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些論斷，我腦海中閃過的第一個想法是：秋菊的精神有問題！她先找村長說理，再到鄉政府告狀，然後又找到縣公安局和市公安局，在縣人民法院輸了官司還上訴至市中級人民法院。這個執著地討要"說法"的女人，活生生就是孫教授眼中"偏執"的"老上訪專業戶"。
不過，對照著孫教授隨後的論斷，我的腦海中又產生了很多疑問：秋菊應該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強制治療嗎？她擾亂了社會秩序嗎？她反映的問題存在嗎？那些問題在她上訪的時候實際上解決了嗎？難道21世紀上訪者的遭遇與20世紀上訪者的遭遇完全不同？或者，秋菊只是一個被認為塑造出來的虛擬形象，她跟實際生活中的上訪者完全不同？
"秋菊"這個形象自誕生以來就被公認為"執著"，很多上訪者也都把她視為精神榜樣。而在孫教授這樣的專家語境中，秋菊似的人物竟然成了"擾亂社會秩序"的"偏執型精神障礙"病人，是"精神有問題"。這麼刺耳的論斷，不禁讓人想起前蘇聯當局以"精神病"為藉口大規模迫害異己的悲劇。
如果說上訪者都有精神病，那麼結合中國和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較來看，中國是世界上最盛產精神病人的國度了。數千年以來，老百姓的私權利只能通過求助行政公權力而得以救濟，這不僅造成了老百姓對於"包青天"式人物的渴望，更造成了信訪制度的興盛不衰。而在法治完善的西方國家則從未出現過如此龐大的上訪者群體，更不會有人天真地認為99%以上的老上訪專業戶"精神有問題"。
孫教授甚至認為 "這種情況不僅在中國有，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有，都是令各國政府頭痛的問題"。巧合的是，筆者最近剛看過好萊塢電影《換子疑雲（Changeling）》，其中確實有警方強制將公民送入精神病院的情節，所以筆者也對孫教授的這個觀點深信不疑。這個發生在1928年美國洛杉磯的真實故事，跟山東的上訪者、廣東的鄒宜均遭遇頗為相像。女主角以一種近乎"偏執"的精神堅持認為警方為自己找來的孩子並非自己真正的親生孩子，並通過媒體和社會機構公布了一些證據，而警方一怒之下就偷偷地將女主角強制送往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女主角不僅毫無隱私可言，還差點遭到醫護人員的電擊。
不過，80年前的女主角比現在的山東上訪者和鄒宜均都要幸運很多。在一些社會活動家和律師的幫助下，女主角不僅自己被順利解救出院，她還幫助解救了精神病院的其他同伴，警長為此下臺，市長也未獲得連任。但是，即便時間已經走過80年，不論是山東泰安的上訪者，還是鄒宜均，我們至今還未見到責任人承擔法律責任。更為奇怪的是，還有少數專家支持這種違背法治精神的錯誤做法。
在人類歷史上，亂扣"精神病"帽子曾經是主流群體壓制邊緣群體慣用的一個手法，例如同性戀就有此遭遇。但是，越來越多的邊緣群體正在被摘掉"精神病"帽子，"精神病"本身也在逐漸得以正名，我們何苦再祭出"精神病"的大旗？
老上訪專業戶的行為究竟是"執著"還是"偏執"，需要得到歷史的評判，也需要經得起現實政治的推敲。不過，既然"秋菊"--上訪者的代表--的執著精神可以獲得大眾的認可，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去排斥、醜化其他的上訪者呢？如果上訪者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維權精神可以被說成"精神有問題"，那麼作為一門嚴謹科學而存在的"精神病學"是不是已經淪為米歇爾·福柯眼中的"政治精神病學"了？（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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