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報》大陸新聞版曾報導：中國有史以來一次使用汽車最遠距離轉移服刑人員，動用1580輛汽車，出動7718人次警力，把 1900重刑人千里大轉監，日夜兼程，途經23個市縣，行程1萬3500公里。這使我回憶起1967年文革打規模虐殺勞改犯的一件往事。
那年春夏之交，隨著文革的深入發展，社會越來越亂。為了穩定局勢，中共決定向在押的"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開刀。事前中國公安部下達命令，將犯人從南調往北，從北調往南，日夜兼程，目的使犯人迷失方向，利用當地民眾將五類份子徹底乾淨的消滅，比逢年過節召開公判大會槍斃犯人更為有效，一方面能震鑷民眾，另一方面能根除反抗力量，達至長治久安的目的。
調動完畢，各省市縣公安部門秘密執行命令。第一步製造恐怖謠言，說勞改犯人暴動，攔路搶劫，擾亂社會治安，籍此發動群眾，組織起來自衛。
那時全國大中院校停課，讓學生走出校園鬧革命。教師無事可做，部分錈入文革漩渦；部分回家等候復課鬧革命。我執拾行李回到父母居住的城市。由於戶籍問題，先到居委會填寫好表格。在呈派出所批准才准住宿。
公安局歷來對知識份子懷有戒心，怕我自由走動妨礙他們的秘密工作，借個理由把我管制起來，說我是國家幹部必須按時上班，協助居委搞宣傳工作。
其實我的任務是修改稿子，疏通句子，改正錯別字，然後把公安局的文稿抄寫成大字報，一式十多份，那去街頭和公共場所張貼。
我越抄越覺得奇怪，監獄武警為什麼讓犯人出來危害人民？前天血洗芳村，昨天血洗三雲村，犯人手段殘忍，闖入民宅殺人放火和搶劫財物。大字報貼出，社會沸沸揚揚，胡同小巷都築起閘門，晚上10點後戒嚴。
第二步殺人準備工作。到了第九天，派出所所長親臨具體指導：召開各街委幹部會議，每條街一組為單位，組成一個隊，要求每戶派一個人輪值，必須自帶防身武器，諸如木棍扁擔鋤頭鐵棍等，指定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當隊長，自備哨子鑼鼓，並宣布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日夜把守路口，發現勞改犯人蹤影便敲鑼打鼓圍追堵截。經過半個多月的宣傳和演練，人們磨拳擦掌，同仇敵愾，準備與勞改犯人決一死戰。
第三步虐殺犯人。公安局下令把監獄及勞改場的"國民黨政治犯"和"地，富，反壞，右"罪犯加固鎖起來，不給水飯吃，一連餓四天，讓犯人有氣無力，不能反抗，然後把他們集中操場訓話："現在外面形勢很亂，監獄已經癱瘓，無法揚4活你們。你們可以自謀生路。"犯人聽此話後，以為從此得見天日，馬上收拾行李，有的連衣服都不要便跑出監獄。
犯人萬萬沒想到一出監獄門口，就被偽裝的便衣干警率領一隊受矇騙的群眾追趕，喊殺連天，鑼鼓聲哨子聲響成一片，人們就像發了瘋的惡狼，揮舞木棍扁擔鋤頭一陣毒打，登時屍橫遍地，血染公路。可憐一幫老弱病殘跑不快的做了棍下冤魂！有的被鋤去半邊腦袋，鮮血腦漿濺到人的褲上；有的肚子被鋤穿一個窿，腸和血染紅了地。
我被關在辦公室裡抄寫大字報，對外面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累了站起來伸伸懶腰，偶爾向外張望，人們交投接耳，低頭嘆息，我感到驚奇，決定擱筆出門看看情況。一位老婦用驚異的目光望著我："李老師，你真不知是假不知？"我回答："我整天抄寫大字報，哪有空出街。"老婦批評道："大字報簡直是造謠，真正殺人的是公安干警！街道吊滿了屍體，不信你去看看。"
我聽了不寒而慄，感到上當受騙："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將大字報撕得粉碎，跑出街外看個究竟。果然大街小巷的電燈柱上吊滿死屍，胸前掛著一塊大牌，上面寫著"勞改殺人犯的下場"。有的被打爆了眼睛，有的伸出了舌頭，血淋淋的染紅了地面，樣子十分驚人。
忽然一群人驚恐萬狀向工人醫院跑來，我舉頭望去，遠處一條大漢手拿木棍，追趕著一位瘦骨如柴的中年男子。他跌跌撞撞向醫院跑來，看見一個解放軍軍官便雙膝跪下，乞求救命。那軍官用廣東話問；"你是什麼人？"那中年男子用國語回答："我是右派份子，......四天沒吃東西了，是監獄領導叫我們自謀生路......"話未說完，那軍官勃然大怒，劈胸將那中年男子提了起來，叉住頸部推出醫院外。沒走上十步就被那大汗追上。
我看得真切，那是刑警大隊長。他掄起木棍攔腰狠命掃去，"啪"的一聲，那男子應聲倒地。隊長捧起路邊的一塊花岡岩石，用力朝那男子的頭部砸去，登時腦漿並裂，鮮血濺到路人身上。我不敢再往前行，繞過吊滿死屍的中山路，從小巷回家。
一路上我心情萬分沈重。我做了一件助紂為虐的壞事，因而受到良心上的譴責。
中共殺人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公開（開公審大會槍斃犯人），暗殺（在看守所，公安局，軍事機構折磨或打死）和虐殺三種，以虐殺為最高形式。這次中共把重刑犯萬里大轉監，實在令人憂心，究竟採用什麼形式處理，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條是明確的，殺人越多，必然加速中共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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