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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維平:我的記者生涯

2009-06-27 13:58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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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維平


無國界記者介紹記者姜維平的一組文章,共有四篇。姜維平記述了自己的職業生涯-1982年開始從事記者工作,2000年被捕,2009年流亡到加拿大。

無國界記者表示:「姜維平是位有勇氣的記者,是記者的楷模。他毫不遲疑地譴責中國共產黨高層的腐敗。通過記者們的工作,中國大眾才能夠瞭解一些官員的不良行為。像姜維平這樣的記者們的工作能夠讓中國言論自由的情況發生變化。」

姜維平在80年代開始在新華社做記者的工作,在90年代初,他擔任香港《文匯報》中國東北地區辦事處主任。1999年,他為香港雜誌《前哨》寫了一組有關某些中國共產黨高官貪污的文章。

2000年12月,姜維平被大連當局(中國東北地區)逮捕,2001年5月,以「危害國家安全」,「泄露國家機密」的罪名被判八年徒刑。最終在2006年獲釋。

2009年2月,姜維平獲得了去加拿大政治避難的許可。現在,他和妻子生活在多倫多,身為書法家的他仍然繼續做獨立記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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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記者生涯

姜維平

我在少年時代即有一個夢想,做一個著名媒體的記者,但那是在1966年,當時我10歲,正身處腥風血雨的文革動亂之中。我最崇拜的媒體是人民日報與大連曰報。後來在1982年,即在我從遼寧大學歷史系畢業之後,我被幸運地分配到大連曰報文藝副刊工作,我做了記者兼編輯,後在1987年調新華社大連支社,90年代初又調香港文匯報駐東北辦事處工作,總之我經過多年的努力,把少年時代玫魂色的夢想終於變成了現實。我可能是中國僅有的具有上述三個不同媒體工作經驗與資歷的記者,一個是大連基層的小報,一個是國家級名牌通訊社,一個是境外的大報。但不論如何,都無一不在中共的嚴密監控之下,記者並非無冕之王。我少年時代的玫瑰色中原本應當不存在專制的陰影,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我2009年2日4月移居多倫多之前,我設有真正地實現我的夢想。

不過我不後悔,雖然我結束了18年的黨報記者生涯,並飽受了5年零1個月的鐵窗之苦,但我畢竟為新聞自由奮鬥過,畢竟用自已的筆,真實地表現了底層百姓的生活,披露了東北高官的貪腐惡行,為了實現我真正的夢想吶喊過,追求過,我深感欣慰。

1991年我冒昧地寫信給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劉再明自薦,亦始於這種天真的夢想,當時我在深圳旅行,在大連老鄉創辦的一家餐廳牆上看到這張總部設在香港,但在大陸有十幾個記者站的著名報紙。我想像它應當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媒體,我並把自已的少年之夢與其連在一起,但1993年我真的應聘到了該報東北辦工作後不久,我才恍然大悟:它同樣不過是共產黨在香港及誨外所設的一個宣傳陣地而已。然而即便如此,在人們觀念落後信息封閉的90年代初期,在東北一個小城市大連,籌建一個境外的媒體的分支機構,亦是石破天驚之舉。我清楚地記得,當我第一次把蓋有香港文匯報公章的公文,遞交大連外經貿委相關部門註冊審批時,那個女性工作人員以為該報是反動報紙,立即驚恐地請示上級,而且此後以雙重身份與我談話與接觸的秘密特工不下10人。這說明,在中共一黨獨裁統冶下新聞媒體記者的處境是何等尬尷,政府是多麼恐懼香港及海外媒體的記者!香港文匯報東北辦的成立,是中共官員矛盾心理的產物,一方面他們擬通過海外媒體宣傳自已招商引資,一方面又害怕記者正視現實向境外揭醜。這個巨大的社會痛苦,是由中共對外開放,大力發展經濟而又拒絕政治體制改革造成的。我個人的命運與悲劇詮釋了這一觀點。

由乾大連市公安局在當地第一個給我辦理了多次往返港澳的通行證,我持有這個證件,可以奔走在資本主義的香港與社會主義的中國之間,我有機會把這種一國兩制的生存環境加以比較,兩種價值觀亦發生了碰撞。對於一個記者來說,設有什麼能比新聞自由更重要,翻閱香港街頭公開叫賣的《前哨》等雜誌,我讀到不同干國內媒體一色粉飾現實的文章,聽到了不同的然而是真實的聲音,我的精神為之一振,為什麼國內12億人口,56個民族,不可以有不同觀點的存在,為什麼生活中充滿矛盾,底層弱勢群體有冤屈與訴求,但記者不能真實表達?難道我只能用謊言換取物質生話,而虛度一生?我為此痛苦地思索了很久。雖然,我按照《前哨》雜誌上刊登的電話與地址,主動去拜訪了社長劉達文先生,但撰寫與投稿還是猶豫與推遲了很長時間。

後來大約在1998年,有兩件事的發生震動了我的靈魂,有一次我應約去見原中共遼寧省委書記聞世震與省長張國光,主要目地是報導遼寧省國企改革情況,從大連驅車300多公里,進入省城瀋陽要穿過一條位干市區的鐵路,我駕駛的汽車在軌道附近受阻,原來數以百計的下崗工人,為了抗議廠長的貪腐與企業的變賣而臥軌求訴,他們說,阻斷鐵路才能讓北京鐵道部以至江澤民知道他們的困境,只要知道了就能為咱們工人講話。由此我想起以前在大學黨史課的教堂上聽到的故事,我還看到文革中的一幅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去安源幹什麼?是因為那裡的礦工和現在臥軌抗議的工人一樣飢寒交迫,為什麼共產黨有了權,也像資本家一樣不關心工人的疾苦?……我後來見了省裡領導,但他們都大講國企改革的成績與大好形勢,一慨迴避這一敏感問題。我還受到省委宣傳部外宣處官員的委婉的警告,當然香港文匯報只能刊發讚揚他們的專訪,並滿是溢美之辭。

另外一次突發事件情況更為嚴重,它激起的心底的波瀾,至今還在憶想之中拍打我的思索,當我正與東北大慶市委的一位主要領導談話時,我們所在的辦公樓卻被大慶毛巾廠的100多個失業工人憤怒地圍困,工人們拉起白底黑字的橫幅,上面的文字訴求很筒單:我們要吃飯,我們要工作!高呼的口號是:打倒貪腐的廠長!原來,企業轉型,對外合資,外商要精減人員,工人們不知何去求職。市委門前的警察封堵了入囗,我們只能從後門走出,但工人們看到我手中的相機,就欣喜若狂地大喊:記者,記者,彷彿是見了救世主。然而,我們聽過他們焦慮的訴求之後,即使撰寫了稿件,也無處發表,香港文匯報只能刊登我們肯定與讚美大慶官員的文章,這令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除了向香港非親中的報刊投稿,別無它途。

雖然,中國憲法上明明寫有言論自由的條款,毛澤東也講過言者無罪,但這都是謊言,中國刑法中設有與之矛盾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條款,還有建國以來多如牛毛的文字獄,證明了中國政府的殘暴與偽善。這已給香港文匯報投下了巨大陰影,所以它不得不自律。報社領導劉永碧多次警告我不能給其它報刊投犒。否則將承擔嚴重後果。不過那時我過高地估計了中共地方官員的階級覺悟,我還認為他們原本代表工人階級,會理想我批評他們的良苦用心,並天真地相信國家最高領導人,能夠接受我溫情批判的善意,與理性客觀的文字代言,並為我做主。為防萬一,我使用與變換了不同的筆名,從90年代後期開始,我在《前哨》與《開放》等香港雜誌發表了多篇記實調查報導,一方面我以《馬向東澳門賭輸3000萬》,《薄熙來冶下大連市民叫苦連天》,《薄熙來抓廉政抓小放大》等為題,無情地揭露了東北官員的貪腐與偽善的惡行,一方面又以《黑龍江民謠示民意》為題,真實地表達了東北底層百姓的困苦狀況與兩極分化的社會危險趨勢。當時,我想像的最不好的結果,可能是被報社辭退,失了他們為我配備的高擋房車與可觀的薪水獎金等等,或許還會坐牢,但我義無反顧,因為我想一個社會的進步,總是需要一些人做出犧牲付出代價,努力地去一點點地推動,特別是對待像中國這樣具在5000年封建傳統的大國,別無它法。雖然一兩篇文章,聲音太小,作用不大,但會有更多的人匯入我的聲誨,就可能推進國家的民主進程。我想起了陳天華,鄒容,章大炎等人,倍受鼓舞。但是我估計官方會因為調查等司法程序,而不得不延後行動,而此間我仍然會不間斷地刊發文章,繼續發出我自已的聲音。我剛剛找到了一點點無冕之王的感覺……

然而不幸,中共秘密警察的技術手段不為常人所知,它的效率極高。原來,早在1982年我走進報社大樓,成為一名黨報記者那天開始,我就已經處於一種嚴密的被監控的視線之中。於是2000年12月4日,在大連一個風雪瀰漫的陰泠的早晨,在我寓所附近的停車埸上,我忽然被8名便衣特工粗暴地綁架,其現埸指揮者便是被我批評的大連市長薄熙來的秘書車克民,此人時任大連國安局黨委書記。隨後我被秘密押往中國遼東半島最南端的旅順海軍基地,70年代末車書記曾在那裡當兵,我並非軍人,但他們為了對外封鎖信息,逼我閉嘴,無所顧忌,無視法律,無所不用其極。從此我的黨報記者生涯結束了。我想起報社一位老記者的話,六四期間香港文匯報因為同情學生,不服從李鵬的指令而開了報紙天窗,在頭版只刊出四個字:痛心疾首。但1997年我首次見到當時已被撤職的老報人,社長李子誦時,他臉上雖然笑容滿面,但已是老態龍鐘。我知道他心中還深存隱痛。現在我這種不公平的遭偶是他,劉銳紹,程翔等香港文匯報良心記者命運的延續,這個悲劇還在上演……伴隨著我的是一間沒有暖氣的陰冷斗室,一隻日夜不停地吼叫的高大狼狗,三個持槍的士兵與獄卒與一個被白雪幾乎掩埋了的營房小院。刺骨的寒風襲擊著我的心臟。我不再是無冕之王,我成了21世紀中國新聞界第一個因言獲罪的囚徒。

2009年6月19月於多倫多。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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