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里坤•艾沙：國際社會不把我當恐怖份子

記者註：多里坤•艾沙在接受記者訪問前後各有一次引人關注的事件。09年7月，高雄世運會開幕前，他將赴臺一事被臺灣刑事局獲悉，壓力之下他被迫取消行程。09年9月，多里坤•艾沙赴韓國參加世界民主論壇亞洲會議，入境時被扣留在首爾仁川國際機場五十七個小時，最後在德國和美國政府的干預下，18日被韓國政府送上飛往德國的班機，多里坤未能踏上韓國土地。

多里坤•艾沙是否真如中國政府所指控的那樣是恐怖份子，東西方正在做出不同的詮釋。

記者蕭逸日內瓦專訪/"03年中國指控我是東突第三號恐怖份子，要求德國遣返。德國要中國提供證據，德國警察還請烏魯木齊公安提供證據，結果一無所獲，06年我獲得德國國籍。"09年8月，在瑞士日內瓦，多里坤•艾沙告訴記者："如果德國相信我是恐怖份子，怎會讓我入籍。中國試圖使世人相信我是恐怖份子，但我卻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在這一點上，中國沒有成功。"

中國政府除指控居住在德國慕尼黑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秘書長多里坤•艾沙是恐怖份子之外，還指他是世維會三大頭目之一和"狂熱的暴力分子"。09年8月，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在日內瓦開會，就中國執行《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情況，展開質詢。多里坤與藏人、港人及《中國人權》組織的代表出現在會場，他在中國官方18人的代表團面前，就維吾爾人在中國的遭遇、宗教上所受的迫害進行了陳述，並向委員會遞交了報告。

8月9日午夜，多里坤在世維會負責北美地區的副主席Omer Kanat的陪同下接受了記者的專訪。這時距離他們在聯合國舉行記者會還有十四個小時，地點是在日內瓦火車站對面的一家土耳其餐廳。

僅僅五年我們走了很遠

記者：中國指控熱比亞想成為另一個達賴喇嘛，作為世界維吾爾人大會秘書長，你如何看待這種指控？

多里坤：在中國，藏人和維吾爾人面臨同樣的問題，但藏人和維吾爾人有一個很大的區別，那就是達賴喇嘛是宗教領袖，是藏人的神，維吾爾人是穆斯林，我們的神是阿拉，在世界維吾爾人運動中，熱比亞只是我們的精神領袖，不是神。

記者：熱比亞在7月30日取消了在日本的公開演講，有消息說是由於中國的壓力，如果屬實，是否意味著維吾爾人獲取國際支持的努力受挫？

多里坤：不是這樣。熱比亞去日本前，就已經決定取消這次公開演講，因為在美國國會有一個很重要的約會，時間有衝突。當然，因為熱比亞來訪，日本受到中國很大的壓力，但和演講取消沒有關係。

很多西方國家支持藏人的鬥爭，但對維吾爾人的問題還不清楚。要知道，達賴喇嘛奮鬥了50年，才使人們瞭解西藏問題，而東突問題在國際上是個很新的問題，首個東突組織在1991年在德國成立時，達賴喇嘛已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了，而那個時候，西方國家還不知道維吾爾人問題。東突問題是在1990年代維吾爾人有機會來到中亞國家，之後又去歐洲和北美等西方國家建立自己的維吾爾人組織之後，才逐漸為西方人所瞭解。

記者：為了更快地獲得國際支持，你們有什麼策略？中國把你們和恐怖組織掛鉤，這對於你們獲得國際支持有什麼阻力？

多里坤：最初，散佈在各國的維吾爾人有四五個組織，各自為政。2004年世界維吾爾人大會成立，05年熱比亞到美國，僅僅五年，我們已經走了很遠。我們在聯合國、歐洲議會和美國國會都取得了很大的支持，我們的目標是將東土耳其斯坦問題國際化，告訴世界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無法實現自己的願望。

中國試圖利用基地組織來醜化我們，進而消滅我們，但沒有成功。在反恐初期，中國的指控曾使我們遇到很大的麻煩，有些國際組織疏遠我們，但在我們進行解釋工作之後，他們接納了我們。在過去五年中，國際社會識破了中共的謊言，知道我們世界維吾爾大會反對任何暴力，只是在聯合國的遊戲規則內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

記者：這次烏魯木齊事件被指是你們策劃的，你是否認為將來中國會改變對你們的恐怖份子的指控。

多里坤：烏魯木齊事件，應該由中國負責任。但是中國將責任推到世維會身上，推到熱比亞身上，這種做法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中國會繼續指控我們是恐怖份子，這是當然的事情。

照片解說一：在記者拍照時，多里坤說"因為趕了一天路，很疲倦，恐怕照出來會像恐怖份子。"（記者蕭逸攝於日內瓦）


在京開餐廳被指交流情報

記者：北京指控你是第三號恐怖份子，引起了人們對你的好奇，你能否簡單介紹自己？

多里坤：我1967年出生在新疆阿克蘇，曾在烏魯木齊新疆大學物理系讀書，87年我在學校組織了大學生科學文化協會並任會長。1988年6月15日，針對維族人所受的歧視，我組織了遊行。那時我即將畢業，但新疆大學卻在9月27日開除我的學籍。中國教育部規定，如果是勒令退學，一年後還可以重新考大學，但如果是開除學籍，就沒戲了。

1990年到92年，我自費去北京外語學院讀了兩年英語，92年在北京魏公村開了家維吾爾餐館。那時北京的情況比烏魯木齊好得多，我們可以說話，而新疆管制得很嚴。有時我回新疆阿克蘇，警察就一直跟著我。

但從1994年開始，北京的警察也開始管我了，他們盤問我為何美國人來我的餐館吃飯，因為魏公村有十幾二十家維吾爾餐廳，我的餐廳價廉物美，所以人們愛來，但這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兩邊警察一通氣，烏魯木齊警察說我在北京開的餐廳，實際上是國際信息交流中心，也就是說我是間諜，結果是我在警察局的朋友提醒我注意，有情況。

在開餐館時，我做了一件事情，因為我們維族人不被允許學習自己的歷史，我就整理了一本維吾爾人歷史大事記，複印了三百多份，這令我在北京的處境更危險，因為我被限製出境，於是我在1994年買了本護照跑到了土耳其，在土耳其學了兩年經濟，96年來到德國慕尼黑，96年我們成立了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我任執行委員會主席，之前在土耳其還成立了東突厥斯坦民族大會，2004年，在這兩個組織的基礎之上，成立了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84年就與達賴喇嘛合作

記者：你提到初期的維吾爾人組織各自為政，好像還有一個東突流亡政府？

多里坤（大笑）：他們自稱是流亡政府，我們也不承認也不反對，但他們代表不了維吾爾人，我也沒有聽說他們有活動。

記者：他們是否也加入了世界維吾爾大會？

多里坤：我們並沒有說所有的維吾爾人都加入了世維會，但我們說有95%以上的維吾爾人參加了世維會，我們的組織有這麼大的代表性已經足夠了，因為在民主遊戲中，有50%以上就行了。可以說在2004年後，海外維吾爾人山頭林立，各路諸侯紛爭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現在我們只有一個聲音，一位領袖，那就是熱比亞。

記者：世維會主席熱比亞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而世維會總部卻在德國慕尼黑，是否總部將會搬遷去美國？

多里坤：沒有必要，我們沒有這樣的計畫。我們的首任主席就在德國，熱比亞當選主席後，設了五位副主席，分別負責土耳其、哈薩克斯坦、美國、德國和挪威等國家。

記者：烏魯木齊事件後，曾有消息說世維會曾向達賴喇嘛求援，希望維藏連手對付中國，你能否透露內情？

多里坤：事件發生後，達賴喇嘛已經發表了一項聲明，我們寫了一份信給達賴喇嘛對他表示感謝，就這封信自由亞洲電臺還採訪過我。

其實，我們和達賴喇嘛的合作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1984年，在瑞士成立了東突、藏人和內蒙古聯合委員會（The Allied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of Eastern Turkestan, Inner Mongolia and Tibet），這個組織在1990年代很活躍，現在它還存在，但已經沒有活力了，但我們已經幹我們自己的了。

記者：七五烏魯木齊事件後，曾有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urkistan Islamic Party）通過視頻發布追殺令，要追殺全球華人，你知道情況嗎？

多里坤：我也是從網路上知道的，有人質疑這段視頻的真實性。美國國會也有人提出，如果這個組織存在，它在哪裡。根據以往的經驗，我們懷疑這是中共的計謀。

 

圖片二：中國政府03年12月公布東突恐怖份子名單，多里坤•艾沙為第三號人物


對漢族知識份子失望

記者：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週年，十一將有大慶，此時中國對治安情況高度戒備，不單怕你們鬧事，也怕藏人。中國在新疆有何新的高壓政策？

多里坤：廣東韶關事件後，網上有消息說烏魯木齊可能會出事情，但中共並沒有採取措施，我們懷疑這是官方有意放縱事態的發展。現在中共在烏魯木齊、阿克蘇和伊犁等城市已經抓了很多人，海外向新疆打電話打不通，據說會在十月以後恢復，也就是為了保證國慶前不出事情。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我和家人無法聯繫，家人是否平安我無法知道。

中國現在大規模抓人，和奧運前如出一轍，待國慶後再放人出去。

記者：中國指責熱比亞出示的烏魯木齊事件的照片有假，這是怎麼回事？

多里坤：這有可能，因為事發突然，有些照片是從網路上來的，有些是有人寄給我們的，可能有誤解，但要注意的是，中共時時在造假。

記者：8月初中國報導說，在廣東有一維吾爾人因為和你有電子郵件的來往，被捕，你知道是怎麼回事？

多里坤：我看了中央電視臺，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也沒有發過電子郵件。這則消息還是我老婆先看到的，我回家她就告訴我，我看他受審的視頻，但我不認識這個人。

記者：達賴喇嘛和中國政府已經談判多次，和海外華人的對話也已經開始，你認為維吾爾問題是否有談判的前景？

多里坤：談判的可能性很小，但我們還抱希望。我們曾表示要用談判解決問題，中共不理我們，因為中共相信高壓和暴力可以解決問題。但是哪怕是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字，維吾爾人口都有900萬，中共不可能殺完維吾爾人，也不可能把維吾爾人都投入監獄。維吾爾人的問題必須談判解決，但正如大家看到的，達賴喇嘛談判了八次，毫無結果，連藏人都失望了。我們有不同的要求，藏人要求自治，維吾爾人要求有自決權。

我們對中國的民主運動很失望，對漢族知識份子也失望。1985年，烏魯木齊就有了遊行，那時我們要求民族平等和民主選舉，但沒有一個漢族知識份子支持我們，沒有一個漢族學生參加遊行。88年我領導的遊行，情況也是一樣。現在在海外，有漢族知識份子支持我們的民族權利和自決主張，但這還不夠，應該教育國內的漢族百姓。

記者：是否未來也會有民間的維漢對話？

多里坤：以前我們參加人權會議，我們和魏京生做過溝通，後來我們還和吳弘達一起召開過記者招待會，實際上我們已經開始了這種對話。

記者：是否會有和藏人聯合起來，和漢人進行對話的前景？

多里坤：當然有。

記者：對很多漢人而言，新疆和王洛賓的浪漫旋律聯繫在一起，而它的前景卻越來越僵化和火爆，世界維吾爾大會希望問題如何解決？

多里坤：這種情況不是單方面造成的，首先是中共不同意和我們談判對話，海外華人也不理解我們的事業。烏魯木齊事件後，我們7月8日在慕尼黑召開新聞發布會，來了五個漢族人，進行中共的宣傳，我們懷疑他們是中國駐慕尼黑領事館派來的，想激怒我們，但要知道他們不是在國內讀書的，而是在德國留學的，他們應當瞭解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