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者:當中國西部衝突逐漸發酵時
法國世界外交論衡八月刊首頁上的刊登的文章的標題為:當中國西部衝突逐漸發酵時,文章的作者是世界外交論衡月刊的副主編、該報亞洲事務責任編輯,瑪蒂娜·布拉,作者曾在新疆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前兩個月對新疆地區進行實地採訪,布拉的文章勾勒出一個隱藏著深刻的宗教和文化危機的新疆社會。作者寫道,在遠離北京四千公里的新疆,在五月份的烏魯木齊,即使是在維族人聚居的小區也沒有任何表面跡象可以預示兩個月後將發生死傷如此慘重的流血事件。然而,這表面上的平靜卻難於掩蓋維族社群積壓了多年的煩悶與不滿。作者介紹說,首先要採訪一名維族人,無論他是普通老百姓還是政治活躍份子都必須費盡周折。通常要通過多次電話聯繫,被訪者有時會要求在無人見證的地方接受採訪,有時又會要求將記者介紹給漢人領導以表白自己沒有任何企圖。任何維族人只要會見西方人就有可能被懷疑從事民族主義活動,輕者會被撤銷職務,遭到警方詢問,重者則有可能被逮捕甚至被送進監獄。中國政府對新疆民族主義活動的嚴厲監督無所不在,這在新疆的各大清真寺尤為突出。新疆南部喀什地區的一所清真寺能容納兩萬多名教徒,身著便衣的保安人員毫不掩飾地對進出清真寺的信徒逐個檢查。
作者認為新疆地區帶有獨立傾向的伊斯蘭組織的成立主要是由於以下兩個外在的因素,首先是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伊斯蘭教本身越來越政治化,教徒的參政意識日益加強,其次,是蘇聯的瓦解使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等中亞國家都獲得獨立,這就使新疆維吾爾族人也萌發了獨立意識,維吾爾斯坦國的名字不脛而走,許多新疆人在同一些居住在烏茲別克等鄰國的親屬的交往中發現自己不僅在政治宗教上受到多重壓抑,而且在物質生活上也遠不如他們在他國的親屬。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在新疆出現了多個維吾爾族民族解放組織,這些組織大多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國有關聯,但在新疆民眾中的影響力卻十分有限。但是他們於九十年代在新疆地區發動的一系列攻擊事件卻使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新疆地區的戒備和對維族人的鎮壓。另外,北京在大力開發新疆經濟發展的同時向新疆大規模移民,再加上幾年前政府取消了對居民戶口的限制,導致大多數內地移民湧向新疆。1949年新疆地區的漢族人口僅佔新疆人口總數的6%。而在2006年,漢人在新疆的比例已經達到40.6%。當然在移民新疆的漢人中,尤其是最近幾年移民的漢人,他們一般都只是一些貧窮的農民,西方一些媒體將他們稱為是殖民者,未免有些誇張。大批漢族移民的湧入使新疆年輕人的就業問題越來越凸顯。中國的失業現象嚴重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新疆的年輕人還必須面對來自漢人的競爭。由於語言和生活習慣的原因,在新疆的漢族企業大多數都傾向於招聘漢人。這就使漢語教育問題成為首當其衝的問題。新疆政府2003年,將漢語定位小學必修課,而維語則成為第二語言,作者認為,這一政策是維漢衝突的一個重要的導火線,許多維族人都認為該政策的目的是給維族人洗腦,是要消滅維族文化。而漢族人對維吾爾人的怨恨卻不以為然,一名漢族攝影師向記者抱怨說,不明白為什麼維族人還不滿意。少數民族學生參加高考可以被優先錄取、他們可以按照配額進入公營部門工作,他們的作品可以被出版社優先出版。
文章最後指出,眾所周知,出於政治目的,中國當局篡改歷史已經司空見慣,在喀什的一所無人問津的博物館,人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記錄:早在公元前六十年,中國西漢皇帝就在新疆設立地方管轄所。新疆因此歷來就屬於中國。而事實上,大量史料都證明,中國對新疆地區的行政管轄應該從清朝道光年代開始。當然,期間新疆曾出現多次獨立行動。喀什地區十九世紀末曾經從屬於奧斯曼帝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也曾經曇花一現,因此,在維吾爾族人的心目中,他們曾經從屬於一個同中華帝國相抗衡的帝國。因此,雖然絕大多數的維族人都不主張獨立,他們都希望北京能夠尊重他們的民族身份。一名維族工程師向記者表示,他們的生活比十年前大有改善,但是維族人同漢族人之間貧富懸殊之大實在令人驚嘆,真是這巨大的貧富懸殊將把維吾爾族人推向伊斯蘭主義的懷抱,新疆穆斯林信徒向伊斯蘭極端勢力靠攏的傾向已經初現端倪,在烏魯木齊的大街小巷,已經開始出現穿著蒙面伊斯蘭長袍的維吾爾婦女。
正如中國的歷史一樣,中國的政策法律也往往是被扭曲的,例如,自2003年以來,中國法律規定自治區的政府機構必須由漢人和少數民族雙方代表組成,目前新疆政府表面上是由自治區主席是努爾·白克力和黨委書記王樂泉共同執政,而事實上誰都知道是王樂泉一手把權。按照北京的一名老共產黨員的話來說,王樂泉即不瞭解新疆,也不想瞭解新疆,更不想贏得維吾爾族人的信任。作者最後感嘆說,如果中國政府早就給新疆予真正的自治,也許新疆不會落到今天這一地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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