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夫：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確實是一個陰謀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20年了。按照中國官方到目前為止的說法，這場風波是國內外敵對分子蓄謀已久製造的一場動亂。種種事實表明，的確有人蓄謀已久，但這既不是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也不是趙紫陽、胡耀邦為代表的中共黨內民主派，更不是所謂國外敵對勢力，而是中共黨內高層既得利益集團。
80年代以後，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主導的改革從經濟逐漸轉向政治，中共黨內高層既得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也不斷地進行反撲。從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直到逼迫胡耀邦下臺，臺前幕後的各種表演，耍盡了陰謀詭計。同樣，在1989年的這場風波中，也一直有人在玩陰謀。
從官方公布的資料看，以李錫銘、陳希同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早在胡耀邦去世之前就已開始陰謀編造事實，製造謊言，試圖使鄧小平等中共最高領導相信，已經有一大批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與所謂國外敵對勢力聯合要推翻中共的統治。胡耀邦去世後，對中國改革代表人物胡耀邦的悼念活動很快演化成以反官倒、爭民主為旗幟的學潮，這是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對中共黨內高層既得利益集團不滿和對中國政治改革夙求的必然結果。
正如趙紫陽多次指出的那樣，青年學生們提出的要求與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一致的。如果抓住這個機遇，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將有利於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但是，政治改革的結果必然要廢除政治特權，這正是中共黨內高層既得利益集團所不願看到的。因此，圍繞著對學潮的定性和處理，他們又加緊了陰謀活動。而發生在1989年4月22日的西安和長沙的所謂打砸搶事件，正是促使鄧小平四二五講話和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的直接動因，這完全是中共黨內高層既得利益集團陰謀的結果。
但是，對於作為這個陰謀重要環節的西安四二二事件，一直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筆者作為西安四二二事件的知情者，願意把我所知道的西安四二二事件真相告訴世人，也算是對六四20週年的紀念。
一、4月21日晚：喬石電話指示和跨省大批調動武警專科學校學生進駐西安
1989年4月22日，是胡耀邦追悼會的日子。在此之前的4月21日這一天，從北京到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們都已醞釀著通過大規模集會的形式追悼胡耀邦。北京學生的集會場所是天安門廣場，西安學生選擇的集會場所是陝西省政府門前的新城廣場。這一天晚上，西安各高校向教師們傳達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喬石的電話指示，中心意思是對學生們的悼念活動和示威遊行，要採取疏導的方式，不要強行禁止；要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學生們的安全。
與此同時，西安武警技術學院和山西夏縣武警專科學校（現為天津武警指揮學院）的大批學生被連夜調動部署在新城廣場北側的陝西省政府院內。這樣准軍事人員的調動和部署與喬石電話指示的精神完全不同，而不知作為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喬石本人是否知道？按照中國軍隊的制度，調動成建制的部隊包括武警部隊都必須經過中央軍委批准。而調動尚未正式納入軍隊編製序列的武警學院學生的舉動，規避了調兵制度，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的。
二、4月22日白天：數千武警、警察與數萬學生、市民的衝突過程
4月22日上午，西安各高校的學生有秩序地進入了新城廣場。在胡耀邦追悼會期間，廣場上的學生們一直很平靜。追悼會結束後，學生們要求陝西省委和省政府領導出面，遞交請願書，沒有結果，因此學生繼續停留在廣場上。這時聚集在新城廣場上的學生和圍觀的市民約有十萬人，除了局部發生執勤的武警、警察與少數學生、市民擁擠、推搡的動作外，廣場上的情形基本還算平靜。
下午3時左右，1輛停在省政府西側大門外的卡車被點燃，而現場還有轎車卻完好無缺的停放在旁邊。這輛卡車在燃燒後，汽車輪胎爆炸發出巨響，數千名頭戴鋼盔、手持棍棒的武警和警察從陝西省政府大院內衝入廣場（按常規省政府內的執勤武警不可能有上千人），廣場上的氣氛突然升級。毫無精神準備且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被驚呆了，棍棒很快就落在了他們頭上，不少人被打得頭破血流。一些學生和市民也開始反抗，揭起廣場地面上鋪設的磚塊投向武警和警察，廣場上發生了數千武警、警察與數萬學生、市民的衝突不斷升級。這時開始有學生和市民被抓進省政府院內毆打。
這一天是星期六，當時中國尚未實行雙休日，除了廣場上和廣場周圍約十萬學生和市民目睹了事件的經過外，在省政府大樓內工作的近千名機關工作人員更直接、更清楚地瞭解了事件的全過程。
三、4月22日晚：天天服裝店被搶和省高等檢察院被砸原委
天漸漸地黑下來了，在各高校領導的廣播動員下，學生們陸續離開了廣場，滯留在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越來越少，部署在新城廣場周圍的數千名武警和警察已經完全可以控制住局面了。可是就在當晚，卻發生了天天服裝店被搶和省高等檢察院被砸的惡性事件。
天天服裝店是位於新城廣場西側靠近西安北大街的一個小服裝店，其傍邊還有亨得利鐘錶店等商品價值更高的商店。在大批武警和警察的眼皮底下，一個小服裝店被搶，而僅一牆之隔的鐘錶店卻完好無損，這不能不令人生疑。
省高等檢察院被砸更是蹊蹺。省高等檢察院緊鄰省政府大院西側，在白天武警和警察毆打被抓到省政府院內的學生、市民的過程中，曾有省高等檢察院的工作人員出面制止這種違法行為。到了晚上，在廣場上的學生、市民已經很少和數千武警和警察嚴密防衛的情況下，省政府大樓沒有被砸，省政府大樓東側的省公安廳沒有被砸，偏偏是曾有人出面制止暴行的省政府大樓西側的省高等檢察院被砸，其緣由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縱觀西安四二二事件的全過程，可以明顯看出，種種事件的發生都是事先預謀好的，其目的就是要藉此為鎮壓學生運動製造口實。隨後，在4月24日由楊尚昆、李鵬主持下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4月22日在西安和長沙發生的打砸搶事件成為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的主要根據。4 月25日，楊尚昆、李鵬、李錫銘、陳希同等人又拿著這一套編織的材料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隨即做出了將學潮定性為動亂的決斷。
其後，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的發表，成為八九六四事件的重大轉折，中共當時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站到了學生運動的對立面，最終導致了調動十幾萬軍隊血腥鎮壓和平示威的六四慘案的發生。而後來發生的一切，都與西安四二二事件的陰謀密切相關。因此，查清西安四二二事件真相可以說是查清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真相的重要環節。
事實上早在四二二事件發生後不久，西安高校的師生就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檢察院提出了查清四二二事件真相、懲辦真凶的要求，這一要求在當時得到了西安市廣大市民的支持，甚至得到了共青團陝西省委的支持。陝西省政府的一些負責人當時也在會見學生代表時公開表態，支持查清四二二事件真相。這些情況都表明，西安四二二事件的陰謀在當時就已經開始暴露。
四二二事件的陰謀發生在西安並不是偶然的，當時的陝西省委書記張勃興和西安市政法委書記孫殿奇對此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張勃興原為陝西省工業廳的一個處級幹部，只因為他是彭真夫人張潔清的堂弟，在官場上青雲直上，很快就當上了陝西省委組織部長、省委書記等要職。他與陳希同等人都屬於當時中共黨內高層既得利益集團派系之一的北京幫。這樣，在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過程中，李錫銘、陳希同等人在北京扇風點火，張勃興在陝西遙相呼應是順理成章的。但是，調動武警學院學生，特別是跨省調動這樣的大事，卻不是一個省委書記就能決定的，其背後應有地位更高的主謀。
此前，孫殿奇原為西安無線電一廠的廠長，後升為西安市副市長。隨後無線電一廠垮了，孫殿奇的升遷也受到影響，從副市長退到了市政協副主席，本來已經沒有機會了。張勃興的兒子倒賣外匯商品一案發生，時任西安市代理檢察長的焦成祥要嚴查此案。張勃興乾脆免了焦成祥的職，起用孫殿奇擔任西安市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孫使張兒子的案子不了了之。
在西安四二二事件過程中，孫殿奇是現場總指揮，以其與張勃興的關係，當然會完全照張勃興的意圖執行。
正是這樣一幫中共黨內高層的既得利益者們，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不斷地玩弄陰謀詭計。他們不但玩了胡耀邦、趙紫陽，也玩了鄧小平。鄧小平最後走到動用軍隊鎮壓學生和市民的這一步，固然是其自身的信念和性格所決定的，但也與他誤信謊言上當受騙有關。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南巡講話、解除楊氏兄弟軍權、整肅陳希同和對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及趙紫陽的態度等都表明，鄧小平已經明白自己上當了，但他又不願意公開認錯。
查清從四二二事件到四二六社論之間的銜接，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瞭解六四的真相。
重兵 天安門廣場上重兵駐守，一些市民在遠處觀看。1989-6-7
軍人駐守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台階上被坦克壓壞的痕跡依然可見。1989-6-7
戒嚴 軍人在北京市交通要道站崗。在北京的戒嚴直至九○年四月才解除。1989-6-8
洗刷鮮血 烈士紀念碑上的鮮血可洗刷得乾淨？1989-6-15
六月九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顯示大局已定。198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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