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 懷念我的父親魏梓林(圖)
魏京生和父親魏梓林
當你忙於一些重大事務的時候,會把生活中的一些其它事情忽略掉。直到稍有閑暇或受到某種啟示,才會突然想起這些並非不重要的"其它事情"來。前幾天辦事遇到一個陌生人提起"父親節",我才想起剛剛去世的父親,心中突然有一股酸酸的感覺,深感對不起他老人家。
我和父親的關係從來不好,這裡面有我的原因也有他的原因。我是個天生就很淘氣、滿腦子各種鬼主意的孩子。剛滿月還不能用手,我就用嘴去咬大人天天要去播弄的收音機開關,挨了電打從桌子上摔下來,把大人折騰得不輕。四歲時我率領小夥伴們上山冒險,摔得頭破血流,現在眉毛上還留著傷疤。再大一點兒就更不得了了,飛檐走壁,打抱不平,以為自己是天下一大俠,大院管理處和警衛連每週都上門告狀。偶爾碰到兒時玩伴,我還常常提起當年的"英雄壯舉",猶如昨日般記憶猶新。
從小學四、五年級開始,我又添了新毛病:上課老是看小說,上了癮一樣。快要考中學的時候,我的測驗成績差得全班倒數。班主任董老師終於不能忍耐,到家裡告了一狀。我父親平時很少和我們說話,這次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間裡說:"從現在開始,你必須在考試前的一個月裡完成董老師給你安排的所有補習作業。如果你考不上中學,以後這個家裡就沒有你的房間,也沒有你的飯!"因為他從來就很嚴肅認真,我不得不乖乖讀書。結果考上了北京最好的學校,但也從此恨上了這個不通人情的老古董。小孩子當然認為讀書沒什麼重要的,看小說不也是讀書嗎?
中學的三年,我們的矛盾更加劇烈了。星期天回家,我們家的飯桌常常成為辯論會場。小孩子讀書多了就變得精靈古怪,常常氣得父親摔下筷子回屋抽煙去。這時我媽媽就成了我們之間的調停人。由於我是個主意特別大的男孩或男人,所以這種狀態持續了幾十年。直到1993年我蹲了15年監獄回到家裡時,才第一次受到他的表揚。在這之前,甚至在我作文得了北京市第二名的時候(第一名後來成了名作家,叫柯雲路),他臉上也不動聲色,若無其事的樣子。只有我媽媽高興地加做了幾個菜。我因此更覺得父親是個無法理解的怪人。直到我後來回老家安徽巢縣魏家壩鎮上山下鄉的時候,才從鄉親們口中得知,父親13歲時被發現是個過目不忘的神童,因此有了機會讀書;19歲就已經在師範學院當教授了。和神童相比,我那一點點成績的確沒什麼可驕傲的。我父親七、八十歲了,還能每天向我弟妹詳細複述美國之音講了什麼,BBC講了什麼,自由亞洲講了什麼,法廣的誰誰講了什麼。這方面我從來都贏不了他。
當時的安徽只有一個師範學院,集中了一大批江南才子。因為受到中共地下黨員的影響,這些人全都被人類最美好的理想所吸引,在抗日戰爭前後紛紛加入了共產黨,成為新四軍幹部來源之一,並且大都得到了重用。戰爭年代拍馬屁是不吃香的,人們自然而然就會唯才是用,就像和平年代做生意一樣。我父親由於才能卓著,30歲就已經是正軍級幹部了。49年中共將要打進北京時,他被調到中共軍委擔任航空系統軍事接管小組長,成為組建中國民航和空軍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當時他和毛澤東是鄰居,並且被毛澤東推薦為毛岸英的古文和歷史業餘教師,直到進城以後才停止教授。現在有人說,中共老一代幹部都是土八路,所以胡作非為;如今都是有大學文憑的,所以有希望了。以我的親身觀察,他們說話的前提就是錯的。
在民航時發生了一件大事,那是我父親一生中最重要的挫折,但也是他最受人尊敬的事件。當時正值三反五反,民航局被告發有十萬銀元賬目不清。過去軍隊的財務管理非常簡單,進城後有很多幹部親屬需要安置,這些都由處、科級幹部批個條子就開支了。但中共一搞運動就有指標,為了指標就常常不講理。負責運動的一方(中央組織部)硬說十萬元按制度需要局領導簽字,否則就按貪污挪用公款處理。當時就抓了八名處級軍官,拉到刑場上準備槍斃。我父親立即給毛澤東寫了一份檢討,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那八人因此免於一死,而我父親卻落得個開除黨籍、解除公職的處分。如果沒有我父親的舉動,人們今天就不會只說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案了。因為這八個人全是老紅軍,55年評軍銜時都是少將中將。
但是人才總有人要。當時中共政權初建,各方都缺乏人才。所以吳法憲很快就把我父親招攬到空軍,讓他擔任組織動員部長,這相當於現在的黨系統組織部,加上軍隊系統的幹部部和軍務部合二為一的部門。但是我父親像很多老共產黨人一樣,把民主、自由和國家利益看得太認真了,不知道共產黨一執政就變了形勢。在一次空軍高層會議上,為了和蘇聯合作的問題,父親與留蘇派的司令員劉亞樓發生了衝突。他條分縷析,擺事實講道理,硬是逼得劉亞樓認了錯。雖然按他的原則寫出的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但父親從此也得罪了心胸不那麼寬闊的司令員。隨後劉亞樓找了些理由,比如不穿軍服上班,不系風紀扣等等,把他連降好幾級,一直降到科長。父親還不服氣,要和劉亞樓拼到底。年輕氣盛如此,看來非要碰到南牆才回頭,是個不得好死的種。幸虧有吳法憲從中調和事情才有緩解。吳讓父親去蘇聯民航局當副局長,父親捨不得老婆孩子,讓他去西北空軍當司令員,他又捨不得劉亞樓。他這人心太重,仇人和親人都捨不得,這樣的人在那種時代能活下來,也算個奇蹟吧。我父親對吳法憲的評價不同於一般人,他認為吳的確是個能在同事之間起平衡作用的人。遺憾的是,前幾年空軍老幹部投票評選,吳當選為空軍最沒骨氣的老幹部,理由是他在法庭上表現不好。而我父親當選為最有骨氣的老幹部,理由是上述的兩件壯舉。大家說父親有中國傳統的俠義和敢直言的作風。
在此以後的歲月裡,父親還為中國走出封閉困境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他利用和外交部領導層的老關係,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走出國門經營的公司--中建公司。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打了頭一炮。我進監獄後,包括江澤民在內的各部委外事局領導,都曾在他的辦公室裡工作學習半年。回去後陸續組建了各部委的對外公司,這是中國的工商業走出國門的開始,是改革開放的一個小小的序曲。隨之,受我的牽連,他還沒有到退休年齡就離休了。離休後父親天天在家"偷聽敵臺",喝酒罵現在的貪官污吏如何禍國殃民。六四屠殺使他和他那一代許多老共產黨人發現,他們的路走錯了,我這樣的人倒是繼承了他們理想的人。所以我從監獄出來以後,平生第一次受到了他的表揚。我已經記不起為了什麼事情了。
父親一生給我的印象大多是如上說述的政治生活,很少有小市民家溫情脈脈的所謂"感情生活"。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了這些就沒有了那些。雖然父親很少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但我還是看得出來,他非常愛我們,愛到有時會影響他的判斷。在我進監獄之後的某一天,有個朋友向他傳了個話,說畫家黃冑在酒桌上向幾個朋友說我的壞話。父親聽了立即吹鬍子瞪眼,從此不和黃冑來往。人家幾次打電話要來看望他,他都說沒時間。他一個退休老頭兒,怎麼會沒時間呢?是心裏有氣,心太重了。因為我們兩家的關係歷來極好,我常去黃家,他們也不拿我當客人。我父親自然認為黃說我壞話就是撒謊,不夠朋友。但是第一,是真是假你也得容人家解釋之後才好認定呢。第二,在鄧家天下之下,人家也不能得罪鄧某,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對特定的對象說了幾句隨大流的話,不為大過。我在監獄裡天天聽人家說我壞話,我都不在乎,因為我知道人人心裏都有桿秤,這年頭兒說的不一定是想的,想的也不一定就是說的,何必認真呢!但是父親就是這麼一種個性,他愛憎分明,像眼睛裡容不得沙子一樣。人們敬他是為了這個,他自己吃虧也是因為這個。93年我在家的時候,曾試圖開導開導他,但他不聽,脖子一扭頭一揚:免談!我在心裏感慨,共產黨勝就勝在當年有這麼一批正人君子,如今敗也敗在沒有了這麼一批正人君子。
父親和我媽媽那一代人是這麼一種人:愛什麼憎什麼都會達到忘我的境界。到父親快死的前三天,他躺在病床上還在電話裡笑著對我弟弟妹妹說:"沒事,我沒事,你們不用擔心,好好做自己的事去。"我明白他這是不想動搖我們的軍心。因為我們一幫人正在日內瓦聯合國大廈裡,為提高中國老百姓的人權保障,和中共的貪官污吏,以及成百萬美元的賄賂進行戰鬥--就是那場那些人打了一輩子沒打贏的戰鬥。
現在一些人可能會認為,我父親他們這一代人和我們這一代人都很傻,不會生活。自找了那麼多挫折、坎坷和災難,總之,瞎忙活了一輩子,沒有過上什麼好日子。但這是探索者的生活,有聲有色,有喜有悲,跌跎起伏,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探索者的生活就是為芸芸眾生的好日子找路開路。即使萬一找錯了,但不能說不該找路。所以還得繼續找。
僅以此文告慰我那在天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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