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有兩股勢力的結合，一直給人類帶來災難：一個是政教合一，一個是政經合一。
政教合一的惡果很明顯：在近二千年的漫長歷史中，政權和宗教兩大勢力的結合，給人類帶來嚴重的危害，它限制了科學的發展，禁錮了人的思想，造成文化專制和經濟落後；因為它窒息了人的想像力和創造性。工業革命前的人類貧窮、飢餓、落後、專制，都可從政教合一中找到原因；或者說是它的直接後果。
直到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才開始結束政教合一。雖然今天在伊朗等伊斯蘭世界，毛拉們仍有巨大的權力，但政教合一這種制度，已被人們普遍認為必須揚棄。
政府不可主導宗教活動，在美國，甚至被寫入憲法。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開宗明義，就規定政府不可把任何一種宗教列為"國教"，禁止政府主導宗教、在全國確立任何一種宗教。同時也規定，政府不可限制宗教自由。
政教合一已成過時恐龍。但"政經合一"，也就是政府主導經濟，不僅在西方，甚至在世界範圍內，至今仍沒有像政教合一那樣受到嚴峻的挑戰。美國的憲法，也沒有對政府和經濟的關係作出明確的規定。
但作為美國最早、最有奠基意義的文獻《獨立宣言》則明文寫著，人有不可剝奪的三大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奠定了美國文明，或者說是人類文明的基礎。按照這"三大權利說"，政府就沒有干預人們私有財產、主導經濟的權力。因為人的私有財產所以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就是因為它和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這三大權利密切相關，或者說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個人財產是一個人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條件。如果一個人的私有財產都無法受到保護的話，他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全部受到威脅。所以說，個人財產，不僅是人權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人權。這個人權不受到絕對的保護，其它人權都是妄談。
對於政府和經濟的關係，在西方一直有辯論。主要有兩大派：一派以馬克思、凱恩斯、羅爾斯（John Rawls）這"三斯"為代表，主張政府干預市場、主導經濟，理由是只有通過國家力量（包括高稅收等）進行社會財產二次分配（福利制度），才能實現社會平等和正義。馬克思的《資本論》，尤其是後來的《共產黨宣言》等，不僅對資本主義激烈譴責，甚至提出要砸碎現有秩序，進行一場革命，建立一個完全由政府主導的烏托邦社會（計畫經濟和計畫國家）。凱恩斯雖然沒有高喊革命，但基本也是在這種"計畫"思路。美國三十年代經濟蕭條之際，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為羅斯福推行大政府的"新政"，以及後來共產國家的計畫經濟，提供了理論和藍圖。
羅爾斯的出現，是很晚的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哈佛教授羅爾斯發表了《正義論》，提出兩個領域的正義：一在思想領域，人有政府絕不可剝奪的思想和言論等自由。二在經濟領域，為實現社會正義與平等，政府應出面，利用國家權力，通過高稅收、高福利等政策，劫富濟貧；只要對窮人有利，即使剝奪富人、中產階級（創造財富者）的財產，也是可以的；也就是為了全體人的平等，可以對一部分人不平等。由此為政府主導經濟、干預市場、實行均貧富的社會主義提供了比馬克思、凱恩斯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理論基礎。
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則以《原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資本主義與自由》的作者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阿特拉斯聳聳肩》的作者安蘭德（Ayn Rand），《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的作者諾奇克（Robert Nozick）等為代表，強烈主張市場經濟，有限政府，個人自由。
亞當斯密、哈耶克，弗裡德曼等都強調，只有走市場道路，才會有經濟發展和"國富"。國家強大的基礎是"民富"，而民富的條件是保護他們私有財產和公平交易的市場；而走國家主導經濟的道路，則是《通向奴役之路》。1982年去世的美國思想家安蘭德，則從個人自由角度，痛斥國家控制經濟，認為政府主導經濟，就是剝奪人的私財，剝奪人的自由交易權，剝奪人的自由；就是以集體的名義，走向集權主義。因此安蘭德認為，政經沒有分離，就不會有純正的資本主義，只是"混合經濟"而已。
安蘭德是第一個從道德的角度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哲學家。她認為，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不僅是可行的，更是道德的，因為它提供了自由交換產品（包括思想）的機會，體現並尊重了個人權利。而政府主導經濟，以及各種剝奪個人私財的集體主義，不僅是不可行的（帶來貧窮和專制），更是不道德的，因為他們以"人民"這種集體的名義，用高稅收的手段，去追求所謂的"公共利益"。最後剝奪的則是個人的權利，個人的自由。對於政府主導經濟，安蘭德甚至說，"政府對企業的‘幫助'和政府的迫害一樣可怕。"安蘭德的追隨者、前美國聯儲會主席格林斯潘說，蘭德為資本主義確立了道德性，這點改變了他的一生。
和羅爾斯是同時代人，並是哈佛同事的諾奇克，針對羅爾斯的《正義論》，寫了反駁的專著《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諾奇克同意羅爾斯關於正義的第一領域論述，贊同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等，政府都不可剝奪；但完全不同意羅爾斯關於正義的第二個領域論述。諾奇克反對以正義的名義剝奪個人私財，認為擁有私有財產等個人"權利"大於強調社會正義的所謂"善"。一旦以"善"的名義可以剝奪個人"權利"，就為一切集體主義、集權主義開了綠燈。因為人類一切的災難，都是權力者以"善"的名義（人民的名義，公共利益的名義，國家的名義等等），剝奪個人權利（生命和自由）造成的。
諾奇克的書名《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體現了他寫的內容：無政府：不可行，人類必須有政府這個守夜人，保護個人安全；主導經濟、甚至包攬一切的大政府烏托邦：不可行--大政府不僅導致官僚化、經濟落後，並剝奪人的權利，本質上是集體主義；國家：應該是最小規模的政府（ultra minimal state）。"可以放進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夠了"。
安蘭德認為，政府的全部責任是：對內保護個人財產、個人權利不受損害；對外保護國家不受外敵侵略。
起草《獨立宣言》、後來做了第三任美國總統的傑佛遜早就認識到，"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在他做總統時（1800年），美國人口約三百萬，現有三億，增加了100倍；當時他領導的美國聯邦政府的僱員總共有2,120人；今天則增至146萬人（2006年），等於增加了700倍！這都和熱衷政府主導經濟的聲音在知識界佔上風有直接關係。
人類有史以來所有的政府，都有嚴重干預經濟的惡習，最後又都造成惡果。這也是人類兩千多年來經濟一直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英國，只要是輪到敬業的"好國王"執政時，他什麼都管，嚴格制定、執行各種規章制度，於是國家總是陷入經濟最滯緩的時期。而只要輪到玩忽職守的浪蕩國王，什麼都不太干預，經濟就隨之開始繁榮。
安蘭德曾在一篇專欄中引述說，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的路易十四時代，財政總監科爾伯特（J. B. Colbert）被國王倚重，一做18年。這位財政總監看重商業，希望發展經濟，增加財富。他制定了很多增加稅收的法令，相信通過政府主導市場，可以刺激和發展經濟，但結果他完全失敗了。法國的極端貧窮為後來羅伯斯庇爾的斷頭台大革命提供了薪火。但科爾伯特當時是真心想幫助企業的，他有一次問一群企業家，他能為工業發展做些什麼，一名企業家回答說：別管我們！
今天，科爾伯特式的"真心幫助"，仍主導二十國首腦會議。它表明，人類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鬥爭，仍在激烈地繼續進行著。在"政教合一"結束後的世界，結束"政經合一"將是人類下一步面臨的最重要挑戰。無論國家力量多麼強大，人類的全部進步，都是從"別管我們"開始的，並將朝著這個方向不屈不撓的邁進，因為自由是人的本性。
── 原載 臺灣《看》雙週刊200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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