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到今年2009年，共產黨政權已上臺執政了六十年。這六十年許多人願意將它分為兩個三十年，即從49年到79年為第一個三十年，而從79年到今年為第二個三十年。
前三十年，國內黨內各種鬥爭和運動不斷，整個國家進入一種非正常狀態，特別突出的就是天災和人禍造成大量中國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更使得剛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的經濟很快面臨崩潰的邊緣。後三十年，國家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拋棄了兩個凡是論，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口號，並在社會的許多方面進行大規模改革，如此種種，使中國經濟獲得飛速發展，短短三十年一躍成為世界工廠。
今天的中國在經濟上雖然還不能說是一個強國，但至少已然是一個大國。早在幾年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就已超過德國，排在美、日之後，位居世界第三，而人民的生活水準同三十年前相比，也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時談論中國是否會發生大的動盪，似乎有點杞人憂天，但其實不然。回顧剛剛過去的2008，在中國所發生的一些大事，或許可讓我們看清繁華背後隱藏著的種種危機。
2008年在中國發生的比較大的事件，包括年初南方的雨雪天災事件，三月的西藏事件及其隨後的奧運火炬全球傳遞風波，五月的汶川地震，六月的瓮安事件，七月的楊佳殺警事件，八月的京奧造假和圍繞京奧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還有九月的三鹿奶粉事件，等等等等，無一不在提示我們，中國社會並非如官方媒體所展現的是一個和諧的社會，而是一個充滿很多不安定因素，隨時都有可能爆發動亂的社會。
三月的西藏拉薩暴力動亂，事件的起因在這時暫時不去追究，拋開北京政府少數民族政策是否有不合理性的因素，單就事件發生之後，中國政府封鎖消息，禁止國內外媒體記者前往拉薩採訪報導事件真相的做法，就讓人感覺不可思議。
我相信類似的大規模暴力衝突流血事件如果是發生在一個現代的文明民主國家，大部分的傳媒都會中斷正常廣播而開足馬力去報導這一BREAKING NEWS，因為這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除了可以爭奪更多的目標受眾，也可以通過報導分析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局來進一步增加自己的影響力。反觀"3.14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的做法，除了禁止國內外傳媒跟蹤報導，到後來實在摀不住，紙裡包不住火了，才漸漸"允許"媒體"披露"事件的過程，而哪怕是這樣，我們看到全國媒體在報導這一事件的口徑上，也是相當的一致-----至於這口徑是如何的一致，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
這裡要探討的關鍵點是媒體。假如我們把國家比喻成一座高樓大廈，那麽支撐起這一高樓大廈的支柱會是什麽？無疑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關鍵部門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那就是媒體。現代民主國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部門雖互相獨立、又相互制約，但要達到完美的監督，還需要媒體的獨立。
換句話說，同樣是建一座百層摩天大樓，民主國家用的是四根柱子：行政、立法、司法和媒體，而獨裁國家雖然也有行政、立法、司法這三個部門和大量的媒體，但現實中這四者是合四為一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就是說，支撐這一獨裁摩天大樓的實際上只有一根柱子-----雖然它包含有行政、立法、司法和媒體,是這四者的混合體。如此我們不難想像，經歷歲月長時間的風吹雨打，到底是民主國家四根柱子的摩天樓先倒還是獨裁國家一根柱子的摩天樓先倒？答案不言而喻。
"3.14"事件之後二個月，就發生了震驚全國的"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地震發生之初，北京當局並未限制記者前往災區採訪報導，大概當局以為地震是天災，災情再慘重，畢竟不是人禍，要算帳，要問責，也不會算到當局的頭上，如此倒不如讓記者深入災區順便報導一下政府是如何來抗震救災，順水推舟賣個人情，即可讓外界覺得中國政府是一個開明的政府，又可往自己臉上貼金，何樂而不為？但隨著報導的深入，調查揭示暴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多，當局立即以安全為由，阻止新聞媒體前往救災一線履行他們調查報導的天職。但恰恰是這樣，反而暴露出了政府的虛偽。
雖然遭到阻撓，但還是有記者為我們發回第一手的抗災救災的資料，包括北京不願意讓民眾所知道和瞭解的資料：為什麽政府不在震後救援的黃金七十二小時內，答應讓外國的救援人員前來前線參與救援工作？，為什麽已有專家提出這個地方未來很大可能會發生大的地震，政府卻仍不為所動，主動發布資訊，讓民眾做好充分的準備？為什麽政府不聽從專家意見，一意孤行要在這個地震多發地帶建如此多的水庫？為什麽在地震中倒塌的，絕大多數是本應能更好抵禦地震破壞的學校，而政府大樓卻平安無事？為什麽幾十年的舊教學樓沒有倒，而峻工才不久的新校舍卻成了瓦礫堆？有人笑稱，如此多的為什麽，簡直可以編成一套新十萬個為什麽了。
在記者的報導中，我們看到有老師在地震發生時，左手一個孩子，右手一個孩子，像母雞保護小雞一樣，用自己的身體保護在搖搖欲墜的教室裡來不及逃生的學生，等待救援人員的到來。救援人員來了，搬走了壓在老師身上的斷垣殘牆，孩子得救了，老師卻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在生命的最後，他還依然保持這樣的姿勢，任憑救援人員想方設法如何努力，都無法將他的彎曲的雙手拉直！是的，老師是偉大的，他用自己的生命換回了兩個孩子的生命，用自己的不幸挽救了兩個家庭的不幸，但老師的能力是有限的，地震中不幸遇難的孩子成千上萬，我們怎麽能奢望老師會將他們一一救出！而事實上就算個個老師都奮不顧身，所有的孩子都平安無事，但你真的忍心用一萬個老師的命來換取二萬個孩子的命嗎？
其實，稍微思考一下，每個人都知道，要避免災難的發生，避免孩子因地震造成傷亡，只需要承包工程興建學校的建築公司不偷工減料，建造出合格的校舍，只需要監督工程施工的監理人員盡職盡責，以認真負責的態度，發現問題立即提出並制止？只需要負責工程撥款的教育部門，負責工程驗收的建設部門，不與建築公司或包工頭狼狽為奸，收受回報或侵吞公程款，只需要眾多的媒體能敢言敢講，一有黑幕消息立即予以曝光並批評，以正義和公信力制止腐敗和不正之風的蔓延。
遺憾的是，所有這些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條件，在今天的中國都一一欠缺。官方媒體只是一再強調，地震是天災，是人力所不能控制的，因此造成傷亡破壞是在所難免。話雖沒錯，但以今天中國的社會制度，如果不進行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相信就算有一天中國的科技發達到了能夠準確預測到所有的天災，中國人仍將不可避免遭受類似的傷害。道理很簡單：科學技術可以幫我們預測天災，卻不可能為我們消除人禍，不信的話，九月發生的有毒奶粉事件，就屬於典型的人禍。
生產奶粉的技術在今天早已不是什麽高精尖的專利科技，只要肯出錢，就可以買回一大堆生產奶粉的機器，任何人都可以生產出合格的奶粉。但為何到了中國人手上，卻生產出了有毒的嬰兒奶粉，禍及全國幾萬名無辜的嬰幼兒，讓他們的童年就蒙上一層厚厚的陰影，更波及全世界，讓中國製造的聲名就此掃地，這個臉丟的實在是太大了。
現在的中國，又有住房、醫療、教育這新的三座大山壓在許多中國人的身上。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是發展了，人民生活水準是提高了，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享受不到整個國家社會增加了的財富，無法從中獲益，他們的生活依然貧窮而無望。而普遍的，人們都認為，三十年改革開放所增加了的財富，只被社會上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享用。
這一部分人，不是農村被強佔耕地的農民，不是城裡被強行拆遷的群眾，也不是替他們四處奔波的維權律師，這一部分人，不是一天開十五六個鐘頭車的計程車司機，不是一天到晚工作十二個小時卻只有九百塊工資的進城務工人員，更不是無數遇難礦工和他們的家屬，這一部分人，不是看不起病，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中國人，不是買不起房，一家幾代共居一室的中國人，也不會是雖然考入小學中學大學，而無法給付高額學費的中國人；
這一部分人，不是街邊的小販，不是髮廊的性工作者，更不是無辜的艾滋孤兒，這一部分人，不是失地失業無任何社會會保障的中國人，不是公民基本權利受侵犯的中國人，這一部分人，在一黨專政一黨獨大的今日中國，只能是手中握有權力的共產黨官員幹部和官僚集團。
這些年中國內地的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參與群體性事件的群眾也越來越多，原來中央政法委關於群體性事件的定義是參與人數在三人以上，現在則提高到了二十人以上。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無一不是因為自身權利遭到地方官員侵犯而又無法通過正常途徑合法維權的百姓。這些年人們經常感歎現在中國人道德水準的墜落低下，為幾千年來所未見，社會風氣也是世風日下，人人為了追求經濟利益可以喪盡天良而不擇手段，不僅官員如此，商人如此，而且越來越多的普通人也是如此。
富裕起來的中國人走出國門，去到世界各地旅行，會看到很多景點設有中文提示牌，上書"請勿隨地吐痰"又或者是"請勿大聲喧嘩"。外國遊客眾多，但卻唯獨只是設置中文的提示牌，這是否是對中國人的一種侮辱呢？身為中國人你是否又會感覺臉紅呢？其實想一想，當一個國家的政府不負責任到對其國民的生命安全身體健康都可以置若罔聞的話，它還會對國民的道德素質負責任嗎？還會對國民的教育水準負責任嗎？它還會關心國民是否都能"居者有其屋"，都能"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嗎？它還會在它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受到侵犯時為他們伸張正義嗎？這樣的國家它可能會真正建設成為一個法制的文明民主的國家嗎？這樣的政權它會不會倒臺呢？
討論中共會否倒臺，需要很豐富的理論知識嗎？其實未必。古人早就有"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這樣深刻的總結。所謂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即是說以歷史作為借鑒，可以瞭解國家興亡更替的原因，那歷史又給今天的中國怎樣的借鑒呢？
古時中國通過科舉考試來選拔官吏，通過了考試，相當於打開了仕途之門，就有了出人投地的機會。那時的官員，下至知縣，知府、巡撫、總督，上到京城的三部九卿，他們的權力都從皇帝那裡授權而來。雖然他們職位有高低，但彼此間並沒有直接隸屬關係，下級雖然也聽命於上級，但他的權力並非上級給的，聽命於上級，那只是職務程式上的要求，他們的共同職責只有一個：為皇帝服務。
而當代中國官員的權力又從何而來呢?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但事實上各級人代會又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這就相等於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最高權力都掌握在當地黨委的一把手之上。
今天中國的行政架構分中央、省、市、縣、鄉鎮五個級別，中央管省一級幹部，省一級幹部管市一級幹部，以此類推，而越是下面，地方長官的權力就越大。不同於古時的知縣，古時的知縣乃至更高的知府，對於自己管轄的下僚，他可以參核、保舉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罷免，因為他的下僚也都是由朝廷任命而派下來的。
而今天中國一個地方的一把手，卻往往對當地一切大小政府官員都有生殺予奪的權力，正如線民所說的："只要願意，縣長、書記可以任意地任免一位下級，甚至可以任意地將他投入大獄。"如此情形之下，眾多基層幹部無不是以一把手馬首是瞻，哪裡會管民生之疾苦，百姓之安危，對民意置若罔聞也就在情理之中。這樣的官場，這樣的官場風氣，它所培養出來的官員，哪裡還會有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再看他們的所做所為，倒不如說是"為人民幣服務"來的更貼切。。
今天中國各地民眾維權運動風起雲湧，警民衝突不斷，暴力對抗事件越來越頻繁，中共官員也承認這是因為民眾普遍有很深的"三仇"心理，即仇官、仇富、仇警。而究其原因，完全是因為官員自身的不作為、亂作為和胡作非為。本來板子應該打在官員而非百姓身上，但是中國官員卻不這麽認為。在一次比一次波瀾壯闊的維權運動中，中國的官方卻一直稱這些為自身合法權益遭侵犯而不斷抗爭的群眾為不明真相的群眾。
如同楊佳殺警案中的主角楊佳一樣，楊佳雖殺死六名警察，在官方看來是罪大惡極，就差一句話：不殺楊佳不足以平民憤。而事實是在廣大民眾和線民的眼中，楊佳卻被稱為英雄，殺了楊佳反而不能平民憤。外國人不明白這是為什麽，但中國人個個都清楚，稱楊佳是英雄，是因為他做了一件大多數中國人想做卻不敢做或者沒有勇氣去做的事。
其實，北京的高層最清楚，是他們自己一手造就了今天中國成千上萬，浩浩蕩蕩，數以億計的不明真相群眾。而政府手握全中國所有的媒體和宣傳工具，每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宣傳事情的真相，卻仍有為數眾多的國人尚不明真相，我們可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其中的真相：之所以會這樣，全因為中共官員的所說所講與他們的所做所為，根本就是南轅北轍，嘴裡講一套，背後又做另一套。
如此才引起百姓的不滿，讓無數民眾變為不明真相的群眾。比如我就不明白，為什麽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集會的自由，但現實卻仍有國人因言而獲罪？為什麽中國人只有罵CNN的自由，卻沒有看CNN的自由？為什麽在國內無法上到海外的網站？為什麽我在網站的發貼，在郵箱的稿件會被無端地刪除？為什麽我們年年反腐敗，而腐敗卻總是越反越多？為什麽政府機關會流行"能幹的做事，能說的做人，能拍的做官"這樣的順口溜？為什麽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會被譏為橡皮圖章?為什麽佔全國人口70%的農民在全國人大只有三個代表，而全國人大代表的總數接近三千？為什麽精於計算的國人將火箭和宇航員都送上了上空，卻無從知曉縣裡頭一個處長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漣先生曾說過一句話:中國的許多事情，並非不能為，而是不為也。如此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如此波瀾壯闊的民間維權運動，如果北京再不開放媒體，啟動深層次的政治體制改革，那麽總有一天，這些不明真相的群眾，就會成為中共政權的掘墓之人。因此，探討中共政權究竟是否會倒臺，已有一個明確的結論，而唯一不確定的，只是時間的長短而已。
中國有句俗語:解鈴還須繫鈴人。文章的結尾，套用一位網友一篇文章裡的一名話：問題就在那兒，就看北京想不想解決，要不要解決，是否有勇氣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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