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會助紂為虐（圖）

文革中的學生——紅衛兵

今天，我們為曾經"助紂為虐"而內疚

今年（2005年），我就讀過的中學校首次舉行校慶活動。我向37年未見面的班長建議，去看看班主任，他80多歲了，已癱瘓在床。班長未置可否。

過些日子，我又向班長建議，班長悄悄對我說；"我不敢去。"

"為什麼？"

雖然班主任被當成"特務"批鬥有我們班學生的一份"功勞"--他帶我們春遊時在吳淞口軍事要塞附近給手錶上弦了，他以前是從不帶表的。文革一開始，同學們覺悟了：教物理課的班主任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安在我們身邊的定時炸彈，就把他給"揭"了出來；不過，對班主任大打出手的不是我們，我們也是文革受害者，老師會原諒我們。我這樣想。

"你不知道，那天他被人一腳從樓梯上踢下來，倒在樓梯轉角平臺處，我正好從樓下上來，他跪在我面前，叩著頭對我說‘我求求你，你讓他們不要再打我了，我實在受不了了！'我卻沒有理他。想到這些，我不敢去見他。"內疚寫滿班長的臉。

"但是，這事攤在任何一個同學面前，都沒有人會去救他。整個文革期間，我們都做過內疚的事情，誰也跑不了。"我對班長說，也像對我自己說，

當年，凡"牛鬼蛇神"都是有標記的。奧斯維辛的猶太人胸前挂有恥辱的黃標記，"牛鬼蛇神"挂的是恥辱的黑標記。一天中午時分，我看到一個沒教過我們課的 "牛鬼蛇神"正要出校門，出校門前卻悄悄把掛在領襟下的黑標記朝衣服裡面折進去，我發現了，馬上命令讓他把黑標記亮出來！對，就是"命令"，我當時是"紅衛兵小將"，當然有資格命令"牛鬼蛇神"！我覺得自己做得很正義，"牛鬼蛇神"就該接受大家監督的。

有個女教師被她班上的學生剃了光頭，從此她就帶上了一頂天藍色的女工帽，那種效果有點像尼姑。有一天，一群學生把她的帽子給掀了，帽子扔到了我肩上，順著我的肩又滑落到我上，我感覺到帽子帶著體溫！頓時我像被火焰灼著了手，一下把帽子扔到地上，馬上又有人把帽子拾起來，拋著、扔著......，在帶體溫的帽子碰到我手時，我心中最柔軟的地方肯定被觸動了，因為我的心那麼明顯、那麼有記憶地猛顫了一下！可我怕這樣的"顫動"，這樣的"顫動"證明我還是愛憎不夠分明，證明我還殘存著"小資產階級的溫情"，所以，我趕快把帽子扔掉了。

那一天，一群老師在我們的腳下爬著，看到老師們尊嚴掃地，學生們享受著快感。那個死不肯認罪的女教師終於也跪下了，在她雙膝著地的瞬間，她"嗚"地哭出了聲，學生們為之歡呼起來！在爬行隊伍中的還有一個滿頭白髮高高胖胖的男教師，他成為"牛鬼蛇神"的過程是蠻戲劇性的--學校中的"革命老將"還只是憑感覺認為他"應該是"牛鬼蛇神，就和"小將"一起設計個"陽謀"：召開個嚇唬嚇唬他的會議，看能嚇出點什麼來。會上，小將老將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你的問題全部被我們掌握了，現在給你五分鐘時間，你不坦白，我們幫你坦白。你是想從寬處理還是從嚴處理，自己選擇吧。"接著便進入了倒計時，一個男聲很有威懾力地拖長著聲調："還有--四分鐘......還有--三分鐘......還有......"，"不不不，我坦白，我坦白！"只見黃豆大的汗珠從白髮蒼蒼老教師的額頭上滾落下來，他等不到引爆就崩潰了，像竹筒倒豆子一樣把什麼都抖落出來了！這當然是"思想"的偉大勝利，也是我們的偉大勝利：只不過嚇唬嚇唬，就嚇唬出一個貨真價實的歷史反革命來了（他後來也平反了）！他抖落些什麼，我唯一記得起的是"三青團員"，其他全部都忘了，我不會忘記的是，我當時是眾多喊著口號逼他交代問題中的一個。也是參與這"陽謀"、自認為是勝利者中的一個。

我在場，我沒有參與歡呼。但那是沒有功夫歡呼--我自己同自己打架還來不及呢。一個"我"說："太過分了吧"，另一個"我"反駁"這是革命需要！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一個"我"辯解："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羞辱人嘛！"另一個"我"聲音更高："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終於，後一個我徹底戰勝前一個我，鐵定的真理是：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些"牛鬼蛇神"肯定過去對人民很殘忍，現在就不能同情他們！

現在是2005年5月8日，在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上海，我使用著電腦這種先進傳媒工具，向著年輕人佔壓倒多數的網路朋友談論上世紀60年代那些荒誕不經的往事。我要向年輕的朋友們、向我們的後代坦白，這就是一個十多歲的少女，在那個瘋狂年代裡眼觀瘋狂參與瘋狂時的內心獨白，真實的內心獨白。最後，是革命的理性戰勝了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革命勝利了！

如果問，當年未成年的我們為什麼會這麼冷血？為什麼會這麼無情？怪我們接受的教育不人道？不對。當年 "小學生守則"、"中學生守則"上第一條就是"要尊師守紀"，教室也是掛著"尊師守紀"的標語，我們曾恭恭敬敬地對老師鞠躬，親親熱熱地喊"老師您好"，這樣的我們怎麼一下子從溫順的"小綿羊"變成了閻王殿的小魔鬼？是的，小魔鬼，在當時被打成 "牛鬼蛇神"的老師眼裡，我們這些"紅衛兵小將" 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真正的小魔鬼。

昨天，我們色厲內荏地"助紂為虐"

我們怎麼會變成了這樣？多年以後，我找出的答案是：那時，所有的人都在害怕，潛意識裡的害怕，打有徹骨記憶印痕的一種害怕。所有人都擔心厄運會降臨到自己頭上，所有的人都想"避險"，甚至不擇手段的"避險"。當發現"行惡"能"嫁險於人"又能使自己"避險"，一些人就選擇了行惡。坐觀惡行無動於衷，還算是那個年代的"善行"呢！

我們害怕什麼呢？我談談自己的親身感受。

1967年7月，為紀念"8.18"接見紅衛兵一週年，上海準備舉辦盛大慶祝遊行。我也被選入紅衛兵方隊參加排練。我很興奮，這在當時，意味著一種比較有規格的"身份承認"！但有一天紅衛兵頭頭找我談話了："我們已經知道你的家庭有些問題沒有搞清楚，為了紅衛兵隊伍的純潔性，你不能參加這次遊行了。"真是如雷轟頂！我就是從那天起，從14歲半起，知道了心被擊碎的滋味，知道了被擊碎了的心是會痛的，會很痛很痛的！我哭得氣都緩不過來，回家後，是腹部劇烈的疼痛，疼得我在床上翻滾，但我咬緊牙關，不哼一聲，當時心裏已連死的念頭都有，覺得還不如這樣死去！以後我看了一些醫書，猜測到當時的腹痛可能是強烈的精神刺激誘發的腸痙攣。

讓後人無法理解、自己後來也感到過分的是，不就是不讓參加遊行嘛，值得這樣嗎？其實，情感上波動和肉體上劇痛只是表象，表象的後面，是一個未成年的靈魂在顫慄，面臨巨大恐怖和孤苦無依時的靈魂顫慄！

我害怕的到底是什麼？

我害怕的是：從此被劃入另類，成為 "黑七類子女"（黑七類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那樣的另類）！1966年夏天，北京的紅衛兵到我們中學"煽風點火"（當時這是個褒義詞）搞串聯，來的全都是十七八歲的"女兵"，一個個腰扎寬皮帶，身穿洗得發白的有四個口袋的軍裝，風紀扣扣得嚴實，水壺和黃軍包在胸前交叉挎著，一手叉腰，一手揮舞著語錄教訓著上海的中學生："我們北京有個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事實就是這樣嘛，我們就要造反動派和他們狗崽子的反！"然後，解下皮帶就抽"牛鬼蛇神"，給我們以"革命行動"的示範。這一幕牢牢印在我的心裏--至今我還記得那幾個紅衛兵的臉和神態。從那時我徹底明白，只要是"牛鬼蛇神"的後代，"重在表現"是不能兌現的了，他們從"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隊伍中被拋了出去，他們已沒有"前途"，他們也沒有朋友：想有個"前途"的人要躲著他們，同樣沒有"前途"的同類之間不能來往，來往就是"反革命串聯"。他們只能在鄙夷的眼光下承受不是這個年齡的人能承受的屈辱和孤獨。還有著幾十年活頭的花季少年活到這一步，就生不如死。所以我聽到自己家庭"有問題沒有搞清"，就反應激烈、甚至激烈到"死"都無所謂，這其實很正常；而關碧紅會精神分裂，也是那個時代造成的必然。

潛意識里根植了這種"害怕"，那麼，避險，就是人的潛意識裡的一種本能。怎樣"避"呢？既然害怕孤獨，那就"從眾"吧，不想被"大流"拋棄，就與"大流" 注定要拋棄的"一小撮"劃清界線吧。既然連"對政治不感興趣"都影響到過安穩日子，那麼，就參加政治運動吧！你們要打倒誰，就跟著你們喊"打倒"，你們說擁護誰，就跟著你們喊"擁護"。潛台詞是 "我聽你的，我跟你走，還不成啊？你就放過我吧。"

當行惡變成社會常態、當無語地坐觀惡行也能差強人意當作"善行"，"從眾"和"隨大流"就不想無情也無情了。文革時期，"揭發他人"竟然成了保護自己的一種手段, "相互揭發"，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平民司空見慣的行為。

你說："我家三代貧農，搞階級鬥爭搞不到我頭上."話音剛落，你被"隔離審查"了，就因為你好友的哥哥定性為"五一六"分子，而有人揭發你與你好友的哥哥在一起玩過；你要去參軍，政審都通過了，突然宣布你不能去，有人揭發你遠房嬸嬸她父親剛被專案組調查出是逃亡地主。

你現在正寫著大字報，毛筆頭掉了，你就說了一句："呀，毛筆頭掉了"，有人就大聲揭發："啊！你這麼反動，竟敢攻擊偉大領袖！"你一下子百口莫辨，就這樣成了"現行反革命"，被"勒令""六進六出"（六點上班六點下班）；你剛到"牛鬼蛇神"隊伍報到，看到昨天"揭發"你的那個人竟然也在這個隊伍裡了，原來他太得意了，想炫耀自己是怎樣發現了身邊的階級敵人："你知道那傢伙說什麼嗎？他說（一下聲音輕了下來）‘毛頭掉了'！"他這一炫耀就把自己炫耀成了"牛鬼蛇神"，罪名是"擴散反革命言論，別有用心"。那年頭，當 "反革命分子"是防不勝防的，而積極揭發他人的將自己也搭進去，也不是新鮮事。

我的初中同學早在1965年就到派出所揭發她母親"叉麻將"，接下來她就成了我們少先隊員的學習榜樣，再接下來她就入團了。

走在馬路上，都隨時能發現"揭發行動"：前面走的人將弔唁家人的黑袖章與紅袖章套在一起，被揭發了；邊上有人買了張報紙就朝公共廁所跑，有人就跟進去， "等待揭發"--這時十有八九可以抓個現行反革命--每一張報紙上每一版都有領袖語錄領袖像，就看他是怎麼處理這張報紙吧！

階級鬥爭既然要年年講、天天講，肯定有大量的階級敵人待揭發。主流社會鼓勵這種"揭發"行為，揭發他人是政治上要求進步的表現。而能理直氣壯、堂而皇之地揭發他人，既表現了自己的"革命立場"，也能顯示自己在"革命造反組織"中的份量。

為什麼那麼多中共地下黨員在文革中都被誣蔑成"叛徒"？因為地下黨員邊上圍著急於通過"揭發"來表現、來立功的一族。為什麼要盯住地下黨員呢？因為"地下黨員"這一塊才有著"抓叛徒"的最大油水。反正那麼多地下黨員犧牲了，而你沒有死，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你叛變革命的最大嫌疑！

想"避險"，都已經避之不及。

在這樣的社會中生活，人人恐懼命運的無常。人人隨時都面臨"你不配為人"的審判。

為什麼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說變就變，變得如此野蠻殘忍？

只因為文革需要野蠻殘忍，不野蠻不殘忍，文革進行不下去。

我們吃了自己的良心，天地在獰笑

文革一開始就著力破的，是中國民間的道德信仰"憑良心做人"。 這是以"階級鬥爭"理論為武器破掉的。

"憑良心做人"，本是規範中華民族行為道德的"不成文法"，根植於荒郊辟壤村婦愚夫的心中，比孔學儒學更具普遍性。"憑良心做人"對人的行為約束是"人不能為所欲為"，人必須有所敬畏，有所怕懼；違背良心，不憑良心，則要遭報應，不報應自己，也要報應子孫。因為有所敬畏，因為要"憑良心"--如浙地諺語所云"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人家"--鄰里街坊間各行各業間才能相安無事,和睦共處。然而文革恰恰不許平民"相安無事""和睦共處"，最高領袖要親自指揮全民"斗"，不要怕亂，"七億人民，不鬥行嗎？"當然，最高領袖對怎樣斗、斗什麼、重點斗的範圍在哪裡、鬥到什麼程度他心裏就是一盤策劃好的棋，但七億人民原被"憑良心做人"管著，斗天斗地可以，全國範圍斗人，斗的還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甚至包括親朋好友老子娘，這陣勢過去沒有見過，現在已經被嚇著。於是，最高領袖走到臺前，向民間召喚千百萬無所畏懼者、為所欲為者。從此，"憑良心做人"這一民間的做人道理在最高領袖的膽魄和無所畏懼者的行為前潰塌，這個世界只有一個道理："造反有理"。

最高領袖此刻在召喚賭徒。文革要顛覆人們習以為常的社會秩序和風俗習慣，只能倚仗無所畏懼、為所欲為的賭徒。造反，是文革時期只需要賭徒的勇氣不需要賭徒的本錢的買賣。賭徒的勇氣是什麼？就是敢於為"施惡"冒風險。畢竟，中國還是個文明古國；畢竟，"打砸搶"從來都是遭天譴的惡行，"施惡"是傷天害理的。文革來了，"施惡"成了大力提倡大力支持的"革命行動"，這大跌了當時人的眼睛。回頭想來，其實從文革初期開始，"施惡"就不需冒多大風險，賭徒只需將寶押在四個字上：造反有理。將"最高指示"押上了，他們必贏無疑。

當惡行與神聖不能詆毀的"革命"結盟，惡行就能施遍全中國。

人們在忐忑不安中漸漸看懂了如何適應這個無法無天的社會：只要能"緊跟"，就不在乎你幹了多少惡事。 "看懂"了，就學乖了。既然"革命"勢不可擋，大家就順勢而為，被"革命"裹挾，被裹挾著"革命"。

整個社會變態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一座專演荒誕戲的大劇院。人人都在荒誕戲中跑龍套。

我年紀雖然小，也是積極跑龍套的主兒。1966年，剛帶上紅衛兵袖章的我挺想炫耀一下，剛好看到我家弄堂口的文具店裡牆上貼有"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標語，我鼓了下勇氣，進門亮開嗓門："最高指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就像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然後滿臉嚴肅： "同志，你們牆上的標語是劉少奇‘階級鬥爭熄滅論'反映，應該取下來"。櫃臺裡的人趕緊回話："謝謝革命小將，已經有小將指出過了，我們馬上取下來。"那一瞬間我比將軍還神氣！我只有十四歲，"大人"們都聽我指揮！

這是一個"比傻"的社會。傻了，說不定還可以指使別人，支配別人。表現越傻，在別人來看來你還越革命。

這時的中國，除了人體進食和排泄的部位沒有顛倒，一切都顛倒了。在這塊土地上活著的人們只能迅速適應顛倒--不適應顛倒，是要被打倒的。一把革命的大掃帚在頭頂上揮舞，人，就是一堆隨時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

自那以後，從少年兒童到襁褓中的嬰兒此後十幾年不知道中華文明為何物！

文革結束第四年，中國終於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針對成年人的幼兒園教育活動--1980年，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團中央、全國婦聯、中國愛衛會、全國倫理學會等 9個單位聯合發出《關於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倡議》，號召大家"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1983年，這場幼兒園教育運動改由中央書記處書記親自挂帥，目的是讓"社會風氣盡快好轉"！

堂堂中華，公然以不講道德為榮、以不講文明為榮、以不講禮貌為榮，並作為一種時代提倡的行為--那時稱這些行為是"造反派的脾氣"--僅僅發生在1966 年到1976年！但是其惡果，一直延續到現在--現在的中國還是"禮儀之邦"嗎？那屬上輩子人和祖上的榮耀，從我們這一代開始，已經不好意思沾光！

現在，造假作假、人虐待人的奇聞不絕於耳，造假作假、人虐待人已經到了喪盡天良的地步。當喪盡天良的作為也能"普及神州大地"時，作為中國人正該想一想，如果沒有1966年開始的那場腰斬了中國傳統道德文明的"革命"，如果不是有兩代年輕人從小生活在將無知無恥當有趣的社會裏，中華民族會遭這樣的報應嗎？沒有一點文明根基的蠻荒社會才會這樣喪盡天良！1966年的那場革命，是讓中華民族重返洪荒！

四十多年前司空見慣的是無法無天，四十多年後司空見慣的是喪盡天良，是宿命？是報應？反正，報應是遠沒有到頭。

我們歡呼"萬歲"！也在偉大小指下戰兢

至今，對於文革到底想顛覆什麼，文革動靜為什麼要這麼大，我們還回答不成囫圇。

肯定回答不成囫圇。因為好多檔案還沒有解密呢。解密了的，普通人也不一定看得到。但我們總不能坐等文革檔案解密一天再來談文革吧？我們就說我們的親身經歷和親身感受，總可以吧？

說文革是"摧枯拉朽破四舊，雷厲風行立四新"，且不說新東西靠"雷厲風行"立不立得起來，先問文革到底破了哪些舊東西？

沒有，文革根本沒有"破舊"。相反，文革空前彰顯光大了千年舊東西--皇權。文革時期，中國的皇權才發展到了登峰造極--一個人就可以打到一大群人，一個人就可以決定億萬人的命運，一個人就可以發動一場全國性的"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古今中外，沒有一個統治者有這樣的本事。

最高領袖早已經是中國最有權威的人，他為什麼還要這樣做？

回顧橫跨了19個年頭的最高領袖的兩段話吧。一段是眾所周知的，即1945年對黃炎培所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還有一段是1964年底在一次會議上對劉少奇說的，我第一次見到這段話是在1998年薄一波公開發表的文章裡："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根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同樣的一句話，在1966年4月也說過，不過對象不同："彭真是混到黨內的渺小的人物，沒有什麼了不起，（我）一個指頭就捅倒他。"

兩段話，我相信反應的都是真心情。1945年時，他是這麼想的，1964年時，想法不一樣了。1945年時，他是邊區領袖，要走民主新路。1964年時，他是全國領袖，已"萬歲"了十五年。

領袖是什麼？領袖是人，和你和我一樣的常人。常人，就是有著普通人情感的人，有著普通人計較的人。

當了十五年"萬歲"，魏徵式的人都趕跑了。發聲"我動根小指頭就......"，相當正常了。

普通人家裡有著說了算的老爺子，中國這個"國"就是"大家"，最高領袖就是"大家"的老爺子--在這塊土地上，最高領袖除了是老爺子，還能是什麼？

既然承認是老爺子，就動不得小指頭嗎？當然，真動起來，就不是小指頭，而是金箍棒了，小指頭一動捅一個，金箍棒一攪全無敵。

老爺子的詩人氣質、他的權力無上、他的剛愎自用糾合在一起，注定中華民族難逃一劫。這個天才的浪漫派詩人喜歡李賀的"鬼才仙語"，李賀詩歌特別敢想像，想像瑰麗奇崛又海闊天空，文思既跌宕跳躍，大開大合，又透著詭譎和捉摸不定。這正合老爺子的詩人氣質。"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新中國"這張白紙，就是由著老爺子的詩興在"大寫意"。

老爺子喜歡唐朝三個李姓詩人。李賀有才早亡，李白懷才不遇。不過諒是沒有一個皇帝敢給李白幹事的實權，即使大唐政權像天上落餡餅落到李白手上改為"謫仙"朝，那"謫仙"朝肯定毀於浪漫。詩人氣質不是治國的氣質，治國需要務實，需要嚴謹。

然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人就是在跟著詩人領袖的浪漫曲起舞！這支浪漫曲是伴有殺氣的，旋律是跳躍又捉摸不定的......

好詩人兼有殺氣古而有之，最有名的是曹孟德。"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就算是杜撰，剛愎自用總是其性格特徵。老爺子與曹孟德是惺惺惜惺惺，老爺子自己亦是剛愎自用的。剛愎自用的政治家加上浪漫詩人，才會算出6億5千萬人中有1/65是壞人，需要洗刷幾百萬。他對數字不敏感，幾百萬一千萬人在他心目中大概與 "白髮三千丈"是差不多的一回事，他對"死人"一向抱不在乎的態度，洗刷了就洗刷了，要奮鬥就會有犧牲。但他又容易動感情，容易流淚，他的無情和他的動情，與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有諸多相似。

中國人不是命運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裡的問題，而是這命就不屬於你的。你的命由別人給安排了。當年是老爺子在安排，老爺子揮手你前進，老爺子指向哪裡，你就奔向哪裡。老爺子怎麼說，你就怎麼做。至於為什麼要奔向那裡、為什麼要這麼做，那是老爺子的高瞻遠矚，你的水平根本不夠理解。你只要緊緊跟上，就什麼都別問了！

我們能不助紂為虐嗎？

"尊神"被偉大小指捅倒時，革命人在做白日夢

最高領袖治國，真的是想讓國興旺--誰不想讓自家興旺？最高領袖愛民，是愛"子民"，也愛得真切（歷史上，朱元璋也是深知底層百姓疾苦體恤民情的，同時他又給百姓造成了疾苦）。那共和國的其他領導那些書記們、將軍們、總理們、還有個副主席，最高領袖視他們為何方尊神？他們都是"管家的"。最高領袖一生一大不如意，是沒有一個稱心的管家。他一直在選擇管家，觀察管家，家是他的，他當然要選擇好管家。但是，管家不能按管家的心思管，必須照最高領袖的心思管。因為這是最高領袖的國最高領袖的家，最高領袖自有打算。管家如果要按管家的心思管，就要懷疑管家是否有替代"主公"的野心了，並且最高領袖對自己認定的管法極為自信，戰爭年代戰無不勝，建設時期為什麼不能戰無不勝？世上原無難事，只要肯登攀！他急於實現他的管法，他急於"日月換新天"，他急於"舊貌變新顏"，他急於去拍死"小小寰球"的"幾個蒼蠅"......管家有時也發急，說這樣管下去不行，是要死人的！死人也是死我的子民，管你什麼閑事？你說死人你管家也有責任？你這不是承擔責任，你是繞著彎說這是我的責任！你都管到我的頭上來了，你就等著吧！管家最要緊的是要聽話，不聽話，自搞一套，你以為你是誰呀？你有什麼了不起？你不過是個管家！我明天就可以不用你！

不過，管家也是管老了的，中國那麼大家業，管家也有一群。最高領袖這麼幹，管家們都同病相憐起來，大家不用合謀都同一個想頭：您可以有不用我們的念頭，但您做不到。您沒有管過具體的實事，您離開我們寸步難行。實話說吧，都照您說的幹我們幹不成事，回頭還是要落不是，那只能您說您的，我們幹我們的。不過我們盡量不駁您的面子，我們會敬著您，會讓著你，您剛"萬歲"那會兒，我們就明白這個國誰說了算，咱管家們都是"萬歲"年間落地生下的，懂得這個規矩。

管家們心齊，最高領袖洞若觀火。他知道事情的難辦：畢竟管家管了多年，家國人都認可了管家，甚至把管家都當主子敬了。但他決不能妥協，他要主動出擊。他認為管家將他的管事理念都篡改了，這是與他對著幹，在分庭抗禮，也說明管家在"逼宮"。他認為他的理念是正確的，是能永放光芒的，是不容置疑的，誰質疑就必須給予徹底的無情的反擊。是到了"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的時候了！

怎樣反擊？這個是最費心思的。一步步棋局怎麼走，都要深思熟慮，思慮到胸有成竹了，幹起來就挾雷霆萬鈞之勢，有聲有色。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最高領袖直接到天安門廣場去 "一聲風雷驚世界"了！在最高領袖垮出宮牆門的一刻，他真有理由鄙夷那些管家們：你們是我的對手？

但他到天安門不是去找新管家的。他到天安門是要告訴管家們：別想拿我當"牌坊"，我的根基厚實著。你們中一些人會死得很慘，也因為你們，會牽連到一些人也死得慘，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也很正常。這樣死過一些人後，你們會聽話的。你們的威風體面還有知識份子的威風體面我是不給了，朱元璋也不給的，我們有共同語言。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的國家，都是為了我的人民，我要為我的人民安排一個好未來。我問心無愧。我是沒有私心的，兒子一死一瘋，明太祖為兒子拔荊棘的事，我做也無大益。我不砍你們的腦殼，批倒批臭了，死活都一樣；"打倒"也不會都死，能硬著頭皮過關，後會有期再合作。

後會有期再合作。最高領袖會這麼想。他不會在天安門廣場找新管家的，不會。

喧囂噪熱的天安門廣場上，有些人的白日夢正做得歡勢......。

最高領袖是詩意的，有著詩人的激情浪漫。最高領袖是有雄才大略的，非凡的自信、非凡的膽識、非凡的才華、非凡的謀略，也許真是幾百年才出了一個。最高領袖又是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他也很會計較、很會耿耿於懷的。這就是常人所具有的缺點了--他畢竟是個凡人。

就我這柴米油鹽小女人的小雞肚腸子，我看文革，就是這麼回事。

歸去來兮，良心

無論我們真心投身文革還是無奈投身文革，都想逃避"人不配為人"的境遇。

文革中一部分人的作惡，是人在不能支配自己命運前提下的無奈選擇，是"避險"的不擇手段；那麼，今天，人還能不能自主支配命運？這命是不是屬於自己了？

事實是，到今天為止，中國人仍然不能自主支配命運，這命也很難說屬於自己。為什麼？一是因為"身份"關係，二是因為"體制"關係。

"身份證"只說明你是居住在中國土地上的中國人，沒有任何其他信息符號。有關身份的"其他符號"簡約著說，分有錢人、有權人、有錢有權人，無錢無權人，這最後一類人大概就是現在廣義上的"窮人"。

廣義上的窮人"不配為人"，這是一個共產黨的第三梯隊培養對象告訴我的，我是開了眼界的。他公然在過組織生活時說："窮人就是要把他們趕到鄉下去，市中心就應該是有錢人住的。"

怪不得"窮人"生活得險像環生。走在路上查個證件，都能查出命案；睡在床上做夢，竟被拆遷公司一把大火燒死。因為他們"不配為人"，只能像雞鴨樣被驅趕。

"上層人"雖然不至於輕易被判"不配為人"，卻更遭著罪。中國的"體制中人"其實是中國最不能支配自己命運的一族，因為他們有"檔案"這袋"政治生死簿" 管著。"窮人"不在乎檔案，"上層人"在乎，晉升、提拔、受青睞都與檔案千糾萬纏；"窮人"是撂地就能生存（如果沒有戶口居住證等管著），"上層人"缺乏底層人的生存本領，體力活更是不能為、不肖為也放不下"面子"去為的，一旦離開了"體制"， "上層人"就沒有活法了。他們心存著對政治前途事業前程不確定的"怕"，他們沒有安全感。如果他們也想"避險"，照樣會避得不擇手段。這種"不擇手段"還挺陽光，挺文明。譬如，遇上"餿旨意"，除了大讚"好呀好"，再湊上幾個"餿主意"！如此老百姓就夠倒霉一陣子了，老百姓是"餿主意"的"受體"！

中國還有一群靠"抬轎子"為生的。

由於這塊土地上是"誰上臺誰說了算"，如此就必然有一群"抬轎子"的。這是皇權社會在中國最廣泛的"群眾基礎"。在一個"誰上臺就誰說了算"的社會，"抬轎"抬得坐轎人舒服，就能交換到來得更為容易的實際利益，但"抬轎"是需要心理承受能力的"心計活"，要作踐得起自己，要抬舉得起別人；這種活幹不了多久，人性就被扭曲。人性扭曲，心態就陰暗，陰暗的心態是培育惡行最適合的土壤，一旦衝破道德束縛，惡行就如黃河決堤氾濫成災，如我們親身經歷的文革一樣！

所以，我們不但有極大可能再"助紂為虐"，為"助紂為虐"找出的理由都有一大筐呢。最有說服力的理由是：人是社會性動物，人是滄海一粟，改造社會的只能是少部分人，大部分人是在消極適應社會，根據社會動向在調節自己的行為。在有安全感的社會裏，人的適應行為是"向善"的，在沒有安全感的社會裏，人的適應行為必定"向惡"。

但是，是人，總得給行為設個底線，這個底線，就是良心。幾千年間，絕大多數中國人是不敢破"良心"這個底線的。1949年後，這個底線逐漸破了；1966年，底線崩潰；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度想修補沒有修補成，進入二十一世紀，想補，竟然無從補起......

不過，人們總算髮現了三鹿奶粉、潰壩、潰礦、毒鴨蛋、毒辣子粉、毒大米、毒火腿、毒咸菜、抽去了鋼筋的潰橋塌樓造成的所有觸目驚心的死亡，都歸結於"沒有良心"！山西小煤窯中奴隸的現身、珠三角宿舍裡燒死的打工妹們的冤魂，都在控訴：這個世界那麼富有，獨缺良心！

歸去來兮，良心！

良心回來容易嗎？應該不難呀！只須想一想，那些吃的，我自己會吃嗎？那些樓房，我自己敢住嗎？良心不就回來了？村婦愚夫懂的道理，能有多高深？

良心，魂兮歸來呵！

少投身"舉國"活動，避免再"助紂為虐"

現實的問題是，我們能否保證今後不再助紂為虐。

肯定不能保證。能保證的是，我們肯定還會助紂為虐。

大躍進是場災難，文革是場災難。但是，這不是最高領袖故意要發動災難，1957年他提出15年趕超英國，1959年認為趕超英國，只需要兩年到三年，他也是在給自己加壓。他在中南海的煉鋼工場裡觀看工作人員打鐵時的照片，是從心底流露出的滿臉欣慰--怎麼都不像要製造災難。

但是，他的確實製造了無與倫比的災難！除了性格特點、文化傳承、制度慣性等大家都無數遍談過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一人擁有了支配全國所有資源的權利！他甚至可以一人推翻全國人大通過的國民經濟計畫，信口說個"乾脆翻一番"，不經論證不經調研更不經人大審核就"大煉鋼鐵"、"大躍進"了！

這是一種擅自支配國家資源的權利。凡是對"國有"的資源支配可以不受監督、不能監督的權利，都屬於"擅自支配"。

1949年後實行了計畫經濟，計畫經濟將全國所有資源的支配權集中起來，集中到一個人身上，隨著能集中支配的資源越來越多，"擅自支配"的資源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廣，造成的災難也達到了空前。

任何社會活動，都是需要投入資源的。即使"革命運動"，每一個人一方面是被投入的資源一分子，同時也是使用資源的一分子--紅衛兵大串聯中，紅衛兵個人是運動中投入的人力資源，免費乘坐火車，那是在使用國家資源；學校工廠鋪天蓋地大字報，從筆墨到紙張都是國家資源。

文革不僅是政治活動，也是經濟活動。文革其實更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如果動用"舉國資源"作惡，這個惡行可以作到什麼程度。

"舉國"的資源來源是"舉國"的老百姓個人資源都被國家計畫了去--1966年，6.12億農民人均儲蓄餘額2.4元，1.33億城鎮居民人均儲蓄餘額 43.4元。那時一雙滬產女式牛皮鞋12元，一件滬產女式羊毛衫24元，一塊上海牌手錶120元，一百斤大米十五、六元。

我們很富，富到每個人都擁有"國家資源"；我們很窮，窮到除了"國家資源"！每個人什麼也沒有。我們個人都是國家資源的一部分，我們要創造國家財富（新資源），但是，創造財富不能憑空創造，創造財富（新資源）先要利用原有的資源，所有資源都是國家的，利用多少國家資源、利用那些資源、准不准許利用，需徵得 "國家"同意，國家不讓你使用資源，你就不能創造財富（新資源），你也就沒有了生路。文革下鄉，就是國家不讓你使用城裡的資源，你不能通過城裡資源創造新財富（新資源），你在城裡就活不下去。文革中 "出身不好"的子女，就是被搏奪了利用參軍、上大學等國家資源改變命運的機會；文革中人們隨大流，也是人們不敢輕易放棄利用國家資源來謀生的機會，否則說句公道話或不對天天見面的同事違心喊 "打倒"，本沒有什麼困難的。而計畫經濟時代人民生活得比較好的地方，就是有更多國家資源可准許使用的地方。

卡住了資源，就是掐住了命脈。不用多勞神，你自己就"不亂說亂動了"， 那叫"識相"。

改革到現在，出了很多很多弊端，引出了人們對改革的諸多反思，我就是寫了大量反思文章的一個。但是對於1978年開始的那場改革本身，我堅決擁護。只有改革，中國才有希望，這就是我--一個經歷了文革的普通工人在1978年的認識。從1978年起，我無比欣喜地注視著改革帶來的每一個變化，這些變化與我的個人生活息息相關。只不過從90年代開始，這個改革變了味，改革成了剝奪大眾利益的藉口，並越加肆無忌憚。但是，這個"改革變味"與"改革初衷"完全是涇渭分明的兩碼事。並且，1978年的改革衝破了幾十年的沉悶空氣，終於使得今天的人們對於"活法"有了多種選擇。人民能選擇自己活法，這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進步。當然，"繁榮娼盛"決不是文明社會要選擇的活法，不過，在追究"娼盛"的原因時，我覺得應該這樣思考：如果國家掌控支配的大量資源不是一味向房地產等不能創造再生產機會的行業不可思議地傾斜，不從事"娼業"而從事其他健康行業的機會不就有了嗎？而不讓人民追究國家資源的用途，不就是在為"繁榮娼盛"現象助紂為虐嗎？

現在我們國家（包括壟斷部門）所能掌握的經濟資源經濟力量，文革時根本不能比擬。有權支配資源的在"擅自支配"資源，大家都見了的，對"擅自支配"現象不讓追究，大家也都見了的。那麼，這二十年來的那麼多的資源投入，都是在為人民造福嗎？如果是，能拿出賬本來嗎--我2006年已經拿出"有相當多的資源不是在為人民造福"的有圖有表的詳細賬單了，為什麼至今沒有回應？

中國只要還熱衷於搞"舉國"活動，就說明有"舉國"的資源足以供"國家"支配。只要"能說了算的"（包括壟斷部門"能說了算的"）對"舉國"的資源擁有"擅自支配"權，比文革再大的災難都不會離我們很遠，而"對人民權利的侵犯"還算最微不足道的呢。

我已經在考慮，那些"舉國"的活動，應該盡量不參加為妙，因為參加進去，不知道"能說了算的"是不是在"擅自支配""舉國"的資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在"助紂為虐"。

我們"助紂為虐"怕了。

2009.3.26

作者註：此文原本是2005年與上海"91發財網"年輕網友的網上交流，2009年添了點新的感受，因為此文本來從交流中引出，此次增添也就不改體裁樣式了。

改造社會的只能是少部分人，大部分人是在消極適應社會，根據社會動向在調節自己的行為。在有安全感的社會裏，人的適應行為是"向善"的，在沒有安全感的社會裏，人的適應行為必定"向惡"。

但是，是人，總得給行為設個底線，這個底線，就是良心。

Tuesday, March 31,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