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政治犯班旦揭露中共黑獄真相

 

『國際西郵報2009年7月3日達蘭薩拉報導』蠻難猜出班旦的真實年齡,這
樣的事常常發生在亞洲人種身上。當他轉頭朝向翻譯員說出他第一手的故事,精確的回憶起他的過往,其實他看起來不超過30歲。然而,當他面對聽眾,眼神卻透露著不同年齡的蒼桑,讓他似乎成了老人一般。

班旦出生於遍波村,他的父親是一名木匠。15歲時,他成為德恆寺僧人,並且繼承父親的手藝。"在寺院裡,沒有單純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我們去抗議。"班旦解釋,1992年5月15日,如何與15名僧人走上拉薩的街頭。和平示威進行10分鐘後,他們被塞進一輛卡車,被帶到古薩拘留中心審訊。

"我們被迫面向牆壁,雙手舉高站立,然後我們大家,不論男男女女,全被剝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他回顧歷經5個月酷刑、毆打的羞辱,這是中共公安慣用的手法,以瞭解示威者的姓名背景。

由於示威是自動自發的,並不是達賴喇嘛尊者在背後指使,所以在審訊過程中並沒有什麼可以多說的,但總是招致更為殘酷的毆打。根據班旦的說法,經過一個月每日的盤問後,與公安面對面的審訊漸漸減少,2天至5天一次,直到最後判決監禁至札基監獄為止,這座拉薩城裡最大的監獄。

"當時我手拿著西藏國旗,連同一名僧人被判了6年徒刑;另外2名僧人,領頭抗議,被判了8年;2人被判了5年;3人被判4年;2人被判3年;1人2年;2人1年,不等的刑期。班旦明確的算出刑期並表示,當他告訴外國人他的故事時,他們訝異的驚呼,在大街上大聲抗議10分鐘,竟然獲判8年的監禁。

班旦掰著手指回想在札基監獄,發給囚犯種種規定的小冊子,讓他們在一個星期內完全記住規矩,再以測驗來檢視他們到底記住了沒有,沒有通過的就是毆打侍候。2週內,每個人被編組送到一大、一小菜園溫室去工作。囚犯負責在菜園裡種植蔬菜,刑事犯則負責到生產場所以外販賣蔬菜。"監獄裡禁止談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有時被毆打後開始竊竊私語。"班旦說。

經過兩年菜圃的工作後,轉為待在牢房裡研讀中共洗腦式的改造教條。"中國迫使我們寫下聲明書,說我們改變了關於西藏自由的想法,現在是全新的人了,當我們拒絕,他們就會毆打我們。"班旦回憶著。越來越多的政治犯被關進牢房,獄警則把大家分成2小組;一組是由"老"囚犯和新進囚犯組成,避免老囚犯受到"壞"的影響。"共有7隊囚犯;男、女、政治犯、刑事犯,獄警不斷努力讓我們彼此競爭:這天他們會說,某隊是好的,另一天,某支球隊是好的。"班旦說著。

1996年扎基監獄進駐了軍隊,強迫囚犯軍事操演,不從者處罰如下:冬季坐在冰上,夏季裹著毛毯在陽光下曝晒數個小時。班旦曾受過另一種處罰的手段,進行一個月的隔離,暗無天日的待在只有床和排泄洞的小牢房裡。

1998年,監獄發生規模最大的動亂,持續了4天,並有5名尼僧和3名僧人遭到槍殺。同時也有一名囚犯自殺,以死明志。伴隨著動亂而來的是,無止盡的公安盤問。那時,班旦尚餘13天,刑期就滿了;但因參加了動亂,他仍然遭到毒打。"佛法,在那個時候帶給我很大的幫助。"班旦強調說,"當然,我對獄警相當的憤恨,尤其他們不停的毆打我的時候。憤怒自然的生起,不過想想他們只是執行他們的責任,所以盡力的讓自己平靜下來。"據班旦說,西藏人承受很多的苦難,他們相信這是因為惡業所致:"也許,前世我們做了非常惡劣的事。"他平靜的表示。

最後,5月13日班旦獲釋,並移交給他家鄉當地的公安局,轉回遍波,他在那裡待了一年的時間,只有獲得公安的許可才能離開當地。接下來幾年不平等和失業的日子,在前往尼泊爾然後到印度後結束,待在印度己經3年了。"我被關進監獄時,我的家人常常叫到公安局去;我來到印度,至今三年了,所以也沒有太多的問題,我偶爾會打電話給他們說。" 班旦輕鬆的說著。最近,他在九.十.三學校,完成了一年英語、藏語與計算機課程的學習,將要尋找工作,並期許家鄉的未來可以更為美好,雖然"這是我們年代裡,經濟極其困難的時候。"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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