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汪的分歧與中共的難題

2008-12-18 21:10 作者:管見

汪洋欲完成陳良宇未竟的事業？

中共的政治局和國務院正忙著刺激經濟丶「擴大內需」，儘管他們表面上還在堅持說主要是「抵禦國際經濟環境對我國的不利影響」，心裏則未必不知道，中國本身經濟內部的危機實際早已出現，在外部危機的影響下正在變得更為嚴重。這時，廣東地方當局與中央政府之間，出現一個不大不小的爭議，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看上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無視溫家寶的指示，不僅堅持其「不救落後企業」而「騰籠換鳥」，而且高調上綱上線，宣稱「走我們自己的路，科學發展的路，讓別人議論去吧」，「允許改革失敗，不許不改革」，很是特別。這不免使人想起先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強硬批評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相比而言，陳良宇是在內部會議上發難，言詞更尖銳，政治意味更強烈，而汪洋是公開表態，沒有點明對手，更像是正常的觀念分歧，卻也上綱到是否堅持改革的高度。

可以說，這一爭議，與陳良宇同中央政府的爭議一樣，在相當程度上體現著地方與中央的矛盾。陳良宇在政治上失敗，不意味著他一切皆錯，同樣，汪洋堅持他的看法和思路，也是他的權利。

其實汪洋的看法並非全無道理，所謂「落後的生產能力被市場週期性波動所淘汰」的確不錯，而溫家寶也不止一次地說要「通過兼併重組保護先進產能，淘汰落後產能」，兩人看法實際上相當一致。但溫家寶較為謹慎，沒有高喊所謂「先進的生產力」，更沒有像汪洋那樣把「著名的大企業」與「先進的生產力」等同起來，相反，他反覆強調要「支持中小企業解決生產經營困難」。

汪洋觀念與現實邏輯

這樣比較起來，汪洋觀念中的問題就突出了。

其一，他堅持說，「政府不能去幹市場經濟不允許幹的事情」，則當然「不能去救落後的生產能力」，但是，他強調政府對「騰籠換鳥要堅決」，其實也未必就是「市場經濟允許幹的事情」。

其二，大企業未必意味著「先進的生產力」，中小企業未必一定是「落後的生產力」，汪洋作為廣東當局領導人而代替市場做出那樣的認定，則明顯是「市場經濟不允許幹的事情」。

現實中人們看到的是，中共經濟政策一向都體現著「宏觀吃緊，調控民企，國企得益」邏輯，以及「行政主導下所謂中小企業產業升級換代」方針，其金融體系也秉持著支撐國有體制的原則，中小企業在市場中處處遭遇行政權力的控制，遭受壟斷企業的壓制，忍受銀行體系的歧視。

即使中共當局在目前危機中大動作刺激經濟，臺灣媒體在一旁看得清楚，「這次放鬆銀根的資金主要是『救急』與照顧民生，在這個前提之下，銀行放款的對象自然會優先選擇官方支持的政策以及重大基礎工程項目，因此受惠的將是背後推動這些項目的各產業龍頭型企業，龐大的中小企業卻不會在首選」。這樣，溫家寶即使對中小企業做出親善姿態，也難以改變國有體制支配的慣性，而汪洋的言論儘管蠻橫無理，卻是現實邏輯的顯現。國有體制的壟斷力量控制著油品丶電力等能源，中小企業總得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而危機到來之際，現代經濟中金融命脈的地位更為突出。企業無論是否掌握先進的生產力，倘若經營擴張中財務的短期脆弱狀態撞上了危機的浪潮，就會發生經營困難。這時，若有健全的金融市場，則企業或有生機，但在國有體制無情的支配之下，加上汪洋之類自詡「改革」的官僚，就不會有什麽希望了。

人們看得清楚，「下滑的是由出口帶動的製造業以及其它行業，同時還有房地產及其相關的二十六個行業」，而當局刺激經濟，注重的「則是政府投資的基礎建設項目」。這樣子刺激經濟當然可以速見成效，表現為GDP增長尚能保持，顯示出中共當局喜歡炫耀的「一枝獨秀」，然而如此這般的增長數字背後，依然是眾多中小企業在危機中艱難地隨波逐流。

中共官僚集團迷戀大企業

其實，愛護國有企業，更偏愛大企業，在中共觀念中一向如此。此次面臨危機，面對沿海地區中小企業大量倒閉的嚴峻形勢，溫家寶對中小企業表現出幾分親善的模樣，倒還算是有了幾分「改革」的意味，汪洋儘管高唱「改革」，實際則堅持著中共的傳統思維，反而更顯其保守之本質。

中國共產黨如此偏愛大企業，這樣的觀念，可以追溯到考茨基。考茨基在論述社會主義的實現條件時很重視工人數量增加的意義。他在一九○九年的《取得政權的道路》中宣布「革命新時代」時是如此，在一九一八年的《無產階級專政》中論述工人階級的成熟時也是如此，而且，他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本小冊子，特別論述了大企業對於社會主義的意義。考茨基認為，大企業意味著工人的人數增多，而資產者人數則相對減少，同時，大企業將顯示它們對於小企業的優越性，而「大企業的工人只有採取一種社會化的形式才能取得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還能維持生存的小企業都在日益衰落」。他描述的圖景是，「小企業的數目愈多，它們彼此之間的獨立性也就愈大，要把它們以社會化的方式加以組織起來也就愈加困難。這種困難隨著小企業數目的減少，隨著它們之間關係的日益經常和固定而相應地減小」，這樣，小企業在社會裏佔優勢丶沒有財產的人為數很少的情況就發生變化，大企業就造成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一個條件」，即「實現社會主義的意志」。在這個意義上，「沒有大企業在一定程度上的發展，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應該說，這種二十世紀初期壟斷大企業成長之際的觀念，早已陳舊。資本主義進入中期階段，壟斷資本發展至今，中小企業仍有很大的生存空間，而且仍然顯示出創新和競爭的活力。在體現生產力活躍的革命性質方面，中小企業相比大企業並不遜色，往往還更勝一籌，大企業往往要通過兼併中小企業來使自身保持活力，這在高技術企業中尤其明顯。

中共官僚集團迷信大企業，其「抓大放小」策略反而成就了改革的進展，中小企業的市場化之路難以逆轉。如今，汪洋之類的黨政官僚面對嚴重危機，仍在延續這種策略思維，為其塗抹「改革」色彩，實則只是力圖彰顯其「看得見之手」的控制力量。但是，溫家寶等人看來多少有些醒悟──任由中小企業在危機中沉浮的大勢固然難以扭轉，這樣的變化對於中共所珍視的「穩定大局」的衝擊，卻難以迴避。不過，中共官僚機器畢竟有著強大的慣性，它很難更新觀念，也很難接受批評，更難自我批評，或許也就很難基於其所謂「科學發展觀」而協調一致。溫汪之間的分歧可以維持在「不大不小」的程度，他們面對的現實難題，就由不得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