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對美握手言和的內幕（圖）

同毛澤東稱之為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的美國握手言和，對於毛澤東這樣一個靠反帝起家的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容易做出的決定，完全是在對蘇關係走投無路後，才萌生了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念頭。

二戰後，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美國和前蘇聯兩個超強對峙的冷戰格局。中國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變，一直受到這一格局的影響。在國共內戰中獲勝的中共在執掌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後，隨即宣布了中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然而即使在這時，中美兩國關係也仍留有若干可以轉圜的餘地。真正導致徹底關閉中美關係和解之門的是朝鮮戰爭。中共以一百多萬中國青年的生命為代價，和美國結下了一時難以化解的仇結。

實際上，中共是自願參加這場由北朝鮮金日成挑起並且在背後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戰爭的，中共打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旗號，實際上卻是毛澤東為了打消斯大林對他所謂"紅皮白蘿蔔"的疑慮，即表面上的共產黨而實際上的民族主義，以便取得加盟社會主義陣營的許可證，以至在國內立足未穩的情況下，扮演了一個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國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犧牲以後，不僅勞而無功，所獲甚微，而且由於美國第七艦隊在朝鮮戰爭爆發後隨即開進臺灣海峽，失去了進佔臺灣的機會。

相比之下，蘇聯則是朝鮮戰爭最大的贏家。它在把中國拖下水後，自己卻一直避免直接捲入，躲在幕後坐山觀虎鬥，收漁翁之利。通過朝鮮戰爭，蘇聯一石數鳥：既利用中共北朝鮮打了一場代理人的戰爭，在東方牽制了美國而減輕了蘇聯在歐洲的壓力；同時又阻止了中美之間可能出現的和解，讓雙方在戰場上徹底撕破了臉。而且還趁機大發中國的軍火財，把大量二戰時期的剩餘軍火賣給中國，還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賺了一筆。 蘇聯這種損人利己的作法，讓中共認清了這位共產黨"老大哥"的真實面目，種下了日後中蘇交惡的種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發生的珍寶島事件，為中美兩國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機會，珍寶島事件的發生或許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無法弄清究竟是誰先開的第一槍，卻是中蘇關係經過五十年代短暫的蜜月之後急遽惡化，並且愈演愈烈的結果。

中蘇關係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來開始持續惡化，兩個共產黨從意識形態上的爭論發展到國家關係的全面緊張，彼此之間激烈對罵，邊境糾紛不斷。兩國之間的邊境由原來的"有兵無防"或"有兵少防"發展到雙方大兵壓境，劍拔弩張，終於大打出手，徹底鬧翻。

珍寶島事件後，中共在國際上的處境變得十分險惡，受到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南北夾擊，處於兩面受敵的境地。特別是蘇聯在中蘇邊境大量增派部隊，陳兵百萬，虎視耽耽，對中國構成巨大的威脅。這種腹背受敵的處境，讓中共領導層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對此，毛澤東曾向人表示："看來我得像魯迅說的那樣，我也得橫過身來戰鬥，才能有效地進行兩面戰鬥：一手對付美國，一手對付蘇聯。" 話雖這樣說，其實毛心裏也很發毛，當時的中國根本不可能在兩條戰線作戰。外蒙古的蘇軍坦克成了毛的心病。

為此，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以往中國同時反對美蘇兩國的外交戰略，改變同時打兩個敵人的作法。實際上，早在珍寶島事件之前，毛就已經開始把目光轉向國際舞臺，尋找在對抗蘇聯的各種可能的同盟軍，珍寶島事件以後更加強了這種緊迫感。諳熟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很快便從"以夷制夷"的傳統中找到靈感，萌生了" 聯美整蘇"的想法，決心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同遠隔太平洋的美國緩和關係，利用國際間的合縱連橫來對付北方近鄰蘇聯，以減輕中共自身的壓力。

在此之前，毛澤東已經注意到了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就職演說中向中國搖動的橄欖枝，表示將尋求改變孤立中國的政策，不讓其再"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之中"。

不過，中美關係的僵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樣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況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國講和，難免給世人留下中共走投無路，只好投靠美國的印象。這樣做，既有損中共"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於中共在與美國討價還價時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最初按兵不動，期待美方在中美和解的問題上採取主動行動。

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的這種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語道："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 為了在與美國人的談判中佔據有利的位置，毛決定暫時穩住中蘇關係，至少不使兩國邊境武裝衝突的事態進一步擴大，以免給美國增加談判籌碼，然後再徐圖改善中美關係。

基於這種想法，毛澤東在處理珍寶島事件的問題上，提出了"堅決反擊，準備談判"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在宣傳戰中對蘇聯嚴詞譴責，以"哀兵"姿態爭取世界輿論；另一方面，不關閉談判的大門，呼籲緩和邊境的緊張局勢。這一點從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對珍寶島事件的官方表態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進可退。

一九七0年，中共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了第四個年頭，雖然九大召開在即，然而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背後，卻是一個大亂過後留下來的爛攤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產停滯，社會生活的秩序蕩然無存。

偏偏在這時，中國又與強鄰交戰，整個國家面臨的形勢異常險峻。周恩來也知道中蘇兩國的軍事實力相差懸殊，擴大戰事無異於玩火自焚。因此必須嚴格控制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的規模。在這一點上，他和毛不謀而合。

為此，周恩來在主持處理珍寶島事件時，全力執行毛澤東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決不示弱，以中共政府的名義照會蘇聯政府，就邊界流血事件提出強烈抗議；另一方面則在內部做工作，盡量緩和當時部隊中強烈的求戰情緒。周多次召見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強調說："我們已經有理，也要有節，我們打的是一場局部的邊界戰爭，一方面不要擴大。這要求我們必須具有戰略思想!" 並再三叮囑：炮彈至多只能打到江邊，萬萬不可向縱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蘇邊境再次爆發武裝衝突後，周恩來又立刻指示陳錫聯轉告瀋陽軍區前線指揮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開炮了，通知蘇方把他們的屍體和廢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給他們一個台階下。"

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方面的溫和派擔心邊界武裝衝突的事態發展失去控制，想與中國方面進行最高層次的對話，由柯西金親自出面，試圖通過中蘇之間原有的熱線電話，要求同毛澤東直接通話，誰知中方的話務員竟然未經授權，把柯西金大罵一通，說：修正主義份子! 你是什麼東西，配和我們偉大領袖講話? 隨即把電話挂斷了。於是一次可能的中蘇之間最高層級的對話就這樣夭折了。同時毛的暫時穩住中蘇關係，不使兩國邊境武裝衝突進一步擴大的計畫也破產了。

蘇聯在以柯西金為首的溫和派碰了釘子後，自然惱羞成怒，其內部的強硬派意見佔了上風。勃列日涅夫在隨後發動的外交攻勢中，嚴厲抨擊中國，鼓吹建立旨在針對中國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蘇聯軍方則公開將中國和美國、西德並列為主要假想敵，並在中蘇邊境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在這種情況下，中蘇邊境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武裝衝突從烏蘇里江擴大到黑龍江，從水界擴大到陸地，又從東段擴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間在新疆鐵列吏提地區又一次爆發嚴重的武裝衝突，蘇軍為報復珍寶島事件，伏擊圍殲了中方的一個邊防巡邏排。

不僅如此，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為首的軍方強硬派甚至主張動用部署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的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為此奉命約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通報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試探美國方面的反應，並通過各種渠道放出風聲，對中國進行核威脅。一時間，中蘇邊境戰雲密佈，兩個共產大國的關係已經惡化到爆發一場核戰爭的邊緣。

蘇聯這種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使得處於相對弱勢一方的中共承受了極大的壓力。當毛澤東獲知蘇聯準備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後，表示無非是打核大戰，但鄙人不怕。毛雖然嘴上很硬，但實際上卻對形勢估計得十分嚴重，甚至準備再度上山打游擊。他設想了各種最壞的可能，準備全世界的"帝、修、反"聯合起來，從四面八方同時進攻中國，其中蘇聯是中國內外的主要威脅，打仗在所難免。在國內進行了大疏散，"深挖洞，廣積糧"，準備打一場長期戰爭。同時給自己準備了多處萬無一失的防空洞。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戰爭迫近的危機感緊緊地抓住了毛澤東，使得他急切地要抓住尼克松搖動的橄欖枝了。為此，毛做了兩手準備：一是加強國內的戰備，以防蘇聯隨時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二是開始積極行動打開中美關係，利用間接同盟軍來抗衡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