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兒：我們村的「農奴們」
寫在第一個「農奴解放日」
我要講的這個村子，在當年西藏第三大城---江孜的東南，離城約65公里，地處拉薩通往不丹和印度的交通要衝，是一個半農半牧地區。村子裡共有83戶人家，人口約250人。[1]西藏的土地，名義上歸國家所有，劃分成大大小小的莊園，由三大領主（政府、貴族和寺院）分別領有。領主和庶民都分屬於不同的莊園。根據中國官方的一項調查，舊西藏土地佔有結構，38%歸政府，37%歸寺院，此外25%歸貴族。
我們這個村，歸政府，藏語叫"雄居巴"，即政府差地。用當今東土官府的話說，所有村民都是政府這一領主的農奴。但是在藏語中，村民們統稱"米薩 (miser)"，也就是屬民、庶民、百姓的意思。本村的社會結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藏族傳統社會---即中國官方所稱"農奴制"---的某些基本特徵。
一、身份制度
一切屬民，均有不同身份。這種制度，跟當今中國大陸的戶口身份制度，非常相似。本村的屬民，大體上分為兩種身份，差巴和堆窮。僅就本村而言，這兩者的區別，在於有沒有本地正式戶口(法律上是否屬於本地莊園)，是否承擔向領主交公糧、出工差等等正式義務。
差巴共有8戶，將近40人。差巴的意思就是"支差的人"，他們是登記在冊的正式居民，全權佔有和支配全村所有的土地，同時必須支應領主(在我們這個村，也就是政府通過其代理人)下達的大量納稅和差役。
如同大陸的戶口身份是世襲的，西藏的差巴身份也是世襲的。差巴的子女，生下來也是差巴。女孩跟母親，是母親所屬莊園的差巴；男孩跟父親，父親是所屬莊園的差巴。這一點，跟中國大陸不同，後者子女戶口一般跟母親，倘若母親身份是農業戶口，生下子女也歸農口。
差巴們要隨時支應差使，所以，除非他們雇到別人來完成這些義務，否則就無法單方面長期離開村子。另一方面，只要他們完成明文規定的義務，領主也不能另外再加重負擔，更不能單方面奪走他們佔有的土地。如果領主違法，他們可以到拉薩去告御狀，制止領主的違法行為。這樣的事情曾經發生過，最後是屬民們贏了。
8 戶差巴佔有土地多少不等。最少的一戶掌握120畝，最多的一戶有1800畝，平均約600畝。雖然名義上不能出賣土地，差巴卻擁有高度自主權，領主無權干預。他們可以自主決定哪些地種莊稼，那些地休閑，那些底作牧場，決定僱人來種，還是長期出租給別人，自己只收租子，甚至還可以拿土地去抵押典讓，等等等等。這麼說吧，差巴的土地權利，不僅絲毫不亞於當今中國大陸農民，他們在抵押質典方面的權利，甚至還超過了後者。
作為正式居民，差巴不僅掌握著村子的全部土地財產，也掌握著村子的行政管理權和糾紛裁決權。除他們外，住在村子的其他人，是無權參與村莊管理的。這就像在中國大陸，沒有式戶口的外來人口，長期以來都沒有當地投票權，自然更不能參與當地的行政管理了。
堆窮的意思是"小煙戶"、"小戶人家"。本村堆窮共有75戶，210餘人，都是交"米波"的屬民。所謂"米波"，就是人頭稅的意思，只要他們自己或通過親屬，每年給自己領主繳納固定數額的稅金，就可以自由流動，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給任何人做任何他願意做的事情。用當今中國來打比方，堆窮約摸相當於流動的"農民工"。
堆窮的身份也是世襲的。堆窮的子女，生下來也是堆窮。本村的大部分堆窮，上輩子就來了，其實也可算永久居住在本村的居民，但是他們在法律上不算本村的正式居民，只是由於得到了本村差巴們的許可，才能住在這裡，所以無權參與村莊事務的決策。還是用中國來打比方，他們相當於沒有本地正式戶口的人。
堆窮提供了村子裡必不可少的勞動力資源。他們或者當雇工，或者從差巴戶租賃土地經營，此外也從事各種特殊職業，從鐵匠一類的技術行當，到經商販賣，再到背屍人這樣的職業，都是他們在干。
再作個類比，這個村子的結構，有點像中國的南街村。外來打工的人口，大大超過了本地村民。但是外來人沒有什麼政治地位，行政管理權由本地村民獨佔。
二、差稅負擔
稅金和徭役，藏語裡統稱為"差"。西藏的差，既繁且重，但不是隨便定的。每一種差稅義務，都起源於一定的"差地"，也叫"稅基"。基本上，要繳納什麼稅金、支付什麼差事，就要先給屬民一份相應的差地，作為其經濟基礎。沒有差地，就不支差。差地按土地(耕地或牧場)算，一定數量的差地，對應著一定的差。差地數量，一般在某次清查時確定。
本村的差地數量，是百多年前即1847年那次清查時確定的。當年的土地清冊，是分配差稅負擔的根據，關係到村民的切身利益，所以村莊裡專門留存有一個副本。
領主下達給本村的差稅，並不到戶，一般是把指標和任務下達到村，再由村集體決定如何分配到戶。這些差稅，包括貨幣稅、實物稅和徭役。所有差役，主要都由差巴負擔，按掌握土地多少好壞來分配，但是某些次要的、臨時的差役，如修理灌溉渠道等等，也分攤給堆窮戶。
貨幣稅按藏銀計算。實物稅則種類繁多。本村的差巴有義務繳納的物品，包括青稞面、青稞、乾草、草藥、肉、酥油、羊毛等十幾種。
有些實物稅也可以用貨幣繳納，比如一種朱差，計青稞130克，獲准折錢繳納。本村掌握一份由政府頒發的文書，規定折算率為每克6錢藏銀，不得提高。後來在 1940年代出現爭執。當地行政官通知本村，由於通貨膨脹，藏銀貶值十幾倍，每克6錢已不合適，要求改交實物。本村差巴不服上訴，指出此項差稅並無相應差地作為基礎，他們只是出於信仰，才額外繳納，請求政府審查他們的土地登記簿，並提出了當年議定不得改變折算率的文書。結果，政府收回成命。
稅之外，又有徭役。本村負擔的差役，大約有四種。
第一種是兵役，本村差巴每年必須出6個人去甲瓊兵團服役。對這項義務，差巴們自家並不出人，由村集體僱用六人去當兵，支付被雇者的費用和工資。1933年前，他們給每個人9只綿羊和9兩藏銀。1933年後，士兵要求給現金，改為每人400兩藏銀。此數不斷上漲，到了1950-51年，年工資長到了2000 兩藏銀，此外村裡還供應衣服和臥具等等。
2000兩藏銀看似很多，其實不然。1950年代後期，大陸中央政府規定的藏銀鈔票對人民幣官方兌換率，是50比1。2000兩藏銀，也就相當於40元。折算起來，當年西藏士兵的月工資，也就是三塊多而已，並不高。
第二種是交通役，也叫"烏拉差"。西藏地處世界第一高原，交通極為不便，政府便採用了一種獨特的交通制度。每條交通線上，每隔半日路程，都設有一個驛站。每當政府需要運送人員或者貨物經過，像本村這樣的政府差地，差巴們必須提供牲口腳力，僱用搬運工人，將人員和貨物從一個驛站，送到下一個驛站。驛站的距離，正好使得他們可以當天打個來回。
這是本村最主要的差役，繁重且不定時。政府發給差巴大量差地，就是為了使他們有足夠的資本，得以擁有足夠的牲畜、車輛和糧食，一方面能夠應付支差之需，另一方面能夠維持自家生計。這樣，政府無需出一分錢，就可以實現全藏地的交通。
第三種是"冒煙差"，意思是凡是生火做飯、向天上冒煙子的人家，都得出人應差。此差分配給所有人，不分差巴與堆窮。這通常用於支應若干非經常性的勞務，如修繕水渠之類，要求規定時間，每家出一人。
第四種所謂"尊差"，征差權力歸於寺院。本村附近有一座至古寺，是當地百姓進行信仰崇拜的場所。當自願出家的僧人人數，未能維持一定水平時，至古寺有權從所在地方徵集小孩出家。慣例上，差巴家庭若有三個男孩，中間那個得出家；堆窮家庭若有兩個男孩，大的須出家。
名義上，僧人屬於西藏的統治階層，不承擔任何差稅且享有特權。所以，小戶人家自願送子女出家的，也有不少。不過，尊差作為應付出家人員不足的一種補充手段，有時也會被使用。此差在規則上對堆窮更具強制性，由於家境較差，堆窮相比於差巴也更難躲避義務。
三、村社管理
本村人人有固定的身份，身份又決定地位等級。堆窮可以自由來去，但是在村裡處於從屬地位；差巴缺乏這種自由，卻處於支配地位。堆窮從屬於差巴，而差巴之間一律平等。本村的事務，由8戶差巴實行集體領導。前面已經說過，這有點類似於大陸社會主義典型，南街和劉莊等等地方的村莊政治結構。
有關本村事務的重大決策，包括支應分配差稅任務等等，由8戶差巴戶的家長，開會討論決定。最後的決定，一般需取得所有差巴戶的一致同意，才會執行。如果意見分歧，則須呈報給村外的宗本(縣官)或其他有聲望的人物，由他們調解仲裁。用現在的話說，這8戶的家長，相當於村委會。
村子裡的日常事務，由村委會指派兩位"根保"來負責，任期不定，而村委會有權隨時撤換根保。兩位根保，一位負責內部事務，像交通役這樣不定時的差役，如何組織、調度和管理，就是他的職責。另一位代表本村跟外面的官員和人物打交道，維護本村的權益。兩位根保都算是村委會僱用的工作人員，領取通行的工資。
差巴自然也要經常監督根保的工作。當根保到縣府交涉事務時，差巴們會另選派幾位代表陪同前往，名義上是幫助根保交涉，但是差巴也公開表示，最要緊的還是確保根保代表了差巴的利益，為他們爭取最好的條件。
對差巴，根保只算是僱員。但是對堆窮，則是擁有行政權威的上官。他有權裁決堆窮之間的爭端，對他們處以罰金，有時候甚至處以體罰。對此，堆窮若不願忍受，可以申訴，或者乾脆用腳投票，離開此地。---畢竟，他們的"米波證"賦予了他們自由行動的權利。
堆窮們除了從事非農行當外，主要是從差巴那裡租佃小塊土地，或者給差巴打零工，以維持生計。有時候，村集體也在支付工資報酬的基礎上，將堆窮強制分配給指定的差巴戶，要求他們幫助其完成差稅義務。當勞動力缺乏時，差巴們還請求農務局調配堆窮為他們打工，支付給後者通行的工資。
四、"農奴"爭論
在中國大陸，1959年前的官方公開出版物，把藏族傳統制度描述為"神權政治的封建社會"，很少稱之為農奴制。但是1959年以後，凡是涉及藏族傳統社會制度的官方出版物，均一律稱其為"野蠻和殘酷的農奴制"，是悲慘的人間地獄。除了三大領主以外，所有屬民，包括差巴、堆窮，還有一種朗生（相當於家僕)，都是領主的農奴，他們在這個人間地獄裡苦受煎熬。此種描述，成為五十年一貫的官方宣傳口徑。
藏人方面，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著作《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則把藏族傳統社會描述為"封建制"。他認為，雖然過去有過寧靜與幸福的歲月，該制度卻已經大大落後於時代，變得與現代社會發展極不適應了，尤其是財產分配的巨大不平等，違背了佛家教導，必須進行改革。他的和平改革方案，包括減債減息減差，逐步取消人頭稅和差役，建立現代政府，最後用贖買方式將大莊園土地收歸國家，再分配給農民私人所有，自由經營。
1950年達賴親政。第一條減債減息減差，他的政府已經於1953年頒布法令實行。1954年情況有所變化，達賴在北京和內地呆了大半年。回來後不久，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於1956年成立。這是一個由中共西藏工委控制的機構，一切重大決定均須經過它。在它的領導下，由於種種原因，達賴的和平改革計畫被擱置。相反，1956年以來中共在康區等地方實行的暴力土改，誘發了不斷的武裝反抗。各種矛盾會合，最終於1959年爆發了拉薩事件，達賴出走印度。
中共鎮壓了武裝反抗，隨即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造。1959年起進行 "民主改革"，將傳統身份制度改造成為"戶籍身份制度"。此後，又相繼實行人民公社化。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中，藏族農民受到了比傳統社會更嚴厲的束縛：他們不僅被束縛在土地上，毫無遷移自由，不僅喪失了傳統上擁有的土地權利，甚至連最基本的生產自主權都被剝奪了。這導致藏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直到 1980年代，才進行了包產到戶等改革。
到今天，雖然公社沒有了，戶籍身份等級卻被沿襲下來；藏民享有的土地權利，仍然不如傳統社會中許多地方的差巴。面對現實，中共大力宣傳舊西藏為"殘酷與黑暗的農奴制"，其實跟文革中憶苦思甜一樣，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現實統治需要，跟歷史真相關係不大。
探討歷史真相，是學術界的職責。在西方學術界，關於藏族傳統社會，確實有少數藏學家把差民描述為農奴，其中包括戈德斯坦(Melvyn C. Goldstein)這樣的重量級學者。從學術上看，他的理由似乎很充分：第一，差民的身份是世襲的；第二，雖然差民佔據著自己的土地和生產資料，但在法律上都從屬於莊園和領主，無權單方面退回土地以解除從屬關係；第三，領主可以合法地支使差民，並擁有某種司法權力。比如，差民們若想合法地自由流動，必須向領主申請米波證，將差役變成繳納人頭稅，才能離開莊園。領主有權決定批准與否，而且在名義上還有權追緝私自逃跑的差民。這些顯然是農奴的特徵。
但是更多的藏學家，不同意將"農奴"一詞用於藏地差民。一個原因是，領主受到拉薩中央政府管轄，不能隨意增添差民的差稅義務，後者是在法律上、契約上或慣例上固定下來的。領主任意妄為，差民們可以上告中央政府，加以制止。這種相對於領主的獨立法律地位，使得差民們不同於農奴。此外，藏族社會內部的巨大流動性，也與農奴制有別。差民們不僅可以橫向流動，而且，也有機會可以通過當兵立功、出家等等方式，擺脫差民地位。
1980年代後期，就西藏農奴制問題，戈德斯坦曾經跟另一位學者米勒(Beatrice D. Miller)有過幾個回合的爭論。戈德斯坦認為西藏差民就是農奴，米勒不贊成此種看法，可以說雙方都有理由。米勒堅稱農奴標籤不應濫用。她說了一段話，非常有意思：按戈德斯坦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公社是不是也該算一種農奴制呢？
"不知戈德斯坦是否同意如下看法：直到鄧小平改革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民，都是被束縛在公社這一‘莊園'上的農奴？戈德斯坦的農奴定義中，引用另一位學者(Richard Hellic)的說法，稱農奴是‘以一種有實質意義的方式，從屬於其領主的行政權威和司法權威'。顯然，對農民，黨領袖和各級幹部的權威，絲毫不下於任何 ‘領主'。"[2]
因為有這些爭議，本文的標題和內文，給"農奴"二字打上了引號，用意在於提請讀者注意，所謂藏族"農奴制"有多個複雜側面，建議讀者自己判斷這個詞的意義究竟為何，還可以將它跟共產制度做個比較，或許可以更好地探討歷史經驗與教訓。
註釋：
[1] 本文的村莊詳情數據和資料，均根據戈德斯坦的村莊調查綜合寫出，原文見 Melvyn C. Goldstein, "Tax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 Tibetan Villag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5(1):1-27. 1971.
[2] Beatrice D. Miller, "Last Rejoinder to Goldstein on Tibetan Social System", The Tibet Journal, XIII No.3:64-67.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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