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往事

以春城聞名於世的昆明，是我的青春城市。我在那裡度過了文革前到文革後的全過程。那正是過去六十年中國人記憶中最難忘的一段時間。離開昆明快三十年了，那個四季無寒暑、鮮花常開的城市的人和事，往往還會不期而至，重現在今日夢中。

那時我是一名水利工程技術人員，有時要出差州縣的水利工地。作為一個外省籍的單身幹部，家人遠在湖南。待在昆明，難免時有客居他鄉的落寞之感。所幸雲南人的質樸好客，和昆明抗戰以來積澱的文化傳統，讓我結識了一些可敬的朋友，他們給一個孤獨的心靈以無限的慰藉，彌補我過早離開家庭的缺失。增添社會閱歷，學到很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

幾年來，尤其是對幾位已經過世的友人，一直想寫點文字，寄託思念，我把這個願望當作在自由世界從事寫作者的責任，苦於俗務纏身，而未能提筆。現在應該是還願的時候了。

和獨唱演員韓菲相識

韓菲，是六十年代雲南省歌舞團的獨唱演員，電影《阿詩瑪》主角之一，文革中不幸病逝。有一年我和同事們搭乘客車從滇西下關回昆明（那時還沒有火車），四百公里要走兩天。一路上我們以唱歌解悶，引起了同車的韓菲的注意。中途下車，我們聊得很愉快。他歡迎我到昆明去找他，這是我們相識的開始。

不久也認識了他妻子蘇天祥。他們夫婦是歌舞團的臺柱子，分別擔任歌隊隊長和舞隊隊長。雲南是個多民族省份，民族歌舞多姿多採，非常有名，加之地理上有亞熱帶、?帶和高寒山區的豐富層次，成為大陸文藝家們創作靈感的沃土。唱歌的、跳舞的、畫畫的、寫詩的，川流不息於西雙版納和麗江雪山之間。

雲南的特色也為北京中央所重視，民族文化是統戰宣傳的一張常青牌。為國慶十週年獻禮的電影《五朵金花》曾在四十多國上映，女主角楊麗坤就是蘇天祥帶出來的一顆明星。文革前省裡的主打節目電影《阿詩瑪》，又由楊麗坤主演，韓菲則扮演劇中反派主角阿支。

在文革前的一段時間，我記憶最深的兩件事，一是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風靡全國，那裡面好多歌都迷住我們，我也都會唱。二是反修學毛著的深入推廣，我們每週要停工半天學政治，讀那些九評的長文章，赫魯曉夫下臺和中國原子彈爆炸竟是同一天......但是，我內心卻是越來越苦悶，對背誦老三篇之類感到無聊已極，在設計院的同事中，只有和一個安徽人「小陸」，可以私下發幾句牢騷，但也不敢經常約會（他不幸在文革中死於車禍）。加之對野外工作奔波艱苦的厭倦，我把業餘時間完全放在文藝愛好上，讀很多雜書、鑽研古典詩詞、也寫一些小說之類，再就是畫畫，素描、油畫、國畫都來......自以為是，精力旺盛。這首有點無病呻吟的歪詩，曾遭到批判：
　　
　　〔滿江紅〕孤雁行　　一九六五年
秋雁臨空，歸去也，長天鳴咽。人字過，一縷憂思，半生歲月。四顧茫茫寒風緊，遙望渺渺雲千疊。空盤旋，誤了萬里行，夕陽斜。
憶當年雄心烈，到而今筋力竭。看什錦世界，難識蜂蝶。慷慨常任血沸騰，寂寞猶教人愁絕。俯仰處，只見群山低，月兒缺。
　　
這種業餘文藝愛好者的身份，自然成為和韓菲夫婦交往的通行證。一方面可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和虛榮心，另一方面也不會令他們感到乏味。記得我第一次聽管弦樂《二泉映月》，是在他們歌舞團的宿舍裡。在我們單調的技術工作環境中，這已是一種享受。瞎子阿炳如泣如訴的旋律完全把我俘虜了。我也聽過他們團的音樂演出，有一次韓菲獨唱《思鄉曲》，那略帶傷感的男高音使我陶醉難忘：
　　
　　月兒高掛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這個靜靜的深夜裡，想起了我的故鄉。
　　一夜裡炮聲震盪，火光佈滿四方，我獨自逃出了敵人手，到如今四處流浪......
　　
這首抗戰歌曲，為很多浪跡天涯的華人所愛，至今我還不時哼哼，抒發心中幽怨。

電影《阿詩瑪》被打成大毒草

有時也去他們在民生巷的老房子做客，吃個便飯。他們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一個老母親。待我這個異鄉客都很客氣。我每年回湘探親，也會奉送一點家鄉的皮蛋、臘肉給他們品嚐。韓菲性情開朗，笑起來很有感染力，聊天也很隨便，常說一些輕鬆的文藝界趣聞，知道我這個「粉絲」愛聽。他拍《阿詩瑪》的事卻說得不多，只告訴我，男主角是胡松華配唱；他則是本人唱，送我一張明星照。遺憾的是那電影我在大陸一直沒有看過，拍完就挨批，文革中被打成大毒草。待到我看到片子，已是八幾年在香港國貨公司買到光碟後的事。正如當年看過內部片的朋友告訴我：「莫名其妙，什麼毒草！那麼純潔的愛情故事。」

文革初，我入了牛棚。隔了兩三年，才去找他。那時已是兩派打派仗的時候，韓菲作為「三名三高」（文藝界有名人物的罪名）的批判對象，也受到衝擊。他們歌舞團被整得最慘的當然是知名度高的楊麗坤，社會上流傳著很多關於她的消息，都說她被整瘋了。韓菲夫婦自然是很同情她的（他們都叫她「小九」），跟我說過楊麗坤的過去，包括婚戀情況。我曾在他們家中見過她，有氣質不凡的印象。

韓菲突然病逝，年僅四十四歲

當時，看到那麼多人挨整，對自己的逆境，我也就無所謂起來。在單位上幫造反派搞大批判牆報、畫宣傳畫，隨波逐流。但是，韓菲卻不同，他那爽朗的笑容已很難見到，在他們家有時對著我，笑一下，很快就收歛。我告訴他們運動中的遭遇，或者聊聊滿天飛的社會新聞，他們兩口子興趣都不大，臉上掛著陰影。有一次昆明發生一件大慘案，傳得家喻戶曉，我跑去告訴他們。有一幫下放到保山芒市的知青，偷偷地鑽進很大的空油罐車，想隨車潛回昆明，沒想到車過怒江大橋時，司機下來檢查零件，將油罐車頂的蓋子拴緊，原來可以透氣的油罐密封了。車一溜煙開到昆明，打開油罐才發現知青全都悶死，而且屍體無法辨認......他們靜靜地聽我講，搖搖頭，沒有言語。

後來發現，他們兩口子關係有點冷淡，韓菲身體也不好，住了院。出院，在家休養，心情沮喪。又一天，我接到她女兒電話去看他們，進大門就聽到哭聲，蘇天（我跟著大家這樣稱呼她）在那裡放聲大哭，沒想到身體壯實高大的韓菲竟突然病逝。抱歉，現在我已記不起，他是什麼病而不治的。只記得那年他四十四歲，那是一九七三年。韓菲死後，歌舞團沒有舉行追悼儀式，據說是「問題還沒有作結論」。天哪，他有什麼了不起的問題呢？火葬那天，除了很少的幾位親戚，外人只有我一個，歌舞團竟一個人也沒有來。我帶了一朵玫瑰花去獻給他，和他作最後的告別。

楊麗坤在文革中被整瘋了

據我所知，韓菲是雲南演藝界死於文革的很少幾個人之一，另一位是軍區文工團一名女演員，因反對文革攻擊毛和江青，打成現反，死不低頭，被關得很慘而死去（此案非常保密）。而楊麗坤這位美麗的彞族女演員，在文革中被批鬥、毆打、精神失常。流浪、失蹤、關押在歌舞團的地下室。沒有人保護她。在韓菲死的那年，她在精神病院和一位上海人結婚。直到文革後陳荒煤一篇文章《阿詩瑪，你在哪裡？》她才回到公眾記憶中，人們在上海找到她，整個人已面目全非。她這樣倖存下來，無聲無息地在上海度過餘生。

影片《阿詩瑪》被扣上「宣揚愛情至上」的大帽子後，封存十三年，七八年才公映，其間改編者雲大校長李廣田自殺身亡，女主角瘋了，韓菲死於非命。而這個片子，今天看來，仍有那時代的明顯痕跡，讓人想到如《白毛女》大春救喜兒和《紅色娘子軍》式的革命情調。藝術上也非常保守「老土」。有趣的是，今天上網，查電影《阿詩瑪》資料，第三主角阿支的演員是「韓非」而不是韓菲。解說是上海演員。完全張冠李戴。韓非是上海老牌明星，而且是和江青有點關係的人。總之，昆明的韓菲已經完全在歷史上不明不白地被抹掉了。

蘇天祥大姐對我的關照

韓菲過世的同年，蘇伯母也病逝。蘇天已轉任舞校教師，要照顧兩個孩子，生活供應又差。這位四九年後第一代舞蹈家要帶病上班，屋漏還要自己爬上屋頂檢修。挨到文革後，蘇天才和一位工程師結婚，八○年她被任命為省歌舞團副團長，全國舞協理事，多次帶團外出演出，在舞蹈創作、編導、演出和組織工作上操勞很多。一九九二年赴臺灣演出舞劇《阿詩瑪》，我們在香港會面。一九九三年我去昆明旅遊，她來接機，抽時間陪我和太太遊覽。九七年，退休的劉芳俊、蘇天夫婦去加拿大女兒家探親，三代人團聚四個月，那是他們一段非常難得的幸福時光。她看到一對兒女都能如她所願地自食其力，孫輩也在健康成長。

一九九九年，蘇天發現肺癌，在丈夫悉心照料下，忍受三次化療的痛苦，身體極度虛弱，失去任何免疫能力，終於二○○○年四月與世長辭。三個月之後，和她一起度過舞臺黃金歲月的楊麗坤，也在上海家中病逝。蘇天比楊麗坤大八歲，終年六十七歲。

在韓菲去世後，我在昆明又待了七年，直到移居香港。這期間，蘇天大姐仍然給我不少的關照，雖然，那年頭還是那樣動盪而混沌。我已從一個單純的技術人員變成一個體制的邊緣人，放下專業的計算機、函數表、經緯儀，拿起了紙和筆，不務正業，結識了各方面更多的朋友。那時候，文革已經變成一具紙老虎，在林彪事件後，昆明知識界思潮暗湧，與日俱增，大家交換內部讀物，通宵達旦讀《赫魯曉夫回憶錄》《第三帝國的興亡》。串門子、論國是、指雞罵狗。傳播小道消息，肆無忌憚，都在等候那秦始皇斷氣的一天到來。我竟然預言毛之後華國鋒上臺，至今還有人記得。

蘇天看我愛畫畫，給我介紹青年畫家，乃至關心我的婚姻問題，至到毛死後，還提醒我說話不要太隨便，要留意場合。像家裡人似的直言相勸（其實，經過文革我們都懂一個潛規則，那就是不在超過兩個人的場合說真話，因為運動一來，一對一的指控沒有旁證，可以不認帳）。她也送過我一本家中收藏的舊版《古文觀止》，我親手把它裝幀起來，帶在身邊，直到今天。我給她解說王勃〈滕王閣序〉的故事，我最喜歡其中的一個對偶句是：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
　　萍水相逢，儘是他鄉之客。
　　
回首往事，我們這個沒落子弟的群落，命運早已注定是「自生自滅」。一位女友常用樣板戲台詞笑我是「打不死的吳清華」。活在人間，沒有運氣，更沒有靠山，但是，有韓菲蘇天這樣的朋友的善待和提供一個小小空間，讓我喘息，輕鬆片刻，那是人生難得的驛站。

新時代終於降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北京中央臺預報說有重要消息廣播。我們期待的事發生了。哀樂像一條無盡的河流，沖走了人們心頭鬱積的許多東西。七九年，我歸納所得所思，寫成一篇有突破性的評論文章〈《清宮秘史》不是賣國主義影片〉，被省的主要刊物《邊疆文藝》所接受，經省委宣傳部審批同意發表。一萬二千字。拿到平生第一筆稿費九十二元五角，超過我一個月的工資。當然，也有相應的社會認可和恭維。

似乎，再也不必為調動工作而煩惱了。這時，年邁的母親已經從湖南到達香港，雖然，她再也不能和生離死別三十年的父親相聚。

我別無選擇：申請出國。行囊中已經塞滿了雜七雜八的碎片。八○年秋天，懷著一片憂傷，幾許依戀，告別這埋葬我的青春的地方，走向一個未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