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訪是一種執著
當我們只是在法律和社會層面去質疑山東泰安強制將上訪者送入精神病院的行為時，已經有專家試圖從科學（精神病學）的角度去論證這種行為的合理性了。北京大學孫東東教授就表示："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於需要強制的一類。因為它擾亂社會秩序"；"你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3月18日《中國新聞週刊》）。看到這些論斷，我腦海中閃過的第一個想法是：秋菊的精神有問題！她先找村長說理，再到鄉政府告狀，然後又找到縣公安局和市公安局，在縣人民法院輸了官司還上訴至市中級人民法院。這個執著地討要"說法"的女人，活生生就是孫教授眼中"偏執"的"老上訪專業戶"。
不過，對照著孫教授隨後的論斷，我的腦海中又產生了很多疑問：秋菊應該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強制治療嗎？她擾亂了社會秩序嗎？她反映的問題存在嗎？那些問題在她上訪的時候實際上解決了嗎？難道21世紀上訪者的遭遇與20世紀上訪者的遭遇完全不同？或者，秋菊只是一個被認為塑造出來的虛擬形象，她跟實際生活中的上訪者完全不同？
"秋菊"這個形象自誕生以來就被公認為"執著"，很多上訪者也都把她視為精神榜樣。而在孫教授這樣的專家語境中，秋菊似的人物竟然成了"擾亂社會秩序"的"偏執型精神障礙"病人，是"精神有問題"。這麼刺耳的論斷，不禁讓人想起前蘇聯當局以"精神病"為藉口大規模迫害異己的悲劇。
如果說上訪者都有精神病，那麼結合中國和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較來看，中國是世界上最盛產精神病人的國度了。數千年以來，老百姓的私權利只能通過求助行政公權力而得以救濟，這不僅造成了老百姓對於"包青天"式人物的渴望，更造成了信訪制度的興盛不衰。而在法治完善的西方國家則從未出現過如此龐大的上訪者群體，更不會有人天真地認為99%以上的老上訪專業戶"精神有問題"。
孫教授甚至認為 "這種情況不僅在中國有，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有，都是令各國政府頭痛的問題"。巧合的是，筆者最近剛看過好萊塢電影《換子疑雲（Changeling）》，其中確實有警方強制將公民送入精神病院的情節，所以筆者也對孫教授的這個觀點深信不疑。這個發生在1928年美國洛杉磯的真實故事，跟山東的上訪者、廣東的鄒宜均遭遇頗為相像。女主角以一種近乎"偏執"的精神堅持認為警方為自己找來的孩子並非自己真正的親生孩子，並通過媒體和社會機構公布了一些證據，而警方一怒之下就偷偷地將女主角強制送往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女主角不僅毫無隱私可言，還差點遭到醫護人員的電擊。
不過，80年前的女主角比現在的山東上訪者和鄒宜均都要幸運很多。在一些社會活動家和律師的幫助下，女主角不僅自己被順利解救出院，她還幫助解救了精神病院的其他同伴，警長為此下臺，市長也未獲得連任。但是，即便時間已經走過80年，不論是山東泰安的上訪者，還是鄒宜均，我們至今還未見到責任人承擔法律責任。更為奇怪的是，還有少數專家支持這種違背法治精神的錯誤做法。
在人類歷史上，亂扣"精神病"帽子曾經是主流群體壓制邊緣群體慣用的一個手法，例如同性戀就有此遭遇。但是，越來越多的邊緣群體正在被摘掉"精神病"帽子，"精神病"本身也在逐漸得以正名，我們何苦再祭出"精神病"的大旗？
老上訪專業戶的行為究竟是"執著"還是"偏執"，需要得到歷史的評判，也需要經得起現實政治的推敲。不過，既然"秋菊"--上訪者的代表--的執著精神可以獲得大眾的認可，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去排斥、醜化其他的上訪者呢？如果上訪者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維權精神可以被說成"精神有問題"，那麼作為一門嚴謹科學而存在的"精神病學"是不是已經淪為米歇爾·福柯眼中的"政治精神病學"了？（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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