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內部消息 讓北京高層心煩意亂
——中共政法體制禍國殃民

2009-12-05 13:46 作者:燕舒龍 國慶節後的小道消息充斥了北京官場，與隆重閱兵同時鋪開的大力強化的特務統治也在高效運行，否則，「一群老革命哭了」的消息就不會讓北京高層心煩意亂。那些被稱為老革命的人現在都有八十歲以上的年紀，在中共推翻蔣介石大陸統治前夕投身革命。北京初冬的季節裡（準確地說是深秋），他們看到了政法系統截訪惡行的實錄光碟，無不潸然淚下，自責曰：「我們比當年拆江邊民房修工事的國民黨強在哪裡呢? !」

間接印證小道消息的公開資料是新華社十月二十六日的報導。報導說：十月二十五日，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中國應急管理高峰論壇」發言時幾度哽咽，指出：各地制訂的所謂應急方案，更多是怎麼樣對付民眾聚集，怎麼樣對付媒體，怎麼樣打擊領頭者，怎麼樣應對國內外互相勾結。應急管理失去了本意，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增加了群體事件發生的概率。不過，按任玉嶺的年資還稱不上老革命──他一九三八年出生，一九六○年參加工作，現在是民建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常委，也是一位經濟學家。

沒人相信「法制」二字

改革開放之初，中共宣稱要在中國建立法治社會，而建立法治社會的「中國特色」之路就是由其一黨主掌法制權。於是，上自國務院的法制局，下到縣政府的法制辦，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與此同時，中共全面實施對司法的政治肢解手術，將它徹底轉換成政法體制。於是，大量的司法業務形成黨權控制下的黑箱作業，比如說安徽阜陽市穎泉區的黨委書記張治安（媒體稱之為「白宮書記」），指令該區檢察長汪成誣陷舉報人李國福並致李非正常死亡一案，足為證明。汪在當庭供述時說：是張書記指使紀檢委、公安局辦案，他作為檢察長只是走程序而已。據阜陽官場的知情人士稱：「張曾許汪以區委常委兼政法委書記的職務，換取他對李國福的迫害。」

政法委書記犯罪已經成為中國「法制」的一個負面經典。不僅在南方的廣東省有數名市級政法委書記境外賭博行為敗露，以及曾任省政法委書記的陳紹基犯案，而且在北方的遼寧省阜新市一位政法委副書記被舉報有吸毒與兩名女性同時濫交的行為。舉報人是否能告倒這位政法委副書記，是否會如安徽的李國福那樣丟了命，沒人能夠預料。國家信訪局的一位普通職員說：「那些人（指地方政法委官員）手眼通天。政治局常委不發話，沒人敢動他們。」

一份民間研究機構的問卷統計表明：百分之八十一點三的小資認為「中國根本就沒有法制，就不用說法治了」；百分之六十七點五以上的低端就業的大學生認為「中國建成法治社會的希望渺茫」；百分之八十九點七的六十歲以上退休工人認為「應當重搞運動，像毛主席那樣號召砸爛公檢法」。這個統計結果表明：曾在革命年代付出過巨大代價的老資格人士對中共敗亡之兆的深度憂慮以致哭泣，絕非小道消息；而且，整個社會對政法體制的惡濫表示出了極大的憤慨與輕蔑。

不信任司法是可怕社會現象

在重慶打黑中落網的文強弟媳謝才萍，由於與司法界腐敗分子交往過密，洞悉其中黑幕，自然不相信公訴她的檢察官與判她刑的法官會公平司法。因此，在一審宣判之後，她惡狠狠地罵法官及公訴人「不得好死」。此罵一出，即被網媒迅速傳播，南方報業網的該條報導跟帖一天內達到七萬四千條。有網友說：「該女匪首真是雙槍老太婆再世，給她兩把駁殼槍吧！」更有網友說：「罵得好，大姐大可以青史留名！我怎麼就沒撈到機會給你當馬仔呢？後悔死我啦！」

北京高層對此現象十分擔心，馬上指示人民網公開回應。十一月六日，人民網發文《不應為重慶「黑社會個性」喝采》，指出：有的媒體，特別是個別網路媒體，以「女黑老大怒罵法官」這樣的噱頭來吸引眼球和說事，這個現象真叫人鬱悶。其實，根本不用「鬱悶」，因為謝才萍以犯罪之身罵法官的風險很小，說出了老百姓的心聲。一個熟悉網路遊戲的網友曾以開玩笑方式開發了一款沙龍軟體，名叫「鎮壓反革命」，其中在「處決反革命」的方式上對惡腐法官有處以「剝皮」、「活埋」的懲罰， 「剝皮」的點擊量達到總點擊量的一半以上。後來，該網友在長輩的勸告下自動銷毀了遊戲程序。其中的「剝皮」處罰吸收自歷史典故：明太祖朱元璋規定，對貪污六十?銀子以上的官員處以剝皮刑罰，完整的人皮又被填上乾草，全稱為「剝皮實草」。

由於政法體制惡濫，社會心理不信任司法已是定勢。這樣的結論並非出自民間，也非出自異議，而是二○○九年八月份全國大法官（省高院院長）北戴河暑期研討會的學術結果。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瀋德詠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寫的報告中稱：「當前，部分群眾對司法的不信任正在逐漸泛化成普遍社會心理，這是一種極其可怕的現象。」

維穩經費擠佔三農教育開支

政法委是黨權統馭公檢法的執行機構，同時它本身又有鎮壓功能，尤其一九九九年「法輪功事件」後，它幾乎是全權行使宗教鎮壓功能。人們通常所說的「六一○ 辦公室」也由中共組織系統轉到政法系統。近兩年來，面對大規模、高頻率的上訪與群體事件，政法委又增添了攔訪、截訪、接訪職能，特別是對跨區域性的上訪負有「滅火」責任，比如軍轉幹部上訪與金融系統下崗職工上訪，是政法委嚴訪死守的重點項目。就廣東一個省的政法委「維穩經費」規模九千萬來推算，全國省市縣三級政法委的該專項費用可達二十億元。

上述的任玉嶺哽咽報導，曾披露：「為了應付突發事件，地方財政不斷加大對公安的投入，卻擠佔了三農和教育開支。」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它並未涉及政法委系統數十億的「維穩經費」如何使用的問題。比方說，一個中等城市區級政法委書記與副書記都配有高級專車，而且其辦公室主任亦有專車並掛著警方專用牌照。

胡亂立法、野蠻執法，「剝奪訪民自殺權」正成為一個行規。萬般無奈的訪民在歷盡折磨又訴求無果的情況下，有的會採取自殺等極端方式表達抗議。針對這一現象，許多地方政法機構出臺內部規定，要「嚴懲自殘、自殺等無理取鬧者」。十一月中旬深圳市公布了包括自殺在內的十四種行為屬於「非正常上訪」，列入嚴懲範圍。試想，連深圳這樣開放的地方都如此，就不用說政治黑暗的遼寧與安徽諸省了！

對於深圳的公開規定，北京高層有人表示「難以接受」，由新華社出面刊發文章《嚴懲「非正常上訪者」，深圳涉嫌越權》，進行批評。但是，無論是糾偏還是遮醜，新華社的文章均無法改變政法體系對上訪者的仇視。筆者曾眼見在一個中等城市火車站的截訪場面：政法委副書記站在兩輛警車中間，手持喇叭指揮屬下便衣與穿制服的防暴警察毆打欲進京的訪民，他的隨員（好像是司機）在旁邊喊：「不聽招呼的，猛勒！弄死一個少一個搗亂！」整個的黑社會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