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 中國,你何時才能涅磐?
《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讀罷章詒和的文章, 不禁掩卷沉思:在我記憶裡的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不是這樣的。我讀書不多,也算是"舊社會"過來的人。所謂舊社會,系指1949年以前的中國。我在這個中國生活了16年,算是個 "遺民"吧!那個中國"舊"在什麼地方呢?一是做人要講誠信,守規矩,不盜不淫不娼,否則為人看不起;二是要孝敬父母,尊師重道,待人以禮,親鄰助人,尊老愛幼,和睦相處;三是要不揭人短,重情重義,光明磊落,正直無私,既不挾私泄憤,更不公報私仇。人人心中裝著八個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以此作為做人標準。
聽長輩講,那時也有人向官府告密。一是為了邀功請償得幾個臭錢,二是為了借官府力量制服仇家。但總被視為非光彩之事,悄悄地絕不張揚,否則為人不齒。故絕無義務告密之人,更無有人視之為"光榮"的行為。
到了 "天翻地覆慨而慷"的 1949年後,新朝新政的共產黨,將"舊社會"那些做人的美德一律視為封建主義的東西,均為打倒掃除之列,自此一切按"新的道德標準"辦事!靶碌牡賴鹵曜肌庇質切┦裁炊髂兀?BR>
沒有私情、親情、友情,只有"革命"之情,"共產主義"之情,就是所謂的"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為了這個"親",這個"大",就要自覺地"維護革命利益"。凡是發現一切不利於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言行,要向"組織反映",要主動地與其進行鬥爭。
這個"自覺"是沒有任何報酬的,是心甘情願"忠於革命"的表現。就像一個少女主動把貞潔送給別人,還說這是我無產階級"立場堅定"!這樣獻媚討好的事不勝枚舉,成為五十年代青年追求進步的風氣。
我是個"翻身的貧苦學徒",自然將此奉若神明。為了追求進步"掙"表現,曾向組織檢舉揭發曾為國民黨95軍上校的二師父"私藏槍枝",罵共產黨是"兔子尾巴長不了"的"反動言行";為了站穩"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我也曾大義滅親,向鄉農會告發堂叔分散財產隱瞞田畝的"罪行";為了"忠於革命事業",自覺捍衛"人民利益",我不辭辛苦自覺地去跟蹤視為"階級敵人"的一切言行。好在我父親不是地主、資本家或什麼分子,若是,定會面對面和他鬥爭,甚至把他押赴刑場。做些違情悖理的事情,從不臉紅愧心,反"大義凜然"認為是在"追求進步"、"追求革命"。當然沒有任何人譴責過我,更多的是"黨和組織"的表揚,人們的稱道。久而久之,我習以為常,自已不但這樣做,也叫別人這樣做。我做他做大家做,攀比仿效,蔚然成風。而不知是全民族的精神墮落,中國人的自毀自棄,大家都自覺和不自覺地充當了"義務特務"。於是,你檢舉我,我揭發你,相互殘殺,相互構陷,心靈變得灰暗陰險,有時雖知不對,又不能不為之!
我想大膽地問一聲: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走過來的中國人,你檢舉、告發、反映過別人沒有?良心上有無愧疚之處?你能說不嗎?
民族需要反思,人人需要反思,否則這個民族無救!
我的醒悟是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運動之始,我是審干小組核心人物,檢舉揭發批判別人從不手軟,深受領導器重。在半月後的"機關保密大檢查"中,我去翻查別人辦公桌、衣箱裡的文字東西,別人也翻查我的辦公桌、衣箱裡的文字東西。沒有想到我日記上一首小詩,竟引發出一場災難,成為"小胡風分子",批判審查軟禁近三個月。那首打油小詩只有四句:
"菊花開放百鳥鳴,年少心靈志尚高,
有一朝一日風雲起,平步飛上九霄雲。"
當然,此事不了了之,而我卻猛醒了:政冶鬥爭太血腥可怕,"黃雀捕蟬,豈知螳螂在後"的詭異。所以在"反右鬥爭"中,我才守住了一條做人的底線:絕不檢舉揭發人!當"整風領導小組"要我交出私人來往信件時,我口裡應著,回家即刻一火而焚;當有人為瞭解脫自已,編造出四川文藝界有"七人反黨集團"要篡奪黨的文藝大權時,我堅持實事求是不跟進,最後落得一個"死不認罪"、死不改悔的"極右份子"身份,開除公職勞教勞改,一去23年。在四川省驚天大案"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中,我作為重大嫌案人關押在省公安廳梓童巷看守所審查時,不管別人怎麼撕咬,怎麼交待,我永遠是三個字"不知道"。結果既保住了自已腦袋,也沒有誣陷他人。凡那些相互撕咬者,都未脫去關係。
在漫長的監獄歲月中,抱住一個信念:不出賣人不檢舉人,決不走"立功贖罪"做狗之路,要關就讓他關,直至關到放我的那一天為止。
監獄是人狗混居的地方,別以為政治犯都有節操,愈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愈可怕,自古有"文人無行"之說。我十餘年長期和死緩、無期呆在一起,案情多為新老反革命。老,指國民黨軍政人員;新,即新生的反革命。大家成天都是你監督我,我監督你;你寫我揭發材料,我寫你告密文本。都想"立功贖罪,靠攏政府"。"靠攏政府"就是害人!一些人以此為業,成天發瘋寫,連別人說的夢話都要寫成材料報告給獄吏。
記得國民黨中統局有個叫胡然的上校老特務,身邊睡的是個新生反革命楊世光。出於職業養成的習慣,他向獄吏匯報:楊在夢中喊打倒共產黨!結果把楊批鬥了三天。於是引起不少人不滿,恰好"雙十"那天他穿一身新衣服,幾個人聯合一氣說他昨晚在夢中發笑:明天是中華民國國慶日,我要慶祝。由於他報告寫得太多,獄吏有點心煩,現在對大家的反映自然相信,也被鬥了三天三夜,還被打得鼻青臉腫。
但凡出賣人的人,日子也不好過。不過明面上的人易防,最難防的是身邊的人,我們稱之為"笑面虎"的。他裝著和你親近,用話套你,然後把你說的話,斬頭去尾寫成檢舉材料去立功。
在這個特殊環境裡要想安然無事,不說話不行,說話也不行,很難對付。我的原則是:不動筆只看書,決不與私人發生交往,說話拉大嗓門,更不主動找獄吏說事交心。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我是個不畫貓貓的人,別人也就不畫我貓貓了。而一些獄吏也不為難我,相反很尊重,對一些畫貓貓的人反倒很厭惡。
"平反"、"改正"後,我曾去關押我的地方回訪,與當年獄吏作過推心置腹的交談。我問他們:那時我不寫檢舉揭發,你們心裏怎麼想?他們笑了:作為職業,我們必須號召在押人員"靠攏政府,立功贖罪",其實在心眼裡,對這些老寫檢舉揭發的人是看不起的。今天你可以告發別人,難道明天不會告發我們嗎?其實交上來的檢舉材料哪認真看過,回手就扔在字簍裡。對你,我們很尊重,有人格有骨氣,不做違心事,不說違心話。
悠悠歲月,原來如此!不尊重人的人,自然不受別人尊重。
最使我難忘的一件事,是我回歸後一次和堂姐談到"林彪事件"。堂姐說,"林彪事件"發生後,作為黨員的她並不知道,消息是嚴密封鎖的。1971年10月的一天,全市科級以上的黨員幹部集中到總府街省府禮堂開大會,上面宣布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叛國罪,全場兩千多人無一點聲音,沒有一點反映,大家面面相覷,一張張毫無表情的臉。散會後走出禮堂也沒有一點聲音,如同結了冰的水。回家後,她和與會的姐夫哥也不談這事,直到半夜才悄悄問姐夫哥:這是真的嗎?姐夫哥嚇得直忙摀住她的嘴,翻身下床輕輕啟開門探頭看了一下,確定無人監聽,才關上門窗耳語般地說:真的,當然是真的。且聲音在打顫。
唉!中國,中國!別說老百姓,連共產黨員都活得如此慘不兮兮!有什麼好說的。
時間到了21世紀的今天,別以為就沒有告密的人了!有,還大有人在。一些人將告密是為了自保;一些人將告密視之為遷升之途,成功之路;一些人則是多年養成的習慣,就像一個賣淫成性的妓女,幾日不找男人,就過得不自在。2007年適值"反右鬥爭"50週年,幾十人聚在一起聊了聊,由我開了會餐的飯錢,事後有人向公安機關報告,說我是幕後的"頭頭",立即被盯上:電話被監控,甚而限製出境。至今還是重點被"關懷"的對象。大概時代不同了,人也老了的原因,當局終於容忍了我。
無獨有偶。前不久華東政治大學老師楊裡群,在課堂上講了一下過去"革命"的真實歷史,竟然有兩個女大學生去上海市公安局檢舉楊老師在課堂上散佈"反動言論";北京理工大學胡星斗教授前不久告訴我,因他在網上寫文反對"毛邪教"的復活,一位自稱是清華大學研究生的杜一達,再化名為胡敬波的人,也四處寫信狀告他"反對毛澤東思想"。絕不要以為這是個別事件,更不能認為是年幼無知的天真。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這些人仍是"階級鬥爭"和"政治挂帥"的怪胎,以為此道還是一本萬利的生意,飛黃騰達的捷徑,當然也是中國人劣根性的延續。
說得不客氣一點,今日中國仍有不少貨真價實的政治妓女,把個人的升遷發展,幸福生活仍寄託在出賣靈魂上;而任何一個統治階級,都需要有出賣靈魂的妓女。甫志高、王連舉,朝朝代代都有,只是量的多少不同而已。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遍地是告密者與出賣靈魂的人,中國成了一個政治妓女的國家。為此,聶紺弩被他的"知心朋友"送進監獄,不足為怪,為怪的,是這個民族和國家!
我們只希望"過去的事"不再重演,可想不到仍有悲劇發生。
中國,你何時才能涅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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