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一場重大政治鬥爭（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場。這次全會被認為是開啟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的起點。

今天，回顧鄧小平的講話，著實感慨良多。鄧小平說：「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共產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的確如此。即使在文革「踢開黨委鬧革命」，連黨的領導都不要了，林彪照樣高喊「唸唸不忘階級鬥爭，唸唸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唸唸不忘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唸唸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和林彪的「四個唸唸不忘」，說法不同，意思完全一樣。鄧小平作為一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申明這些原則，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他的矛頭所向，令人匪夷所思。

鄧小平為什麼要講四項基本原則

為什麼要在這個會上申明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說，現在「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佈懷疑或反對這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又說，「對於林彪、四人幫所散佈的極左思潮（毫無疑問，這種思潮也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只是從『左』面來反對），我們過去已經進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後還需要繼續開展這種批判，不能放鬆。現在，我想著重對從右面來的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進行一些批判。」

為什麼批判林彪、「四人幫」「從左面」來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時候，不申明這些原則，而現在要申明這些原則呢？按照中共一貫的思維邏輯，「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左是要革命的，右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左比右好。儘管左也要批判，但它不涉及原則問題；林彪「四人幫」是「從左面」來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因此，鄧小平並不認為有申明這些原則的必要。只有右才是立場問題、原則問題，才是最為嚴重的。而理論工作務虛會，尤其是那些對毛澤東和文革提出尖銳批評的人，在鄧小平看來，正是「從右面」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因而必須申明這些原則，不能有絲毫含糊。上述胡喬木的話是最好的註腳：「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不正是和這「五個否定」針鋒相對嗎？按照胡喬木對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污蔑，本來應該說「五項基本原則」才是。大概是因為說「必須堅持毛澤東」，於理不通，所以才改為「毛澤東思想」，合併到第四項基本原則中去。四項基本原則的矛頭所向，就是這個理論工作務虛會。所謂社會上「極少數人」如何如何，只是藉口，鄧小平批判的鋒芒，絕對不是指向他們的。

在我們會上，確實有人發表了比較尖銳的意見。但是，胡喬木所說的「五個否定」，完全是污蔑，是給這個會議抹黑。老實說，即使後來被認為「自由化」的那些人，當時也遠沒有達到這個「水準」。把對毛澤東和文革的批評，對毛澤東極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批評，對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批評，說成「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這在邏輯上，和「凡是派」把提出「實踐標準」污蔑為「砍旗」、「丟刀子」、「非毛化」，如出一轍。提出「實踐標準」，無非是要否定毛澤東那些錯誤理論、錯誤指示、錯誤決策，為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等，掃清障礙，哪裡有半點「砍旗」、「丟刀子」、「非毛化」的影子？同樣，理論工作務虛會對毛澤東及其極左路線的批評，也完全是在「實踐標準」精神下進行的，目的是為了端正黨的指導思想，更加深刻地總結歷史經驗，避免重犯文革那樣的錯誤，哪裡有什麼「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意思？前後不到一年時間，鄧小平竟把「凡是派」加給「實踐派」的罪名，變換一下說法，加到毛澤東及其極左路線的批評者頭上，這是人們始料不及的。

實質是爭奪毛澤東遺產的鬥爭

從中不難看出，鄧小平和「凡是派」的分歧，從權力鬥爭的角度看，確實很嚴重很尖銳，但在思想深處，在世界觀上，他們之間，不過五十步一百步而已：「凡是派」不許說毛澤東半個「不」字，鄧小平扮演的是「打龍袍」的角色，骨子裡都是要維護毛澤東的形象，不使有任何閃失，以便表明自己是真正的「高舉」，是毛澤東忠實的繼承人。區別只在於維護的形式和方法不同，這是因為他們當時所處的態勢和利益不同。一句話，他們之間的鬥爭，完全是統治集團內部爭奪毛澤東遺產的鬥爭。鬥爭的勝負，主要的利益相關者也是他們那些人。一旦新的權力格局確定下來，他們彼此之間是可以妥協的。大大小小的「凡是」們，後來紛紛投奔鄧小平麾下，而鄧小平也都接納他們，並委以重任，就是最好的證明。

當然，把「凡是派」批倒了，老百姓也沾了些光，許多人的陳年舊案，得到平反、昭雪；知識份子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低了幾十年的頭，總算可以抬起一點。還有，政治氣氛也不再那麼陰森恐怖，國人有了一點「免於恐懼的自由」。在這個意義上，批判「兩個凡是」，不失為一場全民族的鬥爭。正因為如此，作為理論工作務虛會的一員，儘管和許多與會者一樣，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無端地挨了批判，並且給日後的經歷埋下了禍根，我卻至今不悔，並無所謂被利用、被愚弄、或為他人作嫁衣裳之類的委屈。再說，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歷之一，親眼目睹了，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親自參與了一場政治鬥爭，使我看到了在「路線鬥爭」名義下進行的權力鬥爭的真相，看到了一點共產政治的詭異。這大大有助於我對整個中共黨史的理解。

四個堅持就是回到階級鬥爭為綱

鄧小平的報告不符合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實際，給敢於解放思想、發表意見的人，戴了完全不合尺寸的帽子，因而報告沒有得到與會者應有的尊敬和擁護。許多人包括筆者本人，都以個人名義，專門發了簡報，明確表示不同意見：反左才幾天，又要反右，這將給思想理論戰線造成混亂，不利於「撥亂反正」，徹底清理極左思潮。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這些意見都不幸言中。

「四項基本原則」，正如鄧小平自己所說，是中國共產黨所一貫堅持的。但是，過去沒有這個提法。有這個提法和沒有這個提法，大不一樣。沒有這個提法，只要實際上照著做就是了，不具有攻擊性，沒有反傾向的意義；有了這個提法，就有了攻擊性，有了反傾向的意義，具體地說，就有了反右的意義。鄧小平自己說得清楚，他申明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批判「從右面」來的懷疑和反對。毛澤東去世不到兩年半時間，中國歷史正面臨重大的轉折，鄧小平咄咄逼人地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這意味著在思想上政治上，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一貫反右的方針。從此以後，再沒有反左一說。所謂「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直至八九「六四」武力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都是這個方針的產物。

一九九二年一、二月間，鄧小平南方談話，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看似很注重防左，實際只是指經濟領域，和思想政治領域完全不搭界。相反，從同年十月召開的十四大開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樣的文字，反覆寫進黨的綱領。這就是堅定不移的反右的方針，也就是「階級鬥爭為綱」的意思。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所謂「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始終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必須堅持「階級鬥爭為綱」。正因為把毛澤東最基本、最核心的治國理念，改頭換面地重新肯定下來，三十年來，儘管社會經濟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政治上卻並無實質性的進展，政治改革如同「天橋的把式」，只說不練，到後來連說都不說了。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深深地影響了中國這幾十年的歷史進程。

胡喬木私下說四個堅持站不住

「四項基本原則」的提法，是胡喬木幫鄧小平概括出來的。鄧小平把它當做「解放思想」的底線，當做現存政治體制的護法神。胡喬木則把它當做打擊異己的棍子，他用這條「四節棍」，不知打了多少人。他以一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標榜，大家也都以為他是這樣的人。實際上，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據鮑彤先生披露，一九八九年初，也就是被認為「自由化」思潮氾濫的時候，胡喬木說：「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將從憲法中刪去。」這個話，他跟趙紫陽說過，跟鮑彤說過。有人因此而認為，胡喬木這個人品質惡劣，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口是心非，兩面三刀。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認為，除此而外，也應該看到，他能如此直言不諱，說明他雖然身居高位，素以忠誠而加官進爵，卻還保有一份知識份子的真誠，我倒反而對他產生了幾分敬意。當然，他用這四根棍子打人的惡行，並不能因此而一筆勾銷。

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社會上發生的一些事情，包括西單民主牆，各地「知青」和工人為捍衛自己的權利而舉行的示威遊行，特別是長期積累的冤假錯案得不到解決，苦主們紛紛上訪，有的到黨政機關靜坐，甚至衝擊，以及質疑「對越自衛反擊戰」等，也影響了鄧小平對形勢的判斷。尤其是西單民主牆，對他刺激很大。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很多人主張，把西單民主牆變成一個常設的發揚民主的園地。要給它建一個擋風避雨的場所，大家可以到那兒去自由地發表意見。

「西單民主牆」惹惱鄧小平

西單民主牆在理論務虛會之前就有了。大概是一九七八年四月開始的。人民日報兩位記者範榮康、余煥春，對它作過一個詳細的調查，調查報告發在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上。西單民主牆上的大字報，首先是批判「四人幫」，其次是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呼籲，再次是為劉少奇平反呼籲。他們的思想理論觀點，比理論工作務虛會的人，尖銳得多，也超前得多。我們在會上，就沒有提出為劉少奇平反的問題。我們畢竟是體制內啊，他們是體制外的，有的是受迫害的工人，有的是「四五運動」的老戰士，都是非常有激情、有思想的小青年。他們除了在民主牆貼大字報，還辦刊物，很有聲勢。對中共歷史的總結，對現實問題的分析，都有很好的見解。所以，開始的時候，受到黨內一些老人的稱讚。鄧穎超說，要知道什麼是民主，就去看看西單民主牆。王震說西單民主牆好啊，鄧小平也很讚賞。

但是，不久以後，他們的態度變了。為什麼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第一，民主牆加大了批判毛澤東的力度，而且涉及了他的隱私，說到了什麼「龍子龍孫」之類。第二，民主牆發表了署名「一個中國青年工人」給美國總統卡特的信，希望作為總統先生的朋友應邀訪問美國，去看看美國人民是怎樣生活的。第三，民主牆談到了非常敏感的人權問題，並且呼籲國際上予以關注；第四，魏京生貼了一張題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大字報，指名道姓批判鄧小平，告誡人們警惕他的獨裁傾向。這大大地惹惱了鄧小平。四天後，魏京生被捕，後判刑十五年。

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批判務虛會，下決心反右，與社會上的這些動向不無關係，這可以說是他從反左轉而反右的社會背景。

鄧小平為何宣稱要分道揚鑣？

理論工作務虛會是一個分水嶺。據鄧力群在《十二個春秋》裡透露，理論工作務虛會後，鄧小平說，「以前，在反對『四人幫』、批判『兩個凡是』問題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到後來，理論界、思想界有些人則和我們分道揚鑣了。」鄧力群透露的這個資訊，我認為並非造假。這從胡喬木、鄧力群同於光遠的關係的變化上，可以得到印證。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復出，組建國務院政研室，他們三人一起共事，關係密切。直到理論工作務虛會前，他們的關係仍然不錯，經常相約一起去看鄧小平。但是，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後，彼此之間明顯疏遠了。有一次，我和光遠出去辦事，在車上說起有人認為光遠有書生氣，他憤憤地說，「書生氣有什麼不好，總比政客好嘛！」我知道他說的政客，指的就是鄧力群。更重要的是，鄧小平找於光遠辦事也越來越少了。這些都說明，彼此的裂痕很深。
鄧小平為什麼要同這些人「分道揚鑣」呢？在他看來，這些人不僅思想上政治上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而且行為方式上也不遵守他劃定的界限。作為政治家，他要以「大局」為重。所謂「大局」，在當時，最重要的，就是把毛澤東這份遺產處理好，並且把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裡。這樣，一方面，可以和「凡是」們鬥，另一方面，又可以號令天下。為了和「凡是」們鬥，鄧小平需要鼓勵人們「解放思想」，衝破一些禁區，對毛有所批評，以便使他從神壇上走下來。為了號令天下，鄧小平又不能對毛否定太多，他需要劃定一個界限，否則，這個半神半人的偶像就用不上了。鄧小平對毛並非沒有看法，他多次說過，二十年後要對毛澤東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但是，現在必須在他劃定的界限內行事，不許越雷池一步。他之所以要和一些人「分道揚鑣」，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違背了他的旨意。

第一，會議干擾了中央的工作部署。三中全會以及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儘管提到了毛澤東有缺點，文革也有問題，彭德懷等要平反，天安門事件要平反，還提到康生有錯誤。但是這些問題都不能操之過急，要在適當的時候處理。這是中央的部署，理論工作務虛會把它打亂了。一下子把所有問題都提出來了。這是鄧小平所不能容忍的。

第二，會議衝破了黨的紀律約束。中央沒有講到的事情，是絕對不許講的，這是歷來的規矩，這個會議也提出來了，比如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哪有什麼政治體制改革，最多有那麼一點影子。如果連這條紀律約束也衝破了，中央的權威何在，今後還怎麼掌控黨內外的人和事？

第三，會議撕裂了黨的話語系統，肯定了很多歷來被當作錯誤甚至反動的東西，例如人道主義、人性、人權等等。排斥和否定這些普世價值，向來是黨的意識形態的根基。會上對這些東西給以肯定，豈非大逆不道？

理論工作務虛會應該載入史冊

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對理論工作務虛會作了完全負面的評價，並且宣布同一些與會者分道揚鑣，事後又徹底封殺了這個會議，以至於近三十年來，除了當事人，幾乎無人提起。然而，這個會議的意義是抹煞不了的，它將載入中國改革開放發端時期的史冊。

第一，會議的內容，通過各種管道，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為全國解放思想樹立了一個榜樣，加速了處理歷史問題，平反冤假錯案的進程。會議批判了「兩個凡是」，降低了「凡是」們的威信，為中央隨後作出人事變動，提供了輿論支持。不過，人事變動，是否一定要做得那麼絕，還可以研究。事實上，就在當時，陳雲、胡耀邦等人，就有不同看法。

第二、會上提出的很多問題，特別是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比如，一黨專政問題，接班人問題，終身制問題，黨政分開問題，普選制問題，憲政民主問題，至今沒有解決，說明這個會在思想上政治上，是比較超前而有啟發作用的。現在，這些問題，多半還是禁區，只能在體制外、海外或網際網路上談論。

第三、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的一些世界觀和價值觀方面的問題，起了某種導向作用。這些問題成了此後三十年裡重大的爭論問題。比如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人性論問題，人權問題，後來都有很激烈的討論和爭論。

第四，會議影響了此後近三十年思想理論界的政治生態。會議開完，不同傾向的人，立即向不同方向發展。「凡是」們被打敗了，轉而緊跟當局，又成了主流派。原來「凡是」毛澤東，現在「凡是」鄧小平。而那些繼續堅持理論工作務虛會精神的人，則逐漸邊緣化，有的還被打成所謂「自由化」的代表，或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或從黨內除名，或開除黨籍。其他一些人，包括於光遠、胡績偉等在思想理論界有影響的老人，雖然沒有那麼嚴重，發言權也大大縮水了。這表明，新老「凡是」一脈相承。實際上，獨裁體制本質上都是「凡是」，都是一言堂，都容不得不同意見。

上面說過，明年是理論工作務虛會三十週年，也是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三十週年。不要指望對理論工作務虛會解禁，也不要指望對四項基本原則有什麼不同的說法。眼睛不必都向上看。歷史的傳承，歷來有兩種管道：官方的和民間的。只要民間的香火不斷，被官方蓄意封殺的歷史，總有一天，會登堂入室，進入正史的殿堂。相反，被官方強行欽定的歷史，總有一天，會遭人唾棄，而被從正史的殿堂中驅逐出去。胡喬木那句話，「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將從憲法中刪去」，對於官方來說，是一個不祥的預兆。

二○○八年九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