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法官特別荒淫 每週都要嫖一大學生處女
——笑蜀：中國社會的兩極振蕩與傳播革命
基層社會正在山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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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先講幾個故事。
某友九十年代初移民海外，最近回國探親，想順便見某老同學。我勸他別去了，因為我早見過某老同學，給我的印象是自我感覺太好。現在人家剛升到一個顯赫位置，應該是一生中最得意的時候，這種情況你去見什麼見？有什麼可談的？
但是，某友不聽。他當然有不聽的理由，畢竟他們舊情太深，同吃同住好幾年，甚至穿衣服都不分彼此，簡直跟親兄弟一樣。再怎麼變，這份感情該不會變吧。但真的見面之後，果然如我所料，他大受打擊。原來兄弟情分也未必可靠，某老同學那官腔，那種傲慢和自得，他根本無法接受。兩人不知所云十來分鐘就匆匆分了手。
這種自我感覺太好的權貴心態，我再清楚不過。這裡還有一個故事。我的一位朋友是高級軍官出身，也算是既得利益者，但轉業後經常跟我們一起混，思想變化很大。去年中秋，他當年的老戰友請他去廣州白天鵝賓館喝酒。那些老戰友都不是等閑之輩，都是廳局級單位的一把手，但彼此見面後完全話不投機。那時張五常剛剛講中國制度是最完美的制度，我那個朋友不知藏拙，當著老戰友的面抨擊張五常，他們很驚訝，說張五常說的沒錯，中國制度哪不好了？弄得我那個朋友很無趣。當晚十二點剛過，正是賞月好時光，他卻一刻也坐不住，驅車四十多公里趕到我們聚會的郊外農村，見了面就破口大罵那幫老戰友。
所以近些年來，我一直納悶權貴強烈的優越感都從哪來的？前不久一個記者跟我閑談時，無意中提醒了我。他說剛剛落網的某高級法官，特別荒淫無恥，以致每週都要嫖一個大學生處女，而且專門有人為他物色，他到哪出差，就把物色到的大學生處女送到哪。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它讓我立馬回想起一系列的官場情色傳聞。譬如某貪官以收藏不同情婦的陰毛為樂；某貪官以安排工作為誘餌同時包養多個大學生二奶，等等。於是我的思路一下打通了，我知道他們的自我感覺為什麼那麼好了。他們拚命追逐權力，最終目的不就是做帝王嗎？而現在他們已經事實上三宮六院，聲色犬馬，這不就是帝王般的生活嗎？他們自然會有帝王般的感覺，要睥睨天下了。那麼他們認為自己達到了人生的巔峰狀態，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又何足怪哉？
這樣的故事還可以不斷列舉以致無窮，這足以證明，當下中國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一個山寨中國，有成千上萬個梁山水泊，即成千上萬個山寨。如果說高層還有一定程度的集體領導，有一定程度的規則，那麼愈往下，權力就愈是碎片化，一把手說了算的體制就愈強大，以致幾乎每個碎片都有一個自我感覺特好的小帝王，哪怕區區一個小村長都可以做小帝王。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山寨化局面到底是怎麼來的？諸多原因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傳統穩定觀作祟。這種穩定觀沒有彈性，對社會穩定的理解是一種僵硬的理解，不容許自由博弈，不容許任何振蕩。為了保證這種絕對靜態的穩定，而對地方領導人實行一票否決。這種幾乎是無限的政治責任，必然以事實上幾乎無邊的賦權為前提。因為如果沒有幾乎無邊的賦權，那麼誰也不可能、不敢承擔無限責任。
這就助長了地方上一把手體制的不斷強化。一把手既可以將幾乎無邊的權力用於保障穩定，也可用於尋租。而一旦尋租產生嚴重後果，他們慣用的手法，就是把事件高度政治化，動不動上升到穩定層面。而一上升到穩定層面，就什麼手段都敢用，什麼代價都敢付，就足以動員整個政權的力量來為自己買單。穩定就這樣成了他們手中的核彈，往往用來要挾、綁架、敲詐整個政權，尤其用來對付體制的制約，跟體制達成恐怖平衡，使山寨秩序固定化，長期化。
公民社會的成長是最大的中國奇蹟
山寨化是中國現狀的一個很重要的斷面。如果說這個斷面極其幽暗，令人沮喪，那麼與此對應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斷面，則是健康的，積極的，能帶給我們希望，鼓舞我們的信心。這個重要的斷面，就是公民社會的成長。
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可能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的成就。這個成就的偉大，已經在汶川地震中充分展現了出來。那麼多民間組織爭相馳援災區，在中國六十年救災史上是空前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救災史的一個根本轉折點。中國六十年歷史上，從來沒有哪次救災像汶川地震這樣，民間力量那麼主動、那麼強烈地介入，並且在整個救援中，確實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當時災區很多標語口號，都是災民內心感受的寫照，都是感謝某某志願者組織，感謝某某NGO組織，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千篇一律只是感謝黨和政府。
汶川大救援是公民社會意識的大普及，大啟蒙。直到現在，地震災區仍是志願者和民間組織密度最大的地區。災區重建仍離不開民間力量，尤其離不開民間公益資金。甚至有學者呼籲，要把地震災區建成中國公民社會的特區或者說示範區。
民間力量能改寫一部中國救災史，這足以證明，經過三十年的恢復和積累，民間力量已成長到什麼程度。這是中國六十年來從來沒有過的情況，對中國未來的轉型將具有決定性意義。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中國民間力量的成長，是跟網際網路的發展相輔相成的。眾所周知，民間力量所處的制度環境一直很不理想。但凡做過業主的人，對此都應有切身感受。物業公司的背後不僅有開發商，更有地方政府，因為地方政府讓渡了很大一部分公權力給物業公司，所以物業公司名義上為業主服務，但事實上往往反僕為主。業主雖然理論上是小區主人，但在嚴格管制之下，很難實現自發的聯合，只能單槍匹馬面對物業公司，當然不是對手。
物業小區是民間力量所處的制度環境的一個縮影。民間力量在現實中本來很難找到突圍方向，網際網路卻意外地敞開了天窗。具有公共關懷、公共情結的一大批中產階層，尤其是新知識份子，大多是網民。他們不能在現實中聚合，但網際網路讓他們走到一起，網際網路讓他們開始了精神上的聚合。這種精神聚合的擴展，就逐步形成了一個虛擬世界的公民社會。
但是，如果說這個公民社會最初只停留於虛擬，現在則越來越走向實體化。即便最初是虛擬的，但他們關注的方向，討論的主題，仍大多是現實的，而且這種關注和討論，越來越跟現實的力量結合。其一是跟現實中的平面媒體結合，虛擬世界的許多素材，最終都轉化成了平面媒體的素材；其二是跟體制內的高層決策結合，成為高層決策者突破下屬信息屏蔽、瞭解民情民意的一個主要通道。
網路公民社會跟現實力量的結合，有如化學變化，最終產生了一個新事物，過去六十年聞所未聞的新事物，那就是公共輿論場。網路提供和放大公共話題，媒體加以提煉和深化，然後形成重大輿論事件，影響高層決策。這已經成了一種模式。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官方與民間，公民行動與高層決策，就這樣開始了多方互動。
這是令人鼓舞的跡象，公民社會就這樣突破了制度屏障，先從網際網路找到突破口，在網際網路紮下根來，實現虛擬世界的自發聯合。再以公民集體行動逐步滲透現實，影響現實，推動現實，改變現實。公民集體行動在中國原本是做夢都不能想像的，但藉助網際網路，藉助網際網路帶動的公共輿論場，它們變成了現實，在中國的公共生活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
現代戰爭講的是制空權。誰有空中優勢，誰就有決勝的把握。對於中國的公民社會來說，網際網路就是最好的制空權，它的開放性，它的分散性，它的平民性，注定了它最適合民間的自由表達，所以能最先為民間所用。一旦掌握了這個決定性的制空權，民間力量就得到了全面的，前所未有的提升。如果把公民社會跟成千上萬個山寨的博弈比成一場持久戰，那麼在地面戰場，公民社會顯然沒有決勝的希望，因為險關要隘都成了山寨的金湯之設。而且公民社會早就被切割得支離破碎，完不成集結，形不成力量了。但網際網路的橫空出世，把最初的陸戰變成了以空戰為主的立體戰爭。公民社會得以拔地而起，跨越千難萬險，在無垠的天空中自由飛翔。當然相應地，山寨也逐漸配備了各式各樣的對空火炮甚至是對空導彈，也有空中飛人被擊中，但迄今為止，地面防空炮火仍遠遠不能壓制空中集群。
到網際網路聚合這個喜好，現在幾乎席捲全民。這不僅派生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公共輿論場，而且這個輿論場彷彿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眾議院。它以整個公民社會的集體力量，來為中國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設置議程。到了這種地步，公民社會就不再是假想或虛擬的，而已經是一個現實的客觀存在，儘管它還比較初級，還有很多不足，就像模擬電視肯定沒有數字電視好，但中國公民社會才用了不到10年時間，就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這無論如何是個奇蹟。當下鼓吹所謂中國奇蹟已經成了新時尚，但我認為，只是從這個角度，才談得上中國奇蹟，這也才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最大和最可自豪的奇蹟。
這是矛盾的時代，但暗藏很多機會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其實主要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回歸一個正常國家，通過這種回歸，向現代國家邁進。我們常常說當下中國社會是轉型社會，朝哪兒轉？就是朝現代國家轉。而所謂現代國家的基本定義，在我看來，無非是市場經濟加公民社會加憲政體制。我們過去只講經濟建設為中心，只講市場經濟，這是不夠的。社會建設並不比經濟建設次要，而社會建設主要就是建設公民社會。所以跟發展經濟齊頭併進的時代主題，應該是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建設一個偉大的公民社會。只有在偉大公民社會的基礎上，才可能誕生真正偉大的國家。這個進程，中國現在才剛剛開始。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個矛盾的時代，一個山寨秩序與公民社會，一個罪惡與美好，一個絕望與希望並存的時代。它的彈性竟是如此之大，它的複雜性竟是如此之大，可說是史所未見。這就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它的政治幅員的空間。當下中國，彷彿是一個巨大的星系，有若干個星球運行其間，有若干個時空並存其間。有一千年前的，有三百年前的，有三十年前的，也有當代的即公民的。你是哪類人，你想做哪類人，幾乎都能找到對應的時空，都能讓你心有所屬。
這就是說，當下中國社會的複雜性，給我們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可能性。你可以什麼事都不做而且有足夠的理由，你甚至可以跟山寨沆瀣一氣而且也不難找到足夠的理由，但你也能很有作為而且也有足夠的理由。做不做事，做什麼事，怎麼做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的主觀選擇。總之，這個時代固然很多問題，讓我們常常無助無奈，但這並不是我們抱怨這個時代的理由。這個時代給我們提供的其實是多選項，起碼已經有一個公民社會擺在面前，如果你根本不受它的誘惑，你的思想根本不曾放飛，那麼多的可能性你根本不嘗試或者淺嘗輒止，那麼將來你對自己的人生不滿意時，就不能怪敵人太狡猾，只能怪你自己太愚蠢了。
公民社會與山寨秩序的兩極振蕩，是當下中國社會的主要特點。那麼這種兩極振蕩究竟怎樣改變著中國的新聞生態呢？
傳播革命正在發生
先看兩個案例，即重慶釘子戶事件和廈門PX事件。重慶釘子戶事件中，大批公民記者自發湧向現場，發回大量的第一手報導。廈門PX事件中，我的朋友北風和令狐補充更是大出風頭。當時地方政府屏蔽了廈門市民散步現場的手機信號，但他們只把廈門市民當防範對象，沒想到會有外地的公民記者自發介入，結果北風專程飛到廈門，他的異地手機不在屏蔽之列，可以現場採寫，在後方的令狐接到北風簡訊後立即發布，這就成功突破了地方政府的新聞封鎖。
這方面最經典的案例，仍是汶川大救援。過去的公民行動無論怎樣轟轟烈烈，都限於個人行為。汶川大救援顛覆了這個傳統範式，它提供了一個新的範式，即公民集體行動的新範式，並被廣泛效仿。從此之後，哪裡發生重大公共事件，哪裡一定成為整個公民社會關注的焦點，哪裡一定成為整個民間資源匯聚的中心，哪裡一定成為公民集體行動的高地，也是公民新聞的高地、信息自由發布的高地。
湖北巴東的鄧玉嬌案是這方面最新的案例。隨著IT技術的突飛猛進，現在信息自由發布的門檻更低，只要有一部能上網的手機，就能直接從前方發布新聞，根本不需要像當初北風那樣，還要請一個令狐在後方配合。而且，現在公民記者介入公共事件的衝動更強烈。巴東本來地處偏遠，但自然的和人為的重重屏障，仍擋不住數千網民自髮結伴而去，以致當地賓館全部爆棚。這些結伴而去的網民大多有大學以上文化，大多熟悉網路傳播，大多有基本的法律和社會政治素養，其平均素質並不在平面媒體記者之下。而且他們更自由，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發布信息，傳統媒體的審稿程序和傳統的網路管制基本上奈何不得他們。
周瑞金有個著名的觀點，就是中國已經出現了新意見階層。而所謂新意見階層的主體，在我看來倒未必是那些在書齋中指點江山的素手書生，而是熱衷公民集體行動的中產階層，尤其是新知識份子。他們有著強大的個人資源和旺盛的精力，有著強大的行動能力和參與激情，是典型的"吃飽了撐的"的一群人。他們平時都忙於自己的事業，介入公共事件只是他們的個人偏好，只是他們踐行公民社會理想、履行公民責任的平常舉動，不存在政治的、功利的考慮，就跟他們定期不定期出去自助旅遊一樣簡單。也可以把他們定義為精神意義上的、審美意義上的驢友。
在公共輿論場翻雲覆雨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新意見階層，他們就彷彿中國新聞版圖上的一支遊牧民隊伍。專業的媒體好管理，這樣的遊牧民卻很難馴服，他們一方面來自四面八方，數不勝數，另一方面根本無從識別，誰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誰，到底寄身何處，事發時他們到底如何反應。風來時萬鈞雷霆，風去後了無痕跡。傳統媒體的管制體系對他們幾乎全然失效，他們藉助新技術天馬行空，成為信息自由傳播的主力，主導著公共輿論場的方向。這極大地推動了新聞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中國新聞劃時代的革命，正從這裡發端，全民新聞、公民新聞時代正從這裡起步。
邁向新生活即公民生活
如果說，山寨秩序是國家統一政令和統一法制最大的敵人，國家社會政治生活因為山寨的切割，一度變得沒有統一，沒有標準，沒有法度，沒有共識，那麼，如今這個危險的局面正在改觀。公民社會和公民新聞的發展，已經給我們充分展示了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可能性。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因此正在走向統一，開始有了標準，有了法度，有了共識，那就是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標準，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法度，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共識。就此而言，公民社會和公民新聞的發展無疑是中國社會的福音，它們是這個斷裂社會中的人心粘合劑，它們是這個偏執社會中的人心均衡器。和諧社會只有朝這樣的方向去走，才是人間正道，也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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