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內對保健醫生的「肅反運動」
一九五四年剛過了十月一日國慶節，二日下午，我正在門診部值班，汪東興給我打來電話，約我晚飯後，到他那裡去，說：「有事情要談談。」我講我在值班，有什麼事。他說：「你來了，再仔細談。」 我覺得很突兀，因為汪平時說話，一向直爽痛快，從來沒有將話留下，不立即說明。那時，汪的宿舍就是一間大房子，是辦公室、會客室、飯廳兼臥室。他的小孩和保姆另外住在院子對面的平房裡。他剛吃完飯，要我坐下，泡了一杯茶。
他說：「這是今年的龍井茶，你嚐嚐。」我喝了幾口茶，就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去辦。他的神色突然嚴肅起來。他講：「你知道我為什麼把你放在門診部，保留這麼久，沒有調出去?」我說：「我不清楚。」
他說：「我觀察了這麼幾年，你很受群眾的歡迎。你最大的特色是對待人不分高低上下，一律耐心週到，不勢利眼。所以，不只是一般同志，就是高級首長都知道你。你的高明的醫術，平易近人的人品，熱情細心的服務精神，給大家的印象比較突出。在閑談時，毛主席他們都聽說了你。給毛主席找個保健醫生，能勝任下來的不容易找到。我已經請示過周恩來總理，他批准了，昨天我當面報告了毛主席，他同意。不過要先見見面，談談，如果談得來，再定。你要準備準備。」
我聽了後，大吃一驚。我再也想不到，會指派我做這麼一份工作。 許多思緒此時一一閃過我腦海。我的妻子慎嫻在美軍供應處和英國文化委員會工作過，沒有辦法找到她不是特務的有力證明，因此她沒有資格加入共產黨。而我也沒法改變我的出身背景。何況，毛已經有了保健醫生。然後我又想起我大曾祖臨終時交代子孫不要作御醫的遺言。
我將這些想法，都告訴了汪。他聽後哈哈大笑說：「你怎麼想的這麼多?你的歷史問題和家庭的一些問題，在你入黨前已經審查過了，都做了結論，不是新情況，新問題。要你去工作，不是我一個人說了就定下來，是經過黨委討論。而且你的這些問題，報告了羅部長和楊主任，也報告了周總理，都認為不成問題，才報告毛主席定 下來。你還有什麼猶疑呢?」
我又問他，傅連璋知不知道這次的分派。傅此時已是新設立的衛生部副部長，兼任保健局局長，負責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工作。他自認是毛的密友和追隨者，非常關心毛的健康，自然會想參與我分派的事。
他說：「傅部長雖然是你的上司，但是這樣的工作，是中央直接定下來，不需要他參與。」但實際上汪估計不足，傅對於我這次任命沒有通過他，十分不高興。
我當時又問汪：「是不是是再考慮一下，商量商量呢?」我深知給毛工作，是個眾目交集，引人注視的所在，尤其負責他的健康保健，責任太大。一旦發生點差誤，即使算不上什麼的差誤，也會將這些問題聯繫起來，而形成「階級報復」的駭人罪行。
汪說：「不行了。這已經是組織上定下來的事，沒有考慮商量的餘地。」我看這事已成了定局，沒有迴旋餘地。
然後他又說：「你準備好，先與主席慢慢熟起來，能不能做下去，適合不適合，還要由主席自己決定。你等著吧，會找一個很自然的機會讓你見主席。到時候我會通知你。就這樣吧。」
在這次談話以後，汪將毛以前的一些病歷記載拿給我，要我瞭解毛的病史，並囑咐我多做些準備，還同我說：「主席就要離開北京，到南方休息，這次你先不要去，照舊在門診部工作，還是要找自然機會見他。」
我回到宿舍，同妻子嫻說了領導上的這一決定，和我跟汪談話的經過。她也認為，既然中央定下來，不可能改變了。她說，這工作責任太重，不能出任何一點毛病。從這天起，嫻無日無夜不為我的工作與安全擔心。
曾任共產黨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同志於一九五０年猝然與世長辭後，其未亡人陳琮英變得極為消沉。陳常來門診部看病，主要是頭痛、失鳴和耳鳴。我給她鎮定劑及蘇聯的一種溴化鉀和咖啡因混合藥劑服用，但她的問題純粹是心理上的，門診部也無可奈何。我只能盡量安慰她，人死不能復生。
後來我奉汪東興之命陪同陳琮英同志到上海和杭州休息兩個星期，以防她憂鬱症病情惡化。當她知道我被派去做毛的保健醫生時，她同我講：「這個工作可不好做，千萬謹慎小心。毛老頭脾氣大得很，而且翻臉不認人，沒有人在他那裡幹得長的。江青這個人，是出名的騷賤貨，待人刻薄，你千萬別上當。在那個地方工作，一旦搞不好，出來，沒有地方敢要你，弄不好還要坐牢。」
在五十年代初，毛的威望正如日在中天，誰也不敢背後議論他。這些肺腑之言，簡直是「反黨言論」。這些話我一直銘記在心，在此後的行動中，無時或忘。
在「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中，在警衛局長汪東興的指揮下，將一些保健醫生打成「反黨分子」。原來是幾年來這些保健醫生不滿意脫離醫生臨床工作，單純只給某一個人做些照料生活的所謂保健，湊在一起時，不免講些不滿意的話，甚至發牢騷。警衛局便藉此機會整整醫生們。
這種「批判鬥爭會」幾乎每天下午、晚上開，每次要開四或五個小時，弄得人疲勞不堪，而同時罪名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
江青的保健醫生徐濤（他也曾短期任過毛的專職醫生）在批鬥會中是眾矢之的。開批判鬥爭徐的會上，江青特地叫衛士參加，「揭發」徐對江青是如何「粗暴」，如何「虐待」江。並舉出例證，如，江青叫徐拉上窗簾，因為日光刺目，徐沒有立即拉上，於是成了有意損傷江的眼睛；江要求室內溫度固定在攝氏二十六度，江感到冷，批評徐降低了室溫，徐拿了室內溫度計給江青看，恰好是二十六度，於是成了有意在精神上折磨江。像這樣的「罪名」不一而足，要徐承認「有意反對江青，反對共產黨」。最後徐被定為「反黨小集團」的主要成員。奇怪的是，其他的「集團」內的保健醫生，都被調離中南海，可是這位「反黨分子」的徐醫生，並沒有被調出中南海，反而繼續給江青做保健醫生。
我那時不知道，醫生們其實只是汪東興和傅連璋爭權奪利的棋子。任衛生部副部長的傅連璋負責指派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醫生。凡是傅派到「中央首長」處的醫生，都要定時向傅匯報，回報的內容不只是身體健康情況，也包括所瞭解的言論和行動。傅採取這些手段，來摸清「中央領導人」的政治動向，特別是黨內鬥爭的動向。在「中央領導人」中，自然毛澤東是傅視為最重要、最需要摸清的人物。
而身為警衛局長的汪東興恰恰也是盡一切可能摸清中央領導人的意圖動向，進一步壟斷這些情況。汪能指揮的主要是警衛人員和衛士，因為這些人都是汪親自選派的，但是汪也要利用醫生和護士收集情報。於是傅連璋認為汪東興干涉他的業務職責。
在汪任派我為毛的保健醫生後，汪傅之間的勃溪劇烈。傅想以我的家庭背景問題說動毛不任用我，汪則轉而利用反革命批鬥大會一一攻擊傅委任的醫生。最後是汪勝利了，醫生們只是犧牲品，汪東興和傅連璋之間形成決裂局面。
發生這次所謂「反黨小集團」事件時，我受到很大的震動。我完全明白了，在工作中，只能絕對服從，不能絲毫違背「上級」的意旨，如不謹慎而觸犯「上級」的個人意志、威望、都會被無情的「整」，也就是被鎮壓。採取的方式，是「群眾的」制裁辦法。群眾呢，他們是被指定參加這行動，甚至他們在會上的發言，都是早經排好的。
這次可真是一次非常生動的教育，讓我明白，每一個人都是在一個佈置好了的環節內言談行動。一個人不能有什麼個人意志，只能是一部龐大複雜的機器中的一個小零件──不管這零件安裝的部位合適不合適，也不管這零件在整個機器運轉時，能不能起作用，只要甘心在這部位上聽命運轉下去就可以。
這點對於自由知識份子的心靈，所造成的痛苦是難以比擬的，在「為人民服務」、「一切服從黨的需要」的鋼鐵紀律下，保全自己的唯一途徑，是俯首貼耳，唯命是從。違背良心的言論，違背良心的行動，成了準則。而更糟的是，唯有這種辦法，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進而一步步爬上去。
四十年後的今日，我在美國安全的環境下，追憶這些往事，我知道我當年這樣做，我沒有餘地，我那時得保護我的家人，無路可走。如果今天我回了中國，政府要我支持一九八九年血腥的天安門事件，我也必須同意。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在，只有一直違背自己的良心，才能在中國生存下去。
而四十年前的我，在與汪東興會談數月後，仍滿心歡喜的期待毛的召見。但毛遲遲未召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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