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書不多，也算是"舊社會"過來的人。所謂舊社會,系指1949年以前的中國。我在這個中國生活了16年，算是個 "遺民"吧！那個中國"舊"在什麼地方呢？一是做人要講誠信，守規矩，不盜不淫不娼，否則為人看不起；二是要孝敬父母，尊師重道，待人以禮，親鄰助人，尊老愛幼，和睦相處；三是要不揭人短，重情重義，光明磊落，正直無私，既不挾私泄憤，更不公報私仇。人人心中裝著八個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以此作為做人標準。
聽長輩講，那時也有人向官府告密。一是為了邀功請償得幾個臭錢，二是為了借官府力量制服仇家。但總被視為非光彩之事，悄悄地絕不張揚，否則為人不齒。故絕無義務告密之人，更無有人視之為"光榮"的行為。
到了 "天翻地覆慨而慷"的 1949年後，新朝新政的共產黨，將"舊社會"那些做人的美德一律視為封建主義的東西，均為打倒掃除之列，自此一切按"新的道德標準"辦事！靶碌牡賴鹵曜肌庇質切┦裁炊髂兀?BR>
沒有私情、親情、友情，只有"革命"之情，"共產主義"之情，就是所謂的"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為了這個"親"，這個"大"，就要自覺地"維護革命利益"。凡是發現一切不利於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言行，要向"組織反映"，要主動地與其進行鬥爭。
這個"自覺"是沒有任何報酬的，是心甘情願"忠於革命"的表現。就像一個少女主動把貞潔送給別人，還說這是我無產階級"立場堅定"！這樣獻媚討好的事不勝枚舉，成為五十年代青年追求進步的風氣。
我是個"翻身的貧苦學徒"，自然將此奉若神明。為了追求進步"掙"表現，曾向組織檢舉揭發曾為國民黨95軍上校的二師父"私藏槍枝"，罵共產黨是"兔子尾巴長不了"的"反動言行"；為了站穩"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我也曾大義滅親，向鄉農會告發堂叔分散財產隱瞞田畝的"罪行"；為了"忠於革命事業"，自覺捍衛"人民利益"，我不辭辛苦自覺地去跟蹤視為"階級敵人"的一切言行。好在我父親不是地主、資本家或什麼分子，若是，定會面對面和他鬥爭，甚至把他押赴刑場。做些違情悖理的事情，從不臉紅愧心，反"大義凜然"認為是在"追求進步"、"追求革命"。當然沒有任何人譴責過我，更多的是"黨和組織"的表揚，人們的稱道。久而久之，我習以為常，自已不但這樣做，也叫別人這樣做。我做他做大家做，攀比仿效，蔚然成風。而不知是全民族的精神墮落，中國人的自毀自棄，大家都自覺和不自覺地充當了"義務特務"。於是，你檢舉我，我揭發你，相互殘殺，相互構陷，心靈變得灰暗陰險，有時雖知不對，又不能不為之！
我想大膽地問一聲：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走過來的中國人，你檢舉、告發、反映過別人沒有？良心上有無愧疚之處？你能說不嗎？
民族需要反思，人人需要反思，否則這個民族無救！
我的醒悟是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運動之始，我是審干小組核心人物，檢舉揭發批判別人從不手軟，深受領導器重。在半月後的"機關保密大檢查"中，我去翻查別人辦公桌、衣箱裡的文字東西，別人也翻查我的辦公桌、衣箱裡的文字東西。沒有想到我日記上一首小詩，竟引發出一場災難，成為"小胡風分子"，批判審查軟禁近三個月。那首打油小詩只有四句：
"菊花開放百鳥鳴，年少心靈志尚高，
有一朝一日風雲起，平步飛上九霄雲。"
當然，此事不了了之，而我卻猛醒了：政冶鬥爭太血腥可怕，"黃雀捕蟬，豈知螳螂在後"的詭異。所以在"反右鬥爭"中，我才守住了一條做人的底線：絕不檢舉揭發人！當"整風領導小組"要我交出私人來往信件時，我口裡應著，回家即刻一火而焚；當有人為瞭解脫自已，編造出四川文藝界有"七人反黨集團"要篡奪黨的文藝大權時，我堅持實事求是不跟進，最後落得一個"死不認罪"、死不改悔的"極右份子"身份，開除公職勞教勞改，一去23年。在四川省驚天大案"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中，我作為重大嫌案人關押在省公安廳梓童巷看守所審查時，不管別人怎麼撕咬，怎麼交待，我永遠是三個字"不知道"。結果既保住了自已腦袋，也沒有誣陷他人。凡那些相互撕咬者，都未脫去關係。
在漫長的監獄歲月中，抱住一個信念：不出賣人不檢舉人，決不走"立功贖罪"做狗之路，要關就讓他關，直至關到放我的那一天為止。
監獄是人狗混居的地方，別以為政治犯都有節操，愈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愈可怕，自古有"文人無行"之說。我十餘年長期和死緩、無期呆在一起，案情多為新老反革命。老，指國民黨軍政人員；新，即新生的反革命。大家成天都是你監督我，我監督你；你寫我揭發材料，我寫你告密文本。都想"立功贖罪，靠攏政府"。"靠攏政府"就是害人！一些人以此為業，成天發瘋寫，連別人說的夢話都要寫成材料報告給獄吏。
記得國民黨中統局有個叫胡然的上校老特務，身邊睡的是個新生反革命楊世光。出於職業養成的習慣，他向獄吏匯報：楊在夢中喊打倒共產黨！結果把楊批鬥了三天。於是引起不少人不滿，恰好"雙十"那天他穿一身新衣服，幾個人聯合一氣說他昨晚在夢中發笑：明天是中華民國國慶日，我要慶祝。由於他報告寫得太多，獄吏有點心煩，現在對大家的反映自然相信，也被鬥了三天三夜，還被打得鼻青臉腫。
但凡出賣人的人，日子也不好過。不過明面上的人易防，最難防的是身邊的人，我們稱之為"笑面虎"的。他裝著和你親近，用話套你，然後把你說的話，斬頭去尾寫成檢舉材料去立功。
在這個特殊環境裡要想安然無事，不說話不行，說話也不行，很難對付。我的原則是：不動筆只看書，決不與私人發生交往，說話拉大嗓門，更不主動找獄吏說事交心。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我是個不畫貓貓的人，別人也就不畫我貓貓了。而一些獄吏也不為難我，相反很尊重，對一些畫貓貓的人反倒很厭惡。
"平反"、"改正"後，我曾去關押我的地方回訪，與當年獄吏作過推心置腹的交談。我問他們：那時我不寫檢舉揭發，你們心裏怎麼想？他們笑了：作為職業，我們必須號召在押人員"靠攏政府，立功贖罪"，其實在心眼裡，對這些老寫檢舉揭發的人是看不起的。今天你可以告發別人，難道明天不會告發我們嗎？其實交上來的檢舉材料哪認真看過，回手就扔在字簍裡。對你，我們很尊重，有人格有骨氣，不做違心事，不說違心話。
悠悠歲月，原來如此！不尊重人的人，自然不受別人尊重。
最使我難忘的一件事，是我回歸後一次和堂姐談到"林彪事件"。堂姐說，"林彪事件"發生後，作為黨員的她並不知道，消息是嚴密封鎖的。1971年10月的一天，全市科級以上的黨員幹部集中到總府街省府禮堂開大會，上面宣布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叛國罪，全場兩千多人無一點聲音，沒有一點反映，大家面面相覷，一張張毫無表情的臉。散會後走出禮堂也沒有一點聲音，如同結了冰的水。回家後，她和與會的姐夫哥也不談這事，直到半夜才悄悄問姐夫哥：這是真的嗎？姐夫哥嚇得直忙摀住她的嘴，翻身下床輕輕啟開門探頭看了一下，確定無人監聽，才關上門窗耳語般地說：真的，當然是真的。且聲音在打顫。
唉！中國，中國！別說老百姓，連共產黨員都活得如此慘不兮兮！有什麼好說的。
時間到了21世紀的今天，別以為就沒有告密的人了！有，還大有人在。一些人將告密是為了自保；一些人將告密視之為遷升之途，成功之路；一些人則是多年養成的習慣，就像一個賣淫成性的妓女，幾日不找男人，就過得不自在。2007年適值"反右鬥爭"50週年，幾十人聚在一起聊了聊，由我開了會餐的飯錢，事後有人向公安機關報告，說我是幕後的"頭頭"，立即被盯上：電話被監控，甚而限製出境。至今還是重點被"關懷"的對象。大概時代不同了，人也老了的原因，當局終於容忍了我。
無獨有偶。前不久華東政治大學老師楊裡群，在課堂上講了一下過去"革命"的真實歷史，竟然有兩個女大學生去上海市公安局檢舉楊老師在課堂上散佈"反動言論"；北京理工大學胡星斗教授前不久告訴我，因他在網上寫文反對"毛邪教"的復活，一位自稱是清華大學研究生的杜一達，再化名為胡敬波的人，也四處寫信狀告他"反對毛澤東思想"。絕不要以為這是個別事件，更不能認為是年幼無知的天真。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這些人仍是"階級鬥爭"和"政治挂帥"的怪胎，以為此道還是一本萬利的生意，飛黃騰達的捷徑，當然也是中國人劣根性的延續。
說得不客氣一點，今日中國仍有不少貨真價實的政治妓女，把個人的升遷發展，幸福生活仍寄託在出賣靈魂上；而任何一個統治階級，都需要有出賣靈魂的妓女。甫志高、王連舉，朝朝代代都有，只是量的多少不同而已。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遍地是告密者與出賣靈魂的人，中國成了一個政治妓女的國家。為此，聶紺弩被他的"知心朋友"送進監獄，不足為怪，為怪的，是這個民族和國家！
我們只希望"過去的事"不再重演，可想不到仍有悲劇發生。
中國，你何時才能涅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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