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方面。現在中共在國內擴大內需，並不是為了挽救它的經濟，而是為了防止它的統治機構渙散瓦解，說得再徹底和直白些，就是要收羅社會的最後一點財力，做統治上的最後掙扎，因此，民眾方面應抵制中共的擴大內需宣傳，少買一些東西，以節約自己的開支。
我們不應忘記，中共為了養活它的官僚機構，是如何利用高稅收的重負把農村經濟搞垮的，以及如何農民搞得家破人亡的；為了減輕它的本來就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的"負擔"，是如何讓幾千萬工人下崗的。當工人和農民為了自己的最起碼的活命要求，向中共請願時，又是如何遭到中共的傲慢不理和殘暴鎮壓的，以及最後，為了上面的同樣的原因，又是如何把股民搞得財盡人亡的。不僅如此，中共在這幾年裡，沒給工人漲一分錢工資，也沒給農民增加一份可以維持得住自己生老病死這些基本生計的福利，且如今，為了自己的危機，憑啥一個"不差錢"就要咱為它掏自己的最後活命錢去擴大"內需"。
另一方面，中共發展經濟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為了一小撮高層官員的太子黨們以及他們的子女在將來自己家人退出權力核心後能到國外去享受富足的生活，因此，在經濟政策上，就必然只圖眼前利益，只要能來錢快的行業，中共就大干快上，為了達到這種目的，不僅出賣礦產、資源、土地、國家重要經濟產業，甚至不惜廢弛武備，把錢都投入到短期就可以掙到大量的錢的行業中去，更有甚者，甚至不惜出賣主權，在勞資糾紛中動用政府的權力壓制僱員、故意偏袒外資，給予或恢復外資人員在帝國主義統治清朝時期的治外法權，甚至割讓國土、海洋的方式，以換取這種所謂的經濟"發展"的條件，然後，使用手中的特權，甚至是通過赤裸裸的暴力搶劫，將這些掙來的錢大部掠為己有，而根本不為民眾著想，甚至連起碼的民眾死活也不顧，中共太子黨們所擁有的億萬傢俬就無可辯駁地出說明瞭這一點，所以，這種做法，不僅損害民眾利益，也危及民族的根本生存條件和國家的安全，因此，就更不能對這種政權給予存在上的任何支持。
企業家階層。企業家應和民運組織建立聯繫，把資金投向民運組織，用來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比用自己的錢向中共買特權和方便要好得多，也是一條真正的出路所在。
國內經濟。最近中國股市又上漲了，這被某些人認為是個好兆頭，中共官方的媒體和一些經濟學家也為此大加宣傳和吹噓，似乎經濟上不景氣的嚴冬已經過去，春天又要來了，實際上，這種股市的上揚是為那些持有銀行原始股到期的權貴和外國資本套現做準備的接盤購入，而權貴的原始股又佔了其中的大部分，所以是權貴們為自己謀取私利和內外官商勾結而進行的黑箱操作，人為地操縱股市價格的上揚就是他們的利益所需，另一方面，它對中共也不是個好兆頭，隨著中共股市價格的提升，它的剩餘的經濟力量也即將隨著股市的最終下挫、隨著這種人為吹起來的泡沫的最後不可避免的破滅而被徹底耗盡，這是因為，救市的錢沒有投在產業上，而是進入了股市，而沒有產業支撐的股市的任何上揚都是靠不住的，遲早會跌下來，所以也注定這種股市的高漲是不會長久的。而這次，投向股市的錢又大多是各級政府部門拆借的銀行的信貸資金，散戶的錢已經很少，一旦股市下挫，則信貸資金就可能無法償還，從而導致金融系統的崩潰和大量銀行用戶的存款蒸發"消失 "，從而導致危及經濟和普通百姓的生活，並最終引起社會矛盾的爆發性突破，導致社會的總危機。
胡溫當局。最近，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等人瘋狂地歇斯底里叫嚷什麼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縣"，"要消滅在萌芽狀態"，並把500公安局長叫到北京培訓，策劃對基層縣鄉嚴密佈控，以便隨時準備動用武力鎮壓稍有反抗的民眾。如果說，先前的2000名縣委書記進京培訓是一種主要是預謀採用"軟"的欺騙手段對付民眾的話，因而是一種"文"的手段，那麼這裡的公安局長的培訓則是準備赤裸裸的動用武的手段來解決問題了，這是中共準備直接動用武力鎮壓民眾的開始。
在中共官員的這些講話中，無不充滿、浸透著暗示地方官員一旦遇到民眾堅決反抗，可以採取殘忍的使用暴力鎮壓手段解決問題的觀點，中共採取的這些對策不是沒有原因的，早在今年二月份，中共國內的一些學者就開始對金融危機對社會底層民眾和"勞資"關係（實際應是中共政府和民眾之間的關係）的影響作了研究，並對可能造成的前景作了估計和預測。
按他們的分析，由於民眾尚在觀察進一步的演變形勢和中共政府以前一個時期所作的一些的"安置"工作，這種危機將被推遲在今年的五六月份發生大規模的爆發，根據這種觀點的預測，他們呼籲中共政府，大叫大嚷地要對可能發生的事件提前做好應對準備，另一方面，就在今年的兩會期間，中共當局遭到了從各地雲集北京的眾多訪民的以"民不畏死"精神的大無畏的英雄膽略的強烈抗議和反抗，發生了服毒自殺、自焚和打砸截訪人員及車輛的事件，極大地震動了國內局勢，也驚動了整個世界，中共高層深感震驚和恐懼，因此，也就急急忙忙制訂了這樣一個防範政策和政略。
由此看來，中共上下在遇到共同困難時也是互相推諉，中共高層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想用底層官員作為肉體盾牌，擋住民眾向自己的進攻，把危險和麻煩甚至災難留給底層的官員去承擔，實際上，由於大量的中共底層官員的長期的對普通民眾的大肆施虐，並且也由於他們本身的具體的個人私利，想要通過和平的方式把矛盾完全或大部化解在底層是不可能的，也阻擋不住民眾的突破中共各種限制的反抗。
另一方面，矛盾也不只侷限在中小縣城和農村，在中等以上的大的城市也是普遍存在的，隨著經濟情況的惡化，這些地方的衝突將會更加普遍，而且一旦爆發起來後果更有威力，像去年的遍及中國西南大部分地區的出租車汽司機罷工事件，一旦爆發起來中共就毫無招架之力，咋眼之間就可以讓他們只有完全趴下叫服的份兒，其效果不亞於翁安事件。
另一方面，從中共統治內部的總體的也是一般的關係上說，雖然中共的上下級官員在利用特權掠奪民眾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是他們之間也還是有一些區別，中共的最高官員以及太子黨，不僅可以隨意地盜竊國庫和掠奪民眾的錢財，而其本身也不用為此承擔任何法律上的責任，他們是中國社會的享有完全的法律豁免權的特殊階層，這是歷史上任何一個社會所沒有的特權階層，具體地來說，即使這些人現在還是間諜、是殺人犯，中共高層自己也照例不會為此進行任何追究和治罪，而照例全部納入包庇保護之列，行包庇保護之責，而下層官員則不然，他們雖然也利用手中的特權貪污受賄和掠奪民財，但是一旦敗露，就可能會受到法律的追究，到那時，就可能妻離子散、家敗人亡，可謂叫天不靈、叫地不應，實際上，他們的存在，不過是作為為已處於危亡之中的和早已處於危亡之中的中共的上層太子黨集團免遭社會追究、清算和繼續貪腐而維持自己對社會控制的活的肉體工具而已。
所以，從這一點上說，他們不過是上層官僚太子黨集團的奴才和為他們火中取栗而已，中共給他們的所謂的特權，只不過都是暫時的，而且也毫無生命和前途保障，一旦劣跡敗露，或在黨處於危機時需要為自己名譽裝潢一下，增加點表面上的廉潔形象，或對民眾鎮壓不利，就隨時可能丟官罷職或被拉出來祭刀，因此，奉勸這些人再不可為中共效力，不可再幹那些為少數人所利用的事，保住中共的統治即救不了自己，也改變不了自己仍將被中共高層所隨意虐殺的命運。
而面對中共的可能鎮壓，民眾也應早做準備，為此，採取的對策是提高自己的武力打擊層面，必須將胡溫等高層官員置於自己的直接的武力打擊之下，並將其和過渡政府號召的發動下層軍警倒戈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效果發揮到最大限度，只有大大增加胡溫等人的維持專制的個人風險，讓他們感到全國不僅有無數雙眼睛盯著自己，而且有數不清的槍口對著自己，才能迫使他們老實下來，並有所顧忌，不敢隨意放手鎮壓民眾。
另一方面，也要堅決拒絕中共的擴大內需的宣傳引誘，不給垂死的中共輸血補氣，並盡力使中共的統治機器分裂，創造條件使下層武警、軍隊官兵起義，現在少買一點東西，正是為了保證自己一家人的將來平安，如若不然，將來生活不下去，一旦請願過程有了一點紛擾，垂死的中共就很可能用機關鎗來永久性地一次"解決"請願民眾的吃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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