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個新聞記者眼中的延安
重讀趙超構《延安一月》

2008-11-10 06:23 作者:傅國湧

1944 年夏天，民間報紙——重慶《新民報》主筆趙超構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走訪延安。7月30日起，他在重慶、成都兩地《新民報》先後連載《延安一月》，客觀、忠實地記錄了他在當時的「國中之國」延安的所見、所聞、所思，單行本一版再版，一紙風行，名動一時。陳銘德在序言說，他「對於延安事物，雖然有時是介紹，有時是批評，但自始至終，看不到有一句話是離開國民的公正觀點的。」「忠實的介紹與自由的批評，是新聞記者應有的責任」。（蔣麗萍等《民間的回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169頁）趙超構自稱「始終不過是新聞記事，它只能代表一個新聞記者對邊區的看法，它不是什麼正式的調查書或裁判詞。」（《趙超構文集》第二卷，文匯出版社1999年版，759—760頁，以下不標明出處的都引自此書）近60年後重讀《延安一月》，我不無吃驚地發現，短短 43天的走馬觀花，33歲的趙超構以一個新聞記者的眼光，洞察了許多細緻入微的真相，在整個民族付出了難以想像的沈重代價後，尤其讓人有恍然大悟之感。

毛澤東的號召：「魅力有如神符」

儘管毛澤東和他們的談話始終圍繞著「民主」這個中心議題，「我當時想，假如把毛先生這一番關於民主的談論摘出來，放在重慶任何一家報紙上做社評，也不至於引起特別感覺的。」（645頁）但在趙超構的眼中，「毛澤東是一個最能熟習中國歷史傳統的共產黨行動家」，「在他的行動中，《資治通鑒》和列寧史丹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647頁）早在1944年的延安他就已登上「神壇」。

「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毛澤東目前在邊區的權威的絕對的。共產黨的朋友們雖然不屑提倡英雄主義，他們對於毛氏卻用盡了英雄主義的方式來宣傳擁護。凡有三人以上的公眾場所，總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廠學校，都有毛氏的題字。今年春節，延安書店所發售的要人圖像中，毛氏的圖像不僅超過其他要人的圖像，而且是兩三倍的超過。

‘毛主席怎樣說’雖然不是經典，但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依然是邊區幹部動員民眾的有力口號。……口號標語是共產黨宣傳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號，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農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話是絕對的，保險的。」（646—647頁）

「思想標準化」

以一個新聞記者的敏銳，趙超構發現——「除了生活標準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標準化的。」（654頁）人們對生活問題、政治問題等的看法幾乎都「千篇一律」，人們的思想「刻板一致」，「不管你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

「他們的思想，不僅標準化，而且定型了。」連「他們對於國內外人物的評判，也幾乎一模一樣，有如化學公式那麼準確。」（654頁）「就是他們的私生活態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觀念，甚至如戀愛問題，也似乎有一種開會議決過的戀愛觀，作為青年男女的指導標準。」（655頁）這還算不上什麼，更奇怪的是，他們一致否認「思想標準化」並非出自「黨和政府」的直接管制，而是他們「認識一致」、「理解一致」。

在物質和精神生活貧乏的延安，「最缺乏的空氣是‘學院氣’或‘書卷氣’」並不值得奇怪。延安「摒棄了學院派的學說」，除了向「馬恩列史」學習，「但也可以說他們的理論水準，將以馬恩列史的理論為最高的界線。這結果，免不了要形成偏狹的思想，並且大大地限制了知識的發展。」（656頁）這是一個「思想標準化」社會的必然趨向。

「不像女人」

延安的女性算不上一個特殊群體，她們幾乎已完全融入這個高度「革命化」、「一致化」的男性社會。「由於黨性，同志愛必然超過對黨外人的友誼；由於黨性，個人的行動必須服從黨的支配；由於黨性，個人的認識與思想必須以黨策為依歸；由於黨性，決不容許黨員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獨立主義’、‘分散主義’、‘宗派主義’。」（661頁）毫無疑問，在那裡，黨性高於人性，尤其是「從那些‘女同志’身上，我們最可以看出一種政治環境，怎樣改換了一個人的氣質品性。」（662頁）

「所有這些‘女同志’都在極力克服自己的女兒態。聽她們討論黨國大事，侃侃而談，旁若無人，比我們男人還要認真。戀愛與結婚，雖然是免不了的事情，可是她們似乎很不願意談起。至於修飾、服裝、時髦……這些問題，更不在理會之列。」（同上）

她們以「不像女人」為榮，「為什麼一定要像女人」是她們執拗的回答。「政治生活粉碎了她們愛美的本能，作為女性特徵的羞澀嬌柔之態，也被工作上的交際來往沖淡了。因此，原始母權中心時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漸在她們身上復活了。而我們也可以從她們身上直感到思想宣傳對於一個人的氣質具有何等深刻的意義！」（663頁）

趙超構發現，「至於女黨員的丈夫，那就一定是有黨籍的人；女黨員嫁給非共產黨的男人，可以說絕對沒有。」（662頁）在那個時代無數有關延安的報導中，像這樣細緻而銳利的眼光還是罕有的。他曾以很多筆墨寫到丁玲，在文藝界座談會後的午餐上，「她豪飲，健談，難於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當甜食上桌時，她撿了兩件點心，鄭重地用紙包起來，似乎有點不好意思，解釋道：‘帶給我的孩子。’然後非常親切地講了一陣孩子的事情。只有在這時，丁玲露出了她母性的原形。」（670頁）

他終於目睹了一個幾乎完全男性化的女作家「保留住最後一點女性」，這也是他為歷史留下的一個生動細節。

對魯迅「敬而遠之」

「在延安，形式上的檢查制度是沒有，替代它的是作者自動的慎重和同伴的批評。我知道延安人所說‘批評’的意義，就是用多數人的意見來控制少數人，在主觀上作家似乎不受干涉，可是敢於反抗批評的作家，事實上也不會有。所以，延安人自有理由說他們沒有檢查制度，而我們也可以說延安有一種批評的空氣，時在干涉作家的寫作。」（692頁）

「延安有許多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比如魯迅的作品，我們總以為是應該大受延安人的歡迎的了，而事實上則並不流行。」在延安的各個書店中，文藝書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讀物，還有高爾基的書，「魯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沒有。」儘管延安文藝界尊崇魯迅，「然而在目前的延安卻用不到魯迅的武器。魯迅的雜文，好像利刃，好像炸彈，用作對付‘敵人’的武器，自然非常有效；可是，如果對自己人玩起這個武器來，卻是非常危險的。」（677頁）

1942年，王實味因一紙雜文「野百合花」闖下大禍，從那以後延安文壇對魯迅只能是「敬而遠之」了。除了「魯迅藝術學院」和高崗書架上看到過一部紅面精裝的《魯迅全集》之外，「我們實在看不到魯迅精神在延安有多大的權威。他的辛辣的諷刺，他的博識的雜文，並沒有在延安留下種子來。唯一的理由，就是目前的邊區只需要積極的善意的文藝，不需要魯迅式的諷刺與暴露。要是需要的話，那也只有在對‘敵人’鬥爭的時候。」（678頁）

在「生活標準化」、「思想標準化」的延安，沒有「檢查制度」是因為不需要檢查制度。這位記者率直地對丁玲她們說：「我感覺這裡只有共產黨的文藝，並沒有你們個人的作品」，

「為了大家服務，應當放棄個人的主觀主義的寫作。」（668頁）這是丁玲的辯護。魯迅雖然被奉在高高的「神壇」之上，魯迅的作品卻並不流行，書店裡找不到一本他的書，一句話，延安不需要「魯迅精神」，「延安文藝政策的特色，是多數主義、功利主義、通俗第一，一切被認為‘小資產階級性的作品’，儘管寫得好，這裡是不需要。」（692頁）

王實味的「認罪」

當趙超構見到「以‘野百合花’鬧出問題來的王實味」時，他說：「這種意外的會見，頗使我一時失措，因為我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和他交談。……王實味卻先開口談起他自己的事情來了。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著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問到他最近的生活，據說還‘在休養中’。據我的觀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要說‘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沒有留下一點創傷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698頁）對此，他終生難忘，四十多年後，他還寫了《說說王實味的事情》：「王實味就是一個以言取禍的先例」，「比起 ‘文革’牛棚裡的人是老前輩了。」「直到十年內亂中，我還不時想到王實味那副被整跨了的認罪表情。」

這些獨特的發現，顯示了一個獨立的新聞記者的眼光。對此，毛澤東打心底裡並不高興，1945年8月底，他們在重慶再次見面，毛當面說他「是個自由主義者」，其實這是婉轉的批評，但在趙超構當時聽來無異是最大的褒獎。當然毛也肯定他在重慶這樣的地方寫《延安一月》這樣的文章「不容易」。

「新民主主義」

讓後人最為吃驚的是，趙超構透過林林種種的表面現象，一眼洞見了「新民主主義」和延安政治背後實質性的問題——

「依我個人瞭解，新民主主義的國體觀念是富有彈性的，……主要的一點是依著客觀情勢，確定某階級是‘革命’的，不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而伸縮聯盟的範圍。」（754—755頁）

「我們最好的態度，是將‘新民主主義’看作是共產黨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這就是共產黨的‘主義’。主義是有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種深遠的理想，而新民主主義則不過是共產黨在未能實行共產主義時的某一階段的政策。……

說到‘新民主’與我們所習見的舊民主的不同，重要之點在乎國體觀念。我們的民主觀念是以整個的國民為主體的，不分階層與宗派。新民主主義摒棄了‘國民’兩字，而正式以階級為主體，因此有‘什麼階級和什麼階級的聯合專政’等等的名詞。

以‘舊 ’民主的眼光來看延安的‘新民主’而判斷其民主程度，我以為：在社會民主化方面，延安人的確有了一些成就，至少農工兵的自尊心是提高了，肉體勞動是成了風氣了，兩性平等也確定了，幹部不復有擺官架子的機會了，在吸引民眾參加公共生活一事上，延安人從老百姓所最關心切己的生產運動出發，教會了他們開會、討論和組織。但是，狹義的政治方面的民主，則尚須保留評判。獨家經營的《解放日報》、唯一存在的共產黨、行政官兼理的司法、各黨派沒有競爭機會的選舉，這從舊民主的標準看來，都還是缺憾。」（756頁）

從1936年到1944年，有多少中外記者曾訪問延安，這些深刻的問題，埃德加·斯諾沒有發現，範長江沒有發現，俞頌華沒有發現，有了這些發現，趙超構的《延安一月》就不僅屬於新聞史，而且具有思想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