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臭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岳麓印刷廠工作三年多，在左家壠一帶，除認識陳亞陸之外，我沒有再交上一位"新朋友"。
記得當時左家壠藥店新來一位營業員，是個高考落榜生，古典文學根底很好。我每次給父親檢中藥，在店堂裡與他聊幾句，吐屬文雅，印象不錯。但隨後在路上相遇，他總是彬彬有禮地點頭微笑，卻不停步寒暄，更不用說相約深談了。看得出來，他得到了某種警報。
還有幾位師院藝術系的大學生，也是打了兩次交道後，中斷往來......我不知道背後指指戳戳的人有多少，但肯定有不少人對我敬而遠之。
我自己也特別注意，不與人往深處談。有時候遇到談文學的場合，只聽不說，不表現自己。要是原先，聽到談文學，便迫不及待地插進去背誦幾段經典古詩文，發揮一通拾人牙慧的"高見"，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然後洋洋得意，飄飄然......有一次在某個場合，遇到一位瘦高個青年，聽說是翻譯家傅雷的小兒子，我馬上迴避了。
相當長一段時間沒有新的情報，劉股長也感覺變化很大，認為是陳亞陸、李良等案件，暴露了我的身份。因此，準備給我換一個環境，調入岳麓公園工作。當他徵詢我的意見時，我沉思良久--
實際上，去岳麓公園，是我夢寐以求的工作之一。職工宿舍在愛晚亭一帶，古木森森，鳥語花香，環境幽雅。岳麓書院的藏書，麓山寺的碑刻，文物古蹟，黃興、蔡鍔等名人墓廬，亟待整修整理，我去了，大有用武之地。光是一塊像密碼一樣的"禹王碑"古蝌蚪文，就夠你求索半輩子......但我能去嗎？換到靠近湖南大學的新環境，那裡是學富五車的教授們散步的地方，天真幼稚的大學生如過江之鰂，讓他們一一落入公安設置的羅網，殺了我都不干。
在劉股長面前從沒有說過"不"字的我，終於鼓足勇氣怯怯地搖了搖頭。
劉股長許諾我可以選擇國營工作單位，曾閃過一念，如果真能自由選擇，我想去湖大或師院的圖書館，那裡有讀不盡的藏書。一是擔心捆綁得太緊，二是上述理由，我根本沒有提過。
我想，要徹底擺脫公安的控制，只有自立，不依靠他們安排工作。於是，趁"文革"武鬥前逃離岳印之後，便沒有再回頭。武鬥期間，停發三個月工資，回廠工作的通通補發；不回廠的，一律不補。--我只能無奈地接受後者。
" 文革"中，由於動亂造成國家、集體經濟極端困難，雖然表面上仍舊大喊極左口號，但實際政策已稍稍放鬆，允許街道裡弄、農村生產隊辦小型工廠自救。這些多如牛毛的工廠建立後，缺業務、缺原材料、缺設備......也缺少技術工人。於是，毛澤東把人卡死在固定位置上的"剛性社會"，在他還沒有死之前，就開始鬆動。只要身懷一技，便可任意流動，在流動中提高技術，在流動中自己漲自己的工資。
目睹技術工人吃香，我便下決心學習機械操作技術。
剛下決心，就認識了祖宗三代貧農的易富強廠長，他在撈刀河辦了一家機械廠，需要一位管理員兼保安，工資低，工作瑣碎，時間長，且沒有節假日。別人不願去，我去了。圖啥？圖的是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學技術。
那時我已結婚，年近而立，有一種"非學好不可"的緊迫感，便拚命干。常常是機床空下來，我便上去，幫廠裡義務加工零件，藉以鍛練自己的技術。記得母親打電話來，告訴我懷孕足月的妻子"發著了"，我在車床上已連續干了36個小時，興猶未盡。趕忙回家送妻子進醫院產科，不久女兒便呱呱墜地。
除了操手藝之外，我還夜以繼日地閱讀各種工藝學、繪圖設計、機械零件......因此，技術長進很快，在城鄉小廠跳來跳去，幾年後達到"八級鉗工"水準。"改革開放"後在復刊的《機械工人》雜誌上陸續發表論文6篇...... [注25]
"一技養身"之後帶著老婆、孩子滿天飛，甚至遠走高飛到離長沙城五、六百里的南縣三仙湖鎮，終於脫離了"狗"身份，恢復成堂堂正正的人，這時，長沙公安對我也就"沒奈何"了。
我仍然小心謹慎地"斷線不斷音"，每次回長沙，總是去看望劉媽媽，主動向劉科長匯報鄉下工廠的情況。我猜測長沙公安到三仙湖進行了調查，但無所謂，我與工人打成一片，一身油抹水光的工作服，已經徹底世俗化。我一沒有收音機（避免懷疑收聽敵臺），二沒有反動書刊，天天在車間裡繪圖設計，答疑解難，高技術，高工資，受到廣泛的尊敬，無懈可擊。再者，鄉下人淳樸，沒有那麼多鬼點子，對真正有知識、有本領的"長沙大師傅"敬愛有加，生怕又被別處挖走，絕不會講我半句壞話。
我為什麼猜測公安進行了調查呢？
因為有一次到劉科長家，閒聊時他說："三仙湖有蠻多長沙人啊。"
我回答："是的，有許多長沙師傅。"
"你認識何XX嗎？"--他問的是何其善同學的大弟弟，我女兒的英語老師。
"教委分配他在三仙湖中學教英語。"我回答。
"為什麼每天聽美國之音？"
"可能是為了訓練英語聽力，三仙湖的人都聽美國之音。"
劉科長不做聲了，廣大群眾公開用大分貝收聽美國之音（鄉下干擾波較弱），法不犯眾。如果60年代長期"收聽敵臺"，是當然的"反革命"。--"大家都聽"，我可不能聽，我要自律。
上面這段對話，使我猜測長沙公安到過三仙湖，通過當地派出所瞭解所有流浪到那裡的長沙人的表現。
那時候，公安的控制能力明顯減弱，鞭長莫及了。原先捆綁得死死的人群，包括一些有技術特長的"四類分子"，紛紛"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像游擊隊員一樣散落到群眾的汪洋大海中去了。除非"大案"、"要案"的通緝犯，誰來找你呢。
與共產黨分道揚鑣，不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氣，還需要足夠的政治智慧。特別是公安系統中的政保部門，不管你是什麼情況進去的，其"潛規則"是只進不出。只要在裡面混過，決不允許你把秘密帶出來。我想，像我這樣全身而退的，不說唯一，有也不多。
歲月在不同方向改變著我們每一個人，雖然，冥冥之中神已經安排好命運，但在具體過程中，個人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待續)
[注25] 《機械工人》是機械工業部主辦指導全國工人提高操作技術、總結操作經驗的月刊，分"冷加工"和"熱加工"兩種。1978至1982年，我以"陳工鉗"筆名先後發表"老師傅談經驗"論文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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