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法官特別荒淫 每週都要嫖一大學生處女
——笑蜀:中國社會的兩極振蕩與傳播革命

基層社會正在山寨化

不妨先講幾個故事。

某友九十年代初移民海外,最近回國探親,想順便見某老同學。我勸他別去了,因為我早見過某老同學,給我的印象是自我感覺太好。現在人家剛升到一個顯赫位置,應該是一生中最得意的時候,這種情況你去見什麼見?有什麼可談的?

但是,某友不聽。他當然有不聽的理由,畢竟他們舊情太深,同吃同住好幾年,甚至穿衣服都不分彼此,簡直跟親兄弟一樣。再怎麼變,這份感情該不會變吧。但真的見面之後,果然如我所料,他大受打擊。原來兄弟情分也未必可靠,某老同學那官腔,那種傲慢和自得,他根本無法接受。兩人不知所云十來分鐘就匆匆分了手。

這種自我感覺太好的權貴心態,我再清楚不過。這裡還有一個故事。我的一位朋友是高級軍官出身,也算是既得利益者,但轉業後經常跟我們一起混,思想變化很大。去年中秋,他當年的老戰友請他去廣州白天鵝賓館喝酒。那些老戰友都不是等閑之輩,都是廳局級單位的一把手,但彼此見面後完全話不投機。那時張五常剛剛講中國制度是最完美的制度,我那個朋友不知藏拙,當著老戰友的面抨擊張五常,他們很驚訝,說張五常說的沒錯,中國制度哪不好了?弄得我那個朋友很無趣。當晚十二點剛過,正是賞月好時光,他卻一刻也坐不住,驅車四十多公里趕到我們聚會的郊外農村,見了面就破口大罵那幫老戰友。

所以近些年來,我一直納悶權貴強烈的優越感都從哪來的?前不久一個記者跟我閑談時,無意中提醒了我。他說剛剛落網的某高級法官,特別荒淫無恥,以致每週都要嫖一個大學生處女,而且專門有人為他物色,他到哪出差,就把物色到的大學生處女送到哪。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它讓我立馬回想起一系列的官場情色傳聞。譬如某貪官以收藏不同情婦的陰毛為樂;某貪官以安排工作為誘餌同時包養多個大學生二奶,等等。於是我的思路一下打通了,我知道他們的自我感覺為什麼那麼好了。他們拚命追逐權力,最終目的不就是做帝王嗎?而現在他們已經事實上三宮六院,聲色犬馬,這不就是帝王般的生活嗎?他們自然會有帝王般的感覺,要睥睨天下了。那麼他們認為自己達到了人生的巔峰狀態,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又何足怪哉?

這樣的故事還可以不斷列舉以致無窮,這足以證明,當下中國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一個山寨中國,有成千上萬個梁山水泊,即成千上萬個山寨。如果說高層還有一定程度的集體領導,有一定程度的規則,那麼愈往下,權力就愈是碎片化,一把手說了算的體制就愈強大,以致幾乎每個碎片都有一個自我感覺特好的小帝王,哪怕區區一個小村長都可以做小帝王。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山寨化局面到底是怎麼來的?諸多原因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傳統穩定觀作祟。這種穩定觀沒有彈性,對社會穩定的理解是一種僵硬的理解,不容許自由博弈,不容許任何振蕩。為了保證這種絕對靜態的穩定,而對地方領導人實行一票否決。這種幾乎是無限的政治責任,必然以事實上幾乎無邊的賦權為前提。因為如果沒有幾乎無邊的賦權,那麼誰也不可能、不敢承擔無限責任。

這就助長了地方上一把手體制的不斷強化。一把手既可以將幾乎無邊的權力用於保障穩定,也可用於尋租。而一旦尋租產生嚴重後果,他們慣用的手法,就是把事件高度政治化,動不動上升到穩定層面。而一上升到穩定層面,就什麼手段都敢用,什麼代價都敢付,就足以動員整個政權的力量來為自己買單。穩定就這樣成了他們手中的核彈,往往用來要挾、綁架、敲詐整個政權,尤其用來對付體制的制約,跟體制達成恐怖平衡,使山寨秩序固定化,長期化。

公民社會的成長是最大的中國奇蹟

山寨化是中國現狀的一個很重要的斷面。如果說這個斷面極其幽暗,令人沮喪,那麼與此對應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斷面,則是健康的,積極的,能帶給我們希望,鼓舞我們的信心。這個重要的斷面,就是公民社會的成長。

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可能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的成就。這個成就的偉大,已經在汶川地震中充分展現了出來。那麼多民間組織爭相馳援災區,在中國六十年救災史上是空前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救災史的一個根本轉折點。中國六十年歷史上,從來沒有哪次救災像汶川地震這樣,民間力量那麼主動、那麼強烈地介入,並且在整個救援中,確實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當時災區很多標語口號,都是災民內心感受的寫照,都是感謝某某志願者組織,感謝某某NGO組織,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千篇一律只是感謝黨和政府。

汶川大救援是公民社會意識的大普及,大啟蒙。直到現在,地震災區仍是志願者和民間組織密度最大的地區。災區重建仍離不開民間力量,尤其離不開民間公益資金。甚至有學者呼籲,要把地震災區建成中國公民社會的特區或者說示範區。

民間力量能改寫一部中國救災史,這足以證明,經過三十年的恢復和積累,民間力量已成長到什麼程度。這是中國六十年來從來沒有過的情況,對中國未來的轉型將具有決定性意義。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中國民間力量的成長,是跟網際網路的發展相輔相成的。眾所周知,民間力量所處的制度環境一直很不理想。但凡做過業主的人,對此都應有切身感受。物業公司的背後不僅有開發商,更有地方政府,因為地方政府讓渡了很大一部分公權力給物業公司,所以物業公司名義上為業主服務,但事實上往往反僕為主。業主雖然理論上是小區主人,但在嚴格管制之下,很難實現自發的聯合,只能單槍匹馬面對物業公司,當然不是對手。

物業小區是民間力量所處的制度環境的一個縮影。民間力量在現實中本來很難找到突圍方向,網際網路卻意外地敞開了天窗。具有公共關懷、公共情結的一大批中產階層,尤其是新知識份子,大多是網民。他們不能在現實中聚合,但網際網路讓他們走到一起,網際網路讓他們開始了精神上的聚合。這種精神聚合的擴展,就逐步形成了一個虛擬世界的公民社會。

但是,如果說這個公民社會最初只停留於虛擬,現在則越來越走向實體化。即便最初是虛擬的,但他們關注的方向,討論的主題,仍大多是現實的,而且這種關注和討論,越來越跟現實的力量結合。其一是跟現實中的平面媒體結合,虛擬世界的許多素材,最終都轉化成了平面媒體的素材;其二是跟體制內的高層決策結合,成為高層決策者突破下屬信息屏蔽、瞭解民情民意的一個主要通道。

網路公民社會跟現實力量的結合,有如化學變化,最終產生了一個新事物,過去六十年聞所未聞的新事物,那就是公共輿論場。網路提供和放大公共話題,媒體加以提煉和深化,然後形成重大輿論事件,影響高層決策。這已經成了一種模式。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官方與民間,公民行動與高層決策,就這樣開始了多方互動。

這是令人鼓舞的跡象,公民社會就這樣突破了制度屏障,先從網際網路找到突破口,在網際網路紮下根來,實現虛擬世界的自發聯合。再以公民集體行動逐步滲透現實,影響現實,推動現實,改變現實。公民集體行動在中國原本是做夢都不能想像的,但藉助網際網路,藉助網際網路帶動的公共輿論場,它們變成了現實,在中國的公共生活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

現代戰爭講的是制空權。誰有空中優勢,誰就有決勝的把握。對於中國的公民社會來說,網際網路就是最好的制空權,它的開放性,它的分散性,它的平民性,注定了它最適合民間的自由表達,所以能最先為民間所用。一旦掌握了這個決定性的制空權,民間力量就得到了全面的,前所未有的提升。如果把公民社會跟成千上萬個山寨的博弈比成一場持久戰,那麼在地面戰場,公民社會顯然沒有決勝的希望,因為險關要隘都成了山寨的金湯之設。而且公民社會早就被切割得支離破碎,完不成集結,形不成力量了。但網際網路的橫空出世,把最初的陸戰變成了以空戰為主的立體戰爭。公民社會得以拔地而起,跨越千難萬險,在無垠的天空中自由飛翔。當然相應地,山寨也逐漸配備了各式各樣的對空火炮甚至是對空導彈,也有空中飛人被擊中,但迄今為止,地面防空炮火仍遠遠不能壓制空中集群。

到網際網路聚合這個喜好,現在幾乎席捲全民。這不僅派生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公共輿論場,而且這個輿論場彷彿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眾議院。它以整個公民社會的集體力量,來為中國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設置議程。到了這種地步,公民社會就不再是假想或虛擬的,而已經是一個現實的客觀存在,儘管它還比較初級,還有很多不足,就像模擬電視肯定沒有數字電視好,但中國公民社會才用了不到10年時間,就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這無論如何是個奇蹟。當下鼓吹所謂中國奇蹟已經成了新時尚,但我認為,只是從這個角度,才談得上中國奇蹟,這也才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最大和最可自豪的奇蹟。

這是矛盾的時代,但暗藏很多機會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其實主要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回歸一個正常國家,通過這種回歸,向現代國家邁進。我們常常說當下中國社會是轉型社會,朝哪兒轉?就是朝現代國家轉。而所謂現代國家的基本定義,在我看來,無非是市場經濟加公民社會加憲政體制。我們過去只講經濟建設為中心,只講市場經濟,這是不夠的。社會建設並不比經濟建設次要,而社會建設主要就是建設公民社會。所以跟發展經濟齊頭併進的時代主題,應該是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建設一個偉大的公民社會。只有在偉大公民社會的基礎上,才可能誕生真正偉大的國家。這個進程,中國現在才剛剛開始。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個矛盾的時代,一個山寨秩序與公民社會,一個罪惡與美好,一個絕望與希望並存的時代。它的彈性竟是如此之大,它的複雜性竟是如此之大,可說是史所未見。這就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它的政治幅員的空間。當下中國,彷彿是一個巨大的星系,有若干個星球運行其間,有若干個時空並存其間。有一千年前的,有三百年前的,有三十年前的,也有當代的即公民的。你是哪類人,你想做哪類人,幾乎都能找到對應的時空,都能讓你心有所屬。

這就是說,當下中國社會的複雜性,給我們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可能性。你可以什麼事都不做而且有足夠的理由,你甚至可以跟山寨沆瀣一氣而且也不難找到足夠的理由,但你也能很有作為而且也有足夠的理由。做不做事,做什麼事,怎麼做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的主觀選擇。總之,這個時代固然很多問題,讓我們常常無助無奈,但這並不是我們抱怨這個時代的理由。這個時代給我們提供的其實是多選項,起碼已經有一個公民社會擺在面前,如果你根本不受它的誘惑,你的思想根本不曾放飛,那麼多的可能性你根本不嘗試或者淺嘗輒止,那麼將來你對自己的人生不滿意時,就不能怪敵人太狡猾,只能怪你自己太愚蠢了。

公民社會與山寨秩序的兩極振蕩,是當下中國社會的主要特點。那麼這種兩極振蕩究竟怎樣改變著中國的新聞生態呢?

傳播革命正在發生

先看兩個案例,即重慶釘子戶事件和廈門PX事件。重慶釘子戶事件中,大批公民記者自發湧向現場,發回大量的第一手報導。廈門PX事件中,我的朋友北風和令狐補充更是大出風頭。當時地方政府屏蔽了廈門市民散步現場的手機信號,但他們只把廈門市民當防範對象,沒想到會有外地的公民記者自發介入,結果北風專程飛到廈門,他的異地手機不在屏蔽之列,可以現場採寫,在後方的令狐接到北風簡訊後立即發布,這就成功突破了地方政府的新聞封鎖。

這方面最經典的案例,仍是汶川大救援。過去的公民行動無論怎樣轟轟烈烈,都限於個人行為。汶川大救援顛覆了這個傳統範式,它提供了一個新的範式,即公民集體行動的新範式,並被廣泛效仿。從此之後,哪裡發生重大公共事件,哪裡一定成為整個公民社會關注的焦點,哪裡一定成為整個民間資源匯聚的中心,哪裡一定成為公民集體行動的高地,也是公民新聞的高地、信息自由發布的高地。

湖北巴東的鄧玉嬌案是這方面最新的案例。隨著IT技術的突飛猛進,現在信息自由發布的門檻更低,只要有一部能上網的手機,就能直接從前方發布新聞,根本不需要像當初北風那樣,還要請一個令狐在後方配合。而且,現在公民記者介入公共事件的衝動更強烈。巴東本來地處偏遠,但自然的和人為的重重屏障,仍擋不住數千網民自髮結伴而去,以致當地賓館全部爆棚。這些結伴而去的網民大多有大學以上文化,大多熟悉網路傳播,大多有基本的法律和社會政治素養,其平均素質並不在平面媒體記者之下。而且他們更自由,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發布信息,傳統媒體的審稿程序和傳統的網路管制基本上奈何不得他們。

周瑞金有個著名的觀點,就是中國已經出現了新意見階層。而所謂新意見階層的主體,在我看來倒未必是那些在書齋中指點江山的素手書生,而是熱衷公民集體行動的中產階層,尤其是新知識份子。他們有著強大的個人資源和旺盛的精力,有著強大的行動能力和參與激情,是典型的"吃飽了撐的"的一群人。他們平時都忙於自己的事業,介入公共事件只是他們的個人偏好,只是他們踐行公民社會理想、履行公民責任的平常舉動,不存在政治的、功利的考慮,就跟他們定期不定期出去自助旅遊一樣簡單。也可以把他們定義為精神意義上的、審美意義上的驢友。

在公共輿論場翻雲覆雨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新意見階層,他們就彷彿中國新聞版圖上的一支遊牧民隊伍。專業的媒體好管理,這樣的遊牧民卻很難馴服,他們一方面來自四面八方,數不勝數,另一方面根本無從識別,誰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誰,到底寄身何處,事發時他們到底如何反應。風來時萬鈞雷霆,風去後了無痕跡。傳統媒體的管制體系對他們幾乎全然失效,他們藉助新技術天馬行空,成為信息自由傳播的主力,主導著公共輿論場的方向。這極大地推動了新聞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中國新聞劃時代的革命,正從這裡發端,全民新聞、公民新聞時代正從這裡起步。

邁向新生活即公民生活

如果說,山寨秩序是國家統一政令和統一法制最大的敵人,國家社會政治生活因為山寨的切割,一度變得沒有統一,沒有標準,沒有法度,沒有共識,那麼,如今這個危險的局面正在改觀。公民社會和公民新聞的發展,已經給我們充分展示了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可能性。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因此正在走向統一,開始有了標準,有了法度,有了共識,那就是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標準,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法度,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共識。就此而言,公民社會和公民新聞的發展無疑是中國社會的福音,它們是這個斷裂社會中的人心粘合劑,它們是這個偏執社會中的人心均衡器。和諧社會只有朝這樣的方向去走,才是人間正道,也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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