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底、告密尋常事

自從章詒和女士在《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中批露了聶紺弩的好友、畫家黃苗子正是聶紺弩身邊的臥底者,又在《臥底》中揭露了章家的座上客、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也是章伯鈞家的臥底者後,社會輿論大嘩,譴責者、質疑者之聲都不絕於耳。但是我的心情卻是十分的平靜,因為這種事經歷得太多,所以見怪不怪。

章伯鈞是頭面人物,聶紺弩是知名人士,毛澤東政權對他們不放心,要派暗探對他們進行臥底監控,應在情理之中。但是,像我這樣一個螻蟻不如的二十來歲的小小摘帽右派學生,以及和我有同樣遭遇的芥末微塵之類的人物,毛氏政權是不是就放心了我們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改正"後與同類相聚時,大家都談到幾十年來的辛酸與苦難,其中的共同之處就是身邊幾乎都有臥底者,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一句不經意的言談、玩笑,乃至動作、表情,黨對我們都瞭如指掌,成為整治我們的依據。開始時我們都莫名其妙,在吃了許多次虧之後,我們終於明白,我們身邊暗藏著臥底的宵小之人。其中只有一個黃姓難友因禍得福,派在他身邊的臥底者通過觀察瞭解,發現他不僅不是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妖魔鬼怪,而是品性高潔,學識過人,一表人才的優秀青年。臥底者終於良心發現,終止了罪惡,還把自己的一位親戚介紹給這位右兄當老婆,這大概是右派中絕無權有的一例。還有一位陳姓好友,無論出身、表現都是我等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幾十年後相聚,他仍是一個不黨不群的平頭百姓。原來他畢業後分配到某地一所知名學校教書,黨支部為了培養他入黨,分配給他一項"光榮任務",就是監視同寢室的另一名右派老師的言行,及時向黨支部匯報。好友覺得這是對他人格的侮辱,說:"這不是叫我當特務嗎?"就拒絕了這項任務,由此得罪了黨支部入不了黨,他也沒有再把"共產主義戰士"的虛名作為追求的目標。可見臥底在毛澤東時代是一種十分普遍的存在。

如果說階級鬥爭是毛澤東治理國家的基本國策的話,那麼臥底告密則是毛澤東統治臣民的基本策略。試想一想,在毛澤東時代,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每個庶民百姓,哪一位逃脫了毛澤東的監視與監控呢?哪一級黨組織不對他的下屬進行"階級分析",確定依靠對象、團結對象、和孤立打擊對象呢?哪一位黨員不明白周圍人群的左、中、右而對右派進行監視呢?可以說臥底、告密,甚至秘密搜查,早已是毛澤東時代公開的秘密。

就個人的經歷來說,1957年暑假,雖然當時還沒有戴右派帽子,但是假期結束返回學校時,發現我原來銷著的抽屜已被撬開了,席子下面的鋪草也被翻得一片狼藉,信件、日記之類已被拿走。這件事,西南師範學院生物系60級2班住李園一舍105寢室的同學大概不會忘記吧?這種偷偷摸摸又十分野蠻的搜查,是哪能家人的手法?

1960年春,在西南師範學院生產部右派學生勞動隊勞動改造兩年之後,我摘帽復學。此時我以為自己"回到了人民內部",可以像一個正常的學生一樣堂堂正正地讀書了。殊不知來到一個陌生的班級,我馬上就感覺自己是一個可卑的異類:沒有歡迎,沒有招呼,更沒有笑臉,幾十雙警惕的眼睛注視著我,絕非看西洋把戲似的好奇,我就像遭受了機關鎗的攢射一樣不敢抬頭,此時我感覺到當老鼠的優越性,如果我是老鼠,一定就閃電般鑽到地洞裡......

在這樣的班級中生活,除了被孤立,被歧視,被拒於千里之外,你還能有什麼感覺?不久政治輔導員就叫我去談話,她說:"你為什麼說你不是右派?"

我的天!我認錯悔罪還來不及,哪裡敢不承認是右派?這是翻案啊!我說:"我沒有說過啊。" 話音有些顫抖,就像伊索寓言中羔羊在狼面前提心吊膽地辯解一樣。

她說:"那你為什麼要向別人說你被劃為右派的事呢?"

這時我才想起兩天前有同學問我為什麼當右派,我便把我如何寫信揭發家鄉生產隊長長期姦污女地主的事告訴他們。這是實話實說,我絕沒有想到這就犯了罪。我對輔導員說:"他們要問我,我就把實情告訴了他們。"

輔導員嚴正地訓斥我說:"問題是你沒有批判你的右派言行。沒有批判就是放毒,你懂不懂?就是放毒!"

後來我知道,進入這個班級那天起,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監視。

好不容易才把這個有如牢獄般的大學讀完。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大巴山下一所鄉村中學教書。那裡,窮鄉僻壤,山高路遠,學校很小,只有6個班30來個教職工,除了睡覺時各上各的床之外,辦公、開會、吃飯、聊天、休息乃至上廁所,教職工們幾乎都在一起,人與人之間三頭對六面,一言一行幾乎沒有什麼隱私。這樣的環境該不會有人臥底,不會有人打小報告了吧?可是我又錯了。

當文化革命開始,工作組進駐學校的時候,平時與我一起聊天、打球的z君,迫不及待地拋出了大字報專欄《一個右派份子的嘴臉》劈頭蓋臉地向我殺來。大字報言事之具體,時間、地點、場景、言論,樣樣俱全,讓我目瞪口呆又無法否認;有的是談過即忘的小事,有的是毫不在意的議論,有的是相互交談中的某一句話,沒有想到都被他掐頭去尾記錄下來,上綱上線成了"反黨"的鐵證!例如他不知什麼時候記下了我說"流沙河其實很有才氣","西師的右派學生多得很",這就成了" 為右派份子喊冤叫屈","說反右運動整錯了學生"。

因為z君還給許多教師寫過大字報,因而激起眾怒,當學校批判工作組的"資反"路線時,他遭受造反派的搜查,從繳獲的筆記本上,看見他幾乎記錄了每一個人的"反黨"言行。這樣的臥底者,真讓人不寒而慄。

還有一位h君也是臥底者。h君雖然出身"硬梆梆",但他的表現不盡人意,群眾關係也不好,正在"接受組織考驗"。他深知組織考驗最重要是"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而立場的堅定則表現為"對敵鬥爭的堅決"。這樣他就在周圍的人群中尋找"階級敵人",暗暗警惕著、監視著這些人的言行,當機會(政治運動)來臨的時候,就把這些人踩在腳下當成上爬的墊腳石。而黨也正是要利用這種人來監控人們的思想言行。文化革命開始時他正在外地搞四清運動,但絲毫也沒有妨礙他對我等"階級敵人"的"關心",不遠數百裡寄來成捆的大字報進行檢舉揭發,而大字報的內容就是平時他臥底的種種記錄。這是文化革命中的事。

後來我調到另一個地區的另一所學校教書,在這裡,臥底告密之事仍然層出不窮,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有一位c 老師就被他的鄰居告密,說他唱歌時故意把毛主席"萬壽無疆"唱成"萬臭無香",從而遭受殘酷的批判鬥爭,並被開除工職,押去農村管制勞動。還有一位d老師還在讀高中時就被他的親嫂嫂告發,說他書寫"反動標語",直到該案告破才還他以清白,可是考大學的機會卻喪失了......此類出賣靈魂告密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真是難以盡說。

隨著毛澤東的死亡,四人邦的覆滅,和文化革命的結束,黑暗的政治出現了一絲光明,臥底告密之事減少了許多,以整人為職業的人,以打小報告取悅領導以求晉升的人,在一段時間內不那麼吃香了,冤假錯案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大批量的生產了。但是幾千年來封建專制所建構的,幾十年來毛澤東暴政所強化的告密文化,決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它們還有深厚的社會土壤,一旦有了適宜的政治生態環境,還會瘋狂地生長。

幾年前,我和幾位老師受退休教師的推舉參加維權活動,為退休教師爭取集資建房(集資建房是建造不以盈利為目的,帶有福利性質的低價住房)的權利而上下奔走時。不料一位退休教師悄悄向黨支部告密說:"其實我們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就是一個右派和一個反革命跳得高。"這裡所說的"右派"指的是我,而"反革命" 是指上述被他嫂嫂告密的那位d老師。這位告密的退休老師,在享受了我們為他爭得了集資建房的權利的同時,卻昧著良心出賣了我們。可見告密這種文化心態,已經根植於某些人的靈魂之中,是何等的可悲、可嘆而又可恨!更可以看出,臥底告密這種人類的醜行,在我們這樣有著深厚專制傳統的國家,還遠遠沒有結束。

以上是我個人的一些經歷,沒有什麼傳奇,也沒的悟出什麼深奧的道理來,只不過因為最近網上關於告密問題的討論十分熱烈,寫幾句話來揍熱鬧而已。從網上的討論可以看出,有人認為告密是人性的惰落,有人認為是制度的怪胎。而我認為,是制度促進了人性的惰落,而惰落的人性又支撐了大量滋生怪胎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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