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風靡一時的「脫鉤論」嗎？就在不久前，西方分析師，尤其是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們還在販賣一個說法，即中國本身已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經濟中心，不但能夠獨立於美國之外自行增長，還能為全球經濟的增長提供動力。
但凡這些華爾街經濟學家目前仍沒有失業, 他們中很少會有人再提出如此論調了。中國不斷傳出的經濟數據正在使人清醒過來。最新數據顯示，依然在中國經濟中起骨幹作用的出口出現了7年來的首次負增長。這是受海外需求增速放緩拖累所致。更糟糕的是進口也急速下降，這明確顯示出中國的內需正在下滑。兩件事結合在一起讓人不難看出，中國經濟即將面臨嚴峻挑戰。顯然中國經濟無法逆全球趨勢而動。
為什麼那些脫鉤論者會錯得如此離譜？搞清楚這一點很有必要。脫鉤論源自於錯誤的經濟分析，而脫鉤論的失勢尚未使這些分析失去市場。揭穿這些分析的假面對中國政府今後的政策制定將有重要意義。
經濟學家們的根本問題或致命偏好就是對一些簡單的經濟指標太過重視，尤其是對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如果你問一位專業經濟學家中國有多少省，他可能兩眼發呆。但如果你問他中國的GDP增長率是多少，他會馬上告訴你說，中國經濟過去30年的平均增長率達到兩位數，按照這個增長速度中國經濟會在2035年 (或其他某一天)超過美國。GDP中心論是經濟學家們常犯的毛病，它往往使人不去做更深的研究。這一點從經濟學家和分析師們大肆追捧高盛(Goldman Sachs)那赫赫有名的「金磚四國」說上便可見一斑。高盛在研究報告中預測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經濟將急劇增長，而這份報告的依據比小學五年級算術高明不了多少。
那些痴迷於中國GDP高增長率的人經常忽略了探討導致這一高增長的原因，以及這種增長是否可自我持續。而這正是脫鉤論痴迷者的硬傷，也是政策制定者容易犯大錯誤的地方。比方說，讓我們考察一下有關中國家庭收入的數據。中國家庭收入增長非常緩慢，這種情況在農村家庭中尤為明顯。過去20年左右，中國農村家庭收入增幅只及中國GDP增長率的一半。中國GDP增長和家庭收入增長的一快一慢意味著，中國以犧牲自身消費基礎為代價創造了巨大的生產能力。僅這一個事實就應足以推翻脫鉤論了。那些新生成的「富余」生產能力必須轉向什麼地方，這就是美國。更進一步說，中國的農村家庭收入和GDP增長率之間的鴻溝持續存在這一事實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愈來愈成為美國消費慾望的衍生品。
這就引發了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中國經濟增長為何以及怎樣系統性地損害了中國自身的消費潛力。要回答這個問題，人們首先要搞清楚中國GDP的高增長是如何實現的。雖然中國經濟增長應部分歸功於經濟自由化，但經濟增長中由市場驅動的部分並不大，且還在逐漸減弱。而與此同時，嚴重受控於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卻從上世紀80年代的30-35%提高到了當前近45%的水平。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GDP增長主要得益於由政府組織的基礎設施、城市建設以及城市化方面的大規模投資。這種高度依賴政府投入的經濟增長對中國消費潛力造成了最嚴重的破壞，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度。
讓我來舉例說明這一點。與中國急於吸引外資的地方官員打過交道的許多外國投資者，對下面這些話應該不會陌生：「你想在一片人口居住密集的10英畝土地上新建工廠嗎？沒問題。我們會在三週時間內為你清理出這片土地。」許多外國投資者都對中國地方政府這種「親商」態度稱奇，與似乎無法將這些事情做好的印度政府比起來，更是形成了鮮明反差。
但這種「親商」做法正是問題的核心所在。當自己的住宅用地被轉為工商業用地時，許多中國家庭幾乎得不到到任何經濟好處。中國政府對國內全部土地都擁有正式所有權，它能夠以在市場經濟國家不可想像的規模將一塊土地上居住的家庭異地安置，而這些家庭所獲補償往往遠低於他們所讓出土地的市場價值。正因為如此，工廠主們在中國的辦廠成本會大大低於其他國家，而成千上萬幢摩天大廈也會彷彿一夜間便從中國許多城市冒了出來。
但中國也無法擺脫一個基本經濟規律的支配：一個人的成本就會是另一個人的收入。工廠主和房地產開發商在中國的低成本，也就意味著中國經濟生活中其他一些參與者的低收入。而中國這些只拿到低收入的人碰巧又是國民中的大多數，其中尤以農村居民為多，他們幾乎沒有什麼政治力量來保護自己的權益。因此一條創造私人財富的可靠途徑──小土地所有者在城市化進程中以市場價格向開發商出售土地，在中國幾乎完全缺失，儘管中國的城市化正在以驚人的速度進行著。
所有這些都大大超出了脫鉤論的爭論範圍。要真正扭轉中國經濟的失衡局面，中國政府必須致力於推動中國人民的收入增長，而不能只盯著GDP增長。要做到這點有一個直截了當的做法，那就是在土地開發時採用市場定價原則，允許和鼓勵開發商以競價方式從農民手中獲取土地，並將這作為政府當前經濟刺激方案的一項內容。過去兩年中，中國領導層在降低農民負擔方面做得很不錯，比如說取消了農業稅，降低了教育和醫療收費等。現在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時候了。
環顧當今世界，沒有幾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擁有廣裊的土地、勤勞而聰慧的人民以及確保中國真正成為全球經濟大國的企業家隊伍。但這些潛力卻被誤入歧途的發展戰略浪費掉了，這一戰略以犧牲消費為代價來發展生產，用政治權力來壓低成本，而不是憑藉市場機制來增加收入。值此全球經濟衰退之際，中國及其13億人民正在為這一錯誤付出高昂代價。
（編者按：本文作者黃亞生是麻省理工學院薩隆管理學院的的國際管理教授，他撰寫了《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
但凡這些華爾街經濟學家目前仍沒有失業, 他們中很少會有人再提出如此論調了。中國不斷傳出的經濟數據正在使人清醒過來。最新數據顯示，依然在中國經濟中起骨幹作用的出口出現了7年來的首次負增長。這是受海外需求增速放緩拖累所致。更糟糕的是進口也急速下降，這明確顯示出中國的內需正在下滑。兩件事結合在一起讓人不難看出，中國經濟即將面臨嚴峻挑戰。顯然中國經濟無法逆全球趨勢而動。
為什麼那些脫鉤論者會錯得如此離譜？搞清楚這一點很有必要。脫鉤論源自於錯誤的經濟分析，而脫鉤論的失勢尚未使這些分析失去市場。揭穿這些分析的假面對中國政府今後的政策制定將有重要意義。
經濟學家們的根本問題或致命偏好就是對一些簡單的經濟指標太過重視，尤其是對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如果你問一位專業經濟學家中國有多少省，他可能兩眼發呆。但如果你問他中國的GDP增長率是多少，他會馬上告訴你說，中國經濟過去30年的平均增長率達到兩位數，按照這個增長速度中國經濟會在2035年 (或其他某一天)超過美國。GDP中心論是經濟學家們常犯的毛病，它往往使人不去做更深的研究。這一點從經濟學家和分析師們大肆追捧高盛(Goldman Sachs)那赫赫有名的「金磚四國」說上便可見一斑。高盛在研究報告中預測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經濟將急劇增長，而這份報告的依據比小學五年級算術高明不了多少。
那些痴迷於中國GDP高增長率的人經常忽略了探討導致這一高增長的原因，以及這種增長是否可自我持續。而這正是脫鉤論痴迷者的硬傷，也是政策制定者容易犯大錯誤的地方。比方說，讓我們考察一下有關中國家庭收入的數據。中國家庭收入增長非常緩慢，這種情況在農村家庭中尤為明顯。過去20年左右，中國農村家庭收入增幅只及中國GDP增長率的一半。中國GDP增長和家庭收入增長的一快一慢意味著，中國以犧牲自身消費基礎為代價創造了巨大的生產能力。僅這一個事實就應足以推翻脫鉤論了。那些新生成的「富余」生產能力必須轉向什麼地方，這就是美國。更進一步說，中國的農村家庭收入和GDP增長率之間的鴻溝持續存在這一事實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愈來愈成為美國消費慾望的衍生品。
這就引發了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中國經濟增長為何以及怎樣系統性地損害了中國自身的消費潛力。要回答這個問題，人們首先要搞清楚中國GDP的高增長是如何實現的。雖然中國經濟增長應部分歸功於經濟自由化，但經濟增長中由市場驅動的部分並不大，且還在逐漸減弱。而與此同時，嚴重受控於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卻從上世紀80年代的30-35%提高到了當前近45%的水平。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GDP增長主要得益於由政府組織的基礎設施、城市建設以及城市化方面的大規模投資。這種高度依賴政府投入的經濟增長對中國消費潛力造成了最嚴重的破壞，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度。
讓我來舉例說明這一點。與中國急於吸引外資的地方官員打過交道的許多外國投資者，對下面這些話應該不會陌生：「你想在一片人口居住密集的10英畝土地上新建工廠嗎？沒問題。我們會在三週時間內為你清理出這片土地。」許多外國投資者都對中國地方政府這種「親商」態度稱奇，與似乎無法將這些事情做好的印度政府比起來，更是形成了鮮明反差。
但這種「親商」做法正是問題的核心所在。當自己的住宅用地被轉為工商業用地時，許多中國家庭幾乎得不到到任何經濟好處。中國政府對國內全部土地都擁有正式所有權，它能夠以在市場經濟國家不可想像的規模將一塊土地上居住的家庭異地安置，而這些家庭所獲補償往往遠低於他們所讓出土地的市場價值。正因為如此，工廠主們在中國的辦廠成本會大大低於其他國家，而成千上萬幢摩天大廈也會彷彿一夜間便從中國許多城市冒了出來。
但中國也無法擺脫一個基本經濟規律的支配：一個人的成本就會是另一個人的收入。工廠主和房地產開發商在中國的低成本，也就意味著中國經濟生活中其他一些參與者的低收入。而中國這些只拿到低收入的人碰巧又是國民中的大多數，其中尤以農村居民為多，他們幾乎沒有什麼政治力量來保護自己的權益。因此一條創造私人財富的可靠途徑──小土地所有者在城市化進程中以市場價格向開發商出售土地，在中國幾乎完全缺失，儘管中國的城市化正在以驚人的速度進行著。
所有這些都大大超出了脫鉤論的爭論範圍。要真正扭轉中國經濟的失衡局面，中國政府必須致力於推動中國人民的收入增長，而不能只盯著GDP增長。要做到這點有一個直截了當的做法，那就是在土地開發時採用市場定價原則，允許和鼓勵開發商以競價方式從農民手中獲取土地，並將這作為政府當前經濟刺激方案的一項內容。過去兩年中，中國領導層在降低農民負擔方面做得很不錯，比如說取消了農業稅，降低了教育和醫療收費等。現在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時候了。
環顧當今世界，沒有幾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擁有廣裊的土地、勤勞而聰慧的人民以及確保中國真正成為全球經濟大國的企業家隊伍。但這些潛力卻被誤入歧途的發展戰略浪費掉了，這一戰略以犧牲消費為代價來發展生產，用政治權力來壓低成本，而不是憑藉市場機制來增加收入。值此全球經濟衰退之際，中國及其13億人民正在為這一錯誤付出高昂代價。
（編者按：本文作者黃亞生是麻省理工學院薩隆管理學院的的國際管理教授，他撰寫了《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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