令禁止。 據《元史·刑法志》 載：" 諸為子行孝，輒以割肝、刲股、埋兒之屬為孝者，並禁止之。"元朝政府對一般的孝行常理也極為淡漠。用以維繫宗族關係的孝道一經破壞，家族紐帶也就有所鬆懈，孝道的核心內容善事父母也發生了動搖，甚至遺棄父母得到了法律的承認。《元史·刑法志》云："諸父母在，分財異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職......親族亦貧不能給者，許養濟院收錄。"元朝統治者站在遊牧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出了孝的某些不合理性，並從政策上加以限制和明令禁止，無疑在客觀上起到思想解放的進步作用。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在"治亂世用重典"思想指導下，詔諭臣民們要興孝道，用"孝"維繫皇權統治。朱元璋把孝看作是"風化之本"，"古今之通義"，"帝王之先務"，認定"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明通鑒》)朱元璋興孝的主要措施有自身率先垂範，觀念倡導與教育，制禮作樂，政策支持與獎勵等。洪武一朝，薦舉講孝，科舉講孝，選官員亦講孝。洪武六年曾罷科舉，舉賢才，其目有賢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耆民等。薦舉一途，"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明史·選舉三》)。明朝還以養老之政教民孝，對老人賜以布帛，授以爵位，還讓他們議政，御政，評論官員，理民訴訟，宣教民眾，以發揮他們的作用。明文規定80歲以上的老人由官府養。由於明太祖的大力提倡，整個明代都非常重視孝道。明12代皇帝統治的277 年中，皇帝的廟號、謚號或陵名，孝字很多。如"孝陵"、"孝宗"、"孝康"，尊謚中的"至孝"、"達孝"、"純孝"、"廣孝"等。

清代統治者作為異族君主，開始不便在漢族遺民中提倡忠君，於是改而大力倡孝，重視以孝道治天下。順治皇帝曾經注過《孝經》。康熙、乾隆皇帝數次在宮內開設" 千叟宴"。康熙還曾頒發"聖諭"，提倡孝道，敕令全國廣為宣講。他認為，帝王治天下要"首崇孝治"，" 孝為萬事之綱，五常百行皆本諸此。 "(《御製文選》第五集卷三十一)清代法律規定，對於不孝甚至殘害父母的，予以嚴懲。另一方面則是旌表孝子。雍正時曾規定，犯死罪但因為是獨子，必須贍養父母的，予以寬刑。清代封贈臣子的父母、祖父母及其配偶，也是一種提倡孝敬的措施，具有弘揚孝道，倡導敬老的意義。清代為了加強孝治，把漢代的"孝廉"和 "賢良方正"兩個科目合併，特設孝廉方正科。雍正元年(1723)詔直省每府、州、縣、衛各舉孝廉方正，賜六品服備用。以後每遇皇帝即位就薦舉一次。乾隆五年(1740)，確定薦舉後赴禮部驗看考試，授予知縣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